研究人文社科的重要性和意义论文

首先，通过人文素养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培育他们的民族精神，增强其精神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起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以增强我们的精神竞争力，这是克服腐朽、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法宝。对此要务，优秀的人文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功能。因此。通过加强大学优秀人文文化的教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对世界、对民族和社会、对人生的理性认识，从而大大增强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力量，这对于推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次，培育人文素养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科学主要是依靠逻辑思维。人文社会科学主要依靠形象思维，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使大学生经常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差互补训练，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这对于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缺乏人文素养，很容易使人从简单的角度片面地看待世间所有事务，使自己的事业很难取得成功，自己的人格也不可能完整。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要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必须重视和加强人文科学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用文化的力量缓解、限制、抵消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针对当今世界普遍存着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目前由于教育的 太专门化所造成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改变各专门人才的“单向度”倾向，使得21世纪高校所培养的学生既有科学素养，又富人文精神，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健全人格。这将是我国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文明的可靠保证第三，培育人文素养可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文素养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很多方面内容，作为现代公民教育意义上的人文素养，主要应当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它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渗透力。人文素养对于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已进人攻坚阶段，要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要求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达到和谐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具有和谐精神的人去实现。从国际经验看，最稳定、最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间社会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由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中间阶层，成为未来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所以，树立和谐、合作思想的大学生也就必将成为未来社会和谐的基石。第四，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继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提升。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绝不仅是一个技术精良的专家，而是一个在胸襟气度．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上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的人；不仅有完备的知识、见识和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有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远大宇宙眼光的人。培育学生在自己的行为实践中努力遵循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即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已奉公，惨已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在教育教学进一步改革的今天，为使大学生全面发展，真正培养出能为我国的科学进步、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应有贡献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大力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培育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途径 培育人文素养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要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和谐共处，相互渗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素养培育过程。其主要途径本文重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树立现代人才观念，增设人文课程。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阶段，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而是要培养一批知识群体，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是影响社会的文化，乃至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知识力量。为此，高校要树立与现代教育特点相符合的、以提高学生 全面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确立以育人为中心，把重点落实到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即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修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高校要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在课程设置、经费投人、师资培训等方面保证人文学科的教学需要，在高校开设人文社科类必修课、选修课，尤其是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为培养大学生较高的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2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目前大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倍受学生的重视，如果在学生最关心、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课程中贯穿和渗透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文素养的培育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识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只有知识进人人的认 知本性，渗透到生活与行为中才称之为素养。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文化品味、高雅的审美情趣、健康的心理素质、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修养、博大的爱国情怀、丰富的精神世界。对于求知若渴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教师是偶像。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强调人文与科学的自然渗透与融合，以体现人类文化的整体性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态势。亲其师而信其道，在完成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同时，逐步达到培育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实现高校人文素养的培育和文化启迪的主要形式。校容校貌、标志性建筑、优雅的人文环境以及文化沙龙和各种高品味的艺术演出等，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环境的熏陶，校园文化折射体现着一所学校的内在精神和行为风范，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创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校园浓厚的人文氛围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物质文化建设，建造一批具有自己校园特色的人文景点和自然景点，并形成集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的校园物质文化系统。其次是强化制度建设，以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的大学制度推动大学文化不断前进。再次是要积极挖掘本校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此引导和激励学生。以开放的胸怀和理性的态度 不断吸收、整合、创造反映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风尚，使大学文化始终处在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的最前沿。4．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建立科学的人文素养评价体系。通过学校教育的各子系统及各要素间的协调运转，形成技术教育和人文熏陶的合力。在突出自然科学教育的同时，让学生获得知、情、意、行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选修课、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教育，将人文素养考核纳人整个考试考核体系中。将学生在参加各种文化社团、文体活动、艺术竞赛等人文社科类知识竞赛时所取得的成绩和表现作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主要评价依据。另外还要多方位、多渠道地进行人文素养的培养，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等，使学生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在与人和社会、自然的交往中开拓视野，关注社会，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不断完善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思想道德，社会活动参与等方面的考核评价方式。将定性指标与定量评分相结合．追踪考证．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情况。 大学生正处于知识、能力、素养等各方面成长的关键时期，其人文素养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大学生的未来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当前，国人齐心协力构建和谐社会，高等院校扩招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如何培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刻分析培育大学途径具有深远的意义。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素质教育、科学素质教育及身心素质教育等同等重要，因此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应高度认识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不断实践，努力探索，推动高校人文素养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1、首先，小学教师通过对小学生人文知识的传授可以影响小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需要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师学好人文社会科学。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适应21世纪小学教育教学改革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施素质教育能力的，可从事小学教育教学的高等应用型专业人才。它培养出的学生是直接面向的是祖国的下一代的小学教师。不容置疑，小学生是需要学习人文科学知识的。梁小民教授对人文社会科学作用的认识，十分精辟。他说，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而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专业教育不同，素质教育着重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认识、观察世界，分析各种问题的能力。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人文素质。人文社会科学不是给受教育者一个专长，不是简单地告诉你某件事情该怎样做，而是告诉你思考问题的方法。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学好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人文修养，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小学生时，可以把自己所学到的人文知识一点一滴的告诉他们，也许小学生本身只能理解浅显的概念，但通过持久的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将人文知识渗透到他们的潜意识中，这样，正确的人文知识对将来小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在无形中会起到正确的引导和匡扶作用，有利于祖国下一代的将健康成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曾阐释了这样的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我们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这里，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文学科可以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引导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从之一点来说，我个人认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学习自然科学。2、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匡正社会风气的作用，这也需要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目前，青少年品德不良和违法犯罪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从总体上呈现出居高不下的局面。早在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率约为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而到70—80年代初，数量已有所上升，增为70%以上。到了2000年，少年犯罪率也是居高不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犯罪率？社会的影响是最本质的。青少年学生富于幻想，求知欲又极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以，很容易会在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走上犯罪道路。而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它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建。而传播人文社会科学最好的，最快捷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小学教育更是从根本上传播了人文社会科学。所以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学好人文社会科学更是迫切和必然的。3、再次，现在我国对人文知识的缺乏，更需要我们去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早些年，人文社会科学在人们心中地位的失落，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从左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出发，视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强的阶级性，以至将人类学、社会学等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否定。前些年，在片面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人们更多关注科学技术、经济效益，而将不能立竿见影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文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边。以至于这些年我国人文科学并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呼声高。而这些年建设和谐社会，人本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文素养。我们不能在只重视自然科学而不重视人文科学了。哲学是一切学科的总结与指导，而哲学正是人文精神最为重要的一环。 简单来说，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如正负号和绝对值的关系。如果方向正确，科学的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进步。然而如果人们的精神和信仰被愚昧和盲目笼罩，正如正号变成了负号，巨大的科技成果将会直接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毁灭。 因此，无论科学的本质和素质如果加速人类的能力进步，人类精神上的进步才是文明进步的根本象征。这就是人文的力量，也是精神文明的根本所在。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并且从小学开始就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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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来含义几经演变，其狭义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目的四个角度来全面系统的了解。(1)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自为性和个别性，其中充满复杂的随机因素的作用，不具备重复性；研究对象本身又是由有意志、有目的和有学习能力的人的活动构成的，涉及变量众多、关系复杂，贯穿着人的主观因素和自觉目的。(2)人文学科更多地使用内省、想象、体验、直觉等非理性方法。人文社会世界的主体性、个别性、独特性、丰富性特征，要求认识主体具备把握意义世界的主观感悟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密切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活动因而带有个体性与差异性特点。（3）人文社会科学很难使用实验方法，即使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的“试验”、“试点”，也总是随时间、地点和具体对象而改变，很难做到研究对象的简化和纯化，也不可能使研究对象的属性重复出现。(4)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在价值论框架下展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文化与社会本质、发展规律的研究，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提升生活质量，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助于营造一个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环境，而且注重探讨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有关的价值与意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虽然点面广，但是凡属人文社会范畴的学科都是为人文和社会服务的。只有以马克思社会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客观而辩证的看待问题，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才能真正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才能真正揭示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