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论文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不仅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而且起着关乎全局、举足轻重的作用。荆州博物馆比较系统的田野发掘和考古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多年来，该馆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考古学研究成果。为了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荆州博物馆先后发掘了7000多座古墓葬和20多万平方米的古文化遗址。其中鸡公山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场，阴湘城、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天星观一、二号楚墓，马山一号楚墓，雨台山、拍马山楚墓群，张家山、凤凰山、高台秦汉墓地，凤凰山168号汉墓等项目，皆属重大考古发现。1992年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和1999年潜江章华台遗址的发掘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人类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和展品，而且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研究资料。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衡量田野考古水平的标尺。荆州博物馆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8月止，该馆共出版学术报告和学术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还有大量的发掘简报、藏品介绍、译文等文章。这些著述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其内容主要为长江流域大溪、屈家岭、石家河三大原始文化、南方地区的夏商文化、东周楚文化、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及战国、秦汉简牍文字等。其中《江陵雨台山楚墓》荣获“夏鼐考古学成果”二等奖。

参考范文: 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野趣水景园的植物造景艺术 摘 要:通过对野趣水景园的规划理念、植物配置类型及景观营造的总结与分析，以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中的野趣水景园为例，探讨富有特色的植物景观营造规划方法，特别是水边空间的植被绿化，要根据各自的场所和植物的不同生活形态来选择，充分利用水、湿生植物，通过合理分区营造丰富多彩的水体景观，并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字:洛阳;植物园;造景 洛阳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有闻名遐迩的园林和丰富的植物资源，这座地处暖温带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人文风景和自然风景资源丰厚，利于造园。 2006年，坐落于古城里坊遗址之上的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建成。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位于新旧城区的中部核心地区，东起现状里坊路，西至王城大道，南临古城路，北接洛宜路，周边为规模更大的隋唐地遗址保护区，全园占地861 800m2。 园区被东西流向的古洛渠、胜利渠分成3大区域，南区为生产管理区，北区为苗圃科研基地，中区为专类园区。 野趣水景园是专类园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园子，位于植物园的西北部，总面积133 800 m2，水域面积28 378 m2。设计时间为2005年10月，2006年6月建成。 1 野趣水景园的总体规划 作为植物园中专类园区的一个区域，野趣水景园要与全园总体规划目标原则一致，满足全园所要达到的功能--以洛阳的山水、植物和隋唐遗址文化为基础，以文物保护和促进当地生物产业发展为前提，以科研、科教、生产、旅游和文化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植物园，同时，要充分利用原有渠道，解决灌溉、排水和造景要求[1]。 造园手法富有细节变化，充分体现自然野趣的风格特色，充分利用水系、地形与植物配置相协调，使园中的一切都统一在娴雅而和谐的气氛之中。同时运用山水画艺术风格，使园林成为立体的山水写意画，有形的自然山水诗。 总体布局可以概括为“一心、一环、一轴线”。 一心:以湖水围绕的大洲为重心，统帅全园。洲内林木森森，野花怒放，趣味盎然。 一环:以环湖路为纽带串联景区，环湖路既为水陆的分界面，又作为景观沟通与联系的桥梁。大小不同的岛屿美不胜收，水中的荷花、睡莲、美人蕉等竞相开放，相映生辉。 一轴:通过贯穿水景园内的二级路形成与全园的有机联系，既体现了水景园独特的人文景观，又实现了与整体植物园协调统一的连通。 2 水景园植物景观特色 以水生植物造景为主题，以洲、岛、渚等丰富的地形地貌，野趣自然的植物配置，分区域展示了各植物组合的野生、天然、美丽的园林景观，从而集中体现了耐湿、挺水、浮水、沉水等植物在湿地水域的生态环境中所起的固岸护坡、洁净水质、哺育动物等大地之肾的生态功能。 以植物造景为主，除了原种的植物收集展示，还补充大量观赏价值高的品种作为配景，既了解植物自身的质地、美感、色泽及绿化效果，又注意到植物配置的群体美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从季相、色彩、质地等造景要素上全面提升植物园的观赏性，营造出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优美园景和舒适的环境以吸引游人前来参观，达到寓教于游憩休闲的目的。 3 植物配置类型分析 疏林缀花草地的植物配置 以榉树、榆树、黄连木、乌桕等高大乔木为主，或孤植或群植。修剪整齐的草坪，姿态优美的大树，散置的置石，以及镶嵌于草坪上的花卉组合，共同组成了一幅自然、朴素、淡雅的优美景色。 水边空间的植物配置 水生、湿生植物所在的水边空间，将水域和陆地的景观融为一体，其在生态保护和环境美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植物难以替代的，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水体景观，还与水质处理系统、生态保护系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2]。 水边林、湿生植物带 这一地带处于水陆交界处，土壤湿润，选用的植物材料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适应性很强，还要有与自然山水相协调的景观效果。在陆地与近水区之间种植了水杉、落羽杉、垂柳等乔木，林下种植了吉祥划等耐湿植物，岸边种植了千屈菜、卵叶丁香蓼等适应性强的岩生植物，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带。千屈菜花色明艳醒目、姿态娟秀洒脱，与水体绿树形成对比，层次分明，景色优雅宜人[3]。 直立水生植物带 这里会出现不定期的水位变化，是受波浪影响的区域，坡面坡度变化很大，主要是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芦竹(Arundo donax)、美人蕉(Canna indica)、雨久花(Monochoria korsakowii)、菖蒲(Acorus calamus)、水葱(Scirpus validus)、再力花(Thalia dealbata)等直立水生植物生长的区域，植物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姿态优美:碧叶如盖的荷花，叶似利剑的菖蒲、瓣如飞燕的鸢尾(Iris germanica)，花絮似雪的芦苇，穗若串珠的蓼花(Polygonum hydropiperl)等，这些挺水植物与水体和岸上的景物相互映衬，反映出不同季相的秀美景色。 精品荷花区集中了大量的精品荷花品种如:玉吉(Nelumbo nucifera 'Clean Jade')、祝福玉莲(N. nucifera 'Zhufu')、友谊(N. nucifera 'Friendship red')、牡丹莲(N. nucifera 'Friendship Peony')、赛佛座(N. nucifera 'Saifo zuo')等，沿岸种植水杉、垂柳等耐湿植物作背景，同时点缀一些睡莲、萍蓬等浮叶花卉，使得景色生机盎然，充满韵律节奏感与山林隐逸野趣[4]。 浮叶--沉水植物带 该区是许多水生观赏植物适宜的区域，如睡莲、萍蓬草(Nuphar pumilum)、金银莲花(Nymphoides indica)等。 睡莲王莲景观区:拥有大量色彩娇丽优雅的睡莲品种，如仁者(Nymphaea 'Rene gerard')、佛琴娜莉斯(N. pygmaea 'Virginalis')、爱丽(N. laydeder 'Elisiana')、粉牡丹(N. 'Pindk Peony')、怀特(N. tetragona 'Tuberoda Richa')、日出(N. 'sunrise')等，景观壮丽，秀色宜人。 沉水植物景观区:有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llatum)、篦齿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穿叶眼子菜(P. perfoliatus)等，洁净水持，提高水的含氧量，犹如水下森林、意境幽深。 洲岛植物配置 应用丰富多样的植物品种，使山体、绿地和水体自然衔接，创造大片野趣、休闲的园林景观。大量运用各种野花组合，营造自然美丽的景观，或置于路旁石畔，或置于水边林缘，或大片种植。野花组合品系的选择要根据应用地区的气候条件、海拔高度、土壤条件等因素，选用不同品系具有极强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的花卉品种进行混合配比。野花组合是由一、二年生花卉和多年生宿根花卉按配方组成的多种组合，如“夏日花园组合”“一、二年生组合”等。这种多类型搭配的组合，才能从早春到晚秋开花不断，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 河中的水杉树小岛颇具特色，茂密的水杉挺拔林立，水葱、垂柳带来淳朴的野趣，让人享受到返璞归真的体验。岛中植物与水生湿生植物协调花生，共同营造出自然美丽的景观效果。 4 植物配置的经验与心得 大量运用水生植物造景，充分发挥水生植物的姿韵、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力求模拟并再现自然水景，创造了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园林意境。水生、湿生植物配置进行合理分区:沉水植物区、睡莲王莲景观区、荷花观赏区、沿岸的水生湿生植物区。使得水面空间层次丰富，驳岸处理自然，使山水融为一体。 地被植物与野花组合的广泛应用是野趣水景园造景的主要组成部分。林下岸边、路旁广泛栽种地被植物与各种草花组合，大大丰富了园林的色彩和景观。如园路两旁选种一些与绿地环境相适应的草花组合--“夏日花园”，色彩缤纷，夹道相映成趣。园路转角“超矮的花坛组合”，淡雅秀丽。林下大量种植鸢尾、葱兰，高低错落，色彩丰富。 同时更兼顾景观生态学要求，重视园林的生态效益，把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同时又考虑了其景观多样性与景观个性的统一，科学合理地配置和营造景观，最终达到自身的景观稳定。 5 问题与思考 (1)水生植物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能吸收水体中的养分物质，净化水系，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但是水生植物不像陆地植物易于控制，如果对其习性不了解，会存在较大的植物分割危险，因此应加强对水生植物的侵害性研究，才能作出更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方案。 (2)施工与设计要有机结合，在施工过程中，现场施工与设计之间要充分协调，地形整理、植物配置、置石等景观性强的工程，要依据施工现场的情况和进度随时调整和调度，既要掌握法则，又要灵活运用，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6 结语 位于专类园区北部的野趣水景园，植物千姿百态，绿树成荫，湖面微波粼粼，水鸟纷飞，野趣盎然。同时大量运用水湿生植物造景，鸢尾风韵优雅、清新自然;再力花花穗修长，随风摇曳，洒脱多姿;芦苇成片种植于溪边，重阳时节，柄柄芦花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煞是好看;花叶芦竹洒脱自然;泽苔草无拘无束，田园野趣尤浓;纸莎草高大洒脱;花蔺婀娜潇洒，柔美多姿。水、湿生植物洒脱的姿形、优美的线条、绚丽的色彩、美丽的四时景色，通过艺术构图，形成了一幅幅风光秀丽的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1]唐学山,李雄,曹礼昆,等.园林设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2](日)都市绿化技术开发机构,地面植被共同研究会.地面绿化手册[M].王世学,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赵可新,钱萍.水生、湿生植物在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园林,2005(7):73-75. [4]李尚志.水生植物造景艺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