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男女官服论文参考文献

[1] 刘岳屏. 服装展示空间设计初探[J]. 广东建筑装饰, 2007, (04) . [2] 李洪琴. 民族民间服饰的现代设计方向[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6, (09) . [3] 梁宇,李曼. 法国天才的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J]. 世界博览, 1985, (05) . [4] 陈沛照,王希辉. 花蓝瑶服饰文化内涵阐释[J].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06, (02) . [5] 孙云. 浅析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的意义途径[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06) . [6] 朱剑波. 朝鲜族传统服饰特征及其民俗探源[J]. 东北电力大学学报, 2006, (05) . [7] 尹笑. 飘如游云 矫若惊龙 中国古代服装之美[J]. 东方艺术, 2006, (02) . [8] 林朝阳. 中国古代服色的审美意识[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3) . [9] 蒋孝锋,刘国联,蒋琳. 中、日、韩三国人对于民族服装的态度与选择要素的比较研究[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3) . [10] 高秀明. 服装展示与服装艺术[J]. 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01) .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服装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1]张文明.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N]. 云南政协报,2020-08-26(006).[2]孟庆.关于人物摄影与服装造型的关系探讨[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44-45.[3]李雯.白裤瑶设计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究[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193-194.[4]杨韶斐.探析民族服装设计中蕴含的文化性和审美性[J].西部皮革,2020,42(15):50.[5]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产业网络定制营销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7):73-74.[6]王丽霞.民族服装的传承与创新--评《创意服装设计学》[J].印染助剂,2020,37(06):67.[7]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规模个性定制营销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11):13-15.[8]新华.民族服装业中的销售问题初探--以呼和浩特蒙古族服装业为例[J].全国流通经济,2020(15):28-29.[9]郑天琪.西南少数民族服装配饰功能与内涵研究[J].美与时代(上),2020(05):120-121.[10]张君浪.中国民族服装品牌发展的国际化探索[J].国际纺织导报,2020,48(04):55-59.[11]新华.民族服装加工业经营的调查研究--以巴林右旗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06):16-17.[12]陈欢,卢菁菁.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文化探析[J].智库时代,2020(09):275-276.[13]王俊伟.闽南服装文化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工业设计,2020(02):146-147.[14]陈志军,蔡珍珍.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创新研究[J].纺织报告,2020(01):72-73+78.[15]陈莉芳.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轻合金加工技术,2020,48(01):68.

[编辑本段]文武官冠服 1.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 一品文官朝服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一品七梁，玉带玉佩具。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玉绶环2。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余同一品。三品五梁，金带，佩玉，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金绶环2。四品四梁，金带，佩药玉（即玻璃），余同三品。五品三梁，银带钑（音sà飒）花（即银质饰有凸纹金花），佩药玉，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2。一至五品都用象牙笏。六、七品二梁，银带，佩药玉，黄、绿、赤织成练雀三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绶环2。御史服獬豸（神羊）。八、九品一梁，乌角（牛角）带，佩药玉，黄、绿织成鸂鶒二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铜绶环2。六品至九品用槐木笏。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将朝服上衣改成赤罗青缘，长过腰止七寸，不掩没下裳。中单改成白纱青缘，下裳赤罗青缘，前三幅后四幅，每幅三襞积（褶裥），革带前缀蔽膝，后佩绶，系而掩之。大带表里用素色。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2.文武官祭服凡皇帝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领缘青罗衣，皂领缘白纱中单，皂缘赤罗裳，赤罗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定锦衣卫堂上官在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时可穿大红蟒四爪龙衣，飞鱼（龙头鱼尾有翼）服，戴乌纱帽。祭太庙社稷时，他们穿大红便服。 3.文武官公服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 一品文官公服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及在外武官每日公座服公服。其制为盘领右衽袍，衣料用纻丝（缎织物）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至四品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团花），径5寸。二品小独科花（小团花），径3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散排的写生形摘枝花），径2寸。四、五品小杂花纹，径1寸5分。六、七品小杂花，径1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有漆、纱两种，展角氏1尺2寸；先规定杂职官幞头不用展角，只垂2带；后准用展角。腰带；一品玉带，二品犀角，三、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为乌角（牛角）。带鞓青色，垂〓尾于下。黑靴。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同一品。百官入朝碰到雨雪，许服雨衣。 4.文武官常服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 二品文官常服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洪武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yì音义），去地1寸，袖长过手，回复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5寸，袖长过手7寸。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xián音闲）、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以上所述的常服，就是著名的品服，也是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这些不同的鸟纹兽纹，都设计成方形框架之内，布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下围装金饰玉的腰带，极其壮观。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说：“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接着讲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级官员按其等级根据规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统一制作定时分赐。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违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至海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装，不但穿的人极少，而制造的人也几乎断绝了。 5.文武官燕服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规定品官燕服为忠静冠。忠静冠是参照古时玄端服的制度而定的，鉴于当时服制出现混乱现象，故用忠静之名，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通过服装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效果。忠静冠冠框用乌纱包裱，两山具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冠边用金片包镶，四品以下用浅色丝线压边，不用金边。衣服款式仿古玄端服，古制玄端取端正之意，士之衣袂（衣袖）2尺2寸，衣长亦2尺2寸，正裁，色用玄，上衣与下裳分开。明代用深青色纻丝或纱、罗制作。三品以上织云纹，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素履，白靴。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都督以上武官许穿之。 6.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飞鱼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元典章》卷五十八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不花帖木耳奏：'街市卖的缎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龙，只少一个爪子。四个爪子的卖著（者）有奏（着）呵'。”说明四爪大龙缎袍（即蟒袍）在元初就已经在街市出卖。《明史·舆服志》记内使官服，说永乐以后（公元1403年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据《碎金》称作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但）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至于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襕。 飞鱼，据《山海经》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具有神话色彩。《林邑国记》说：“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 斗牛服斗牛原是天上星宿，《晋书·张华传》说，晋惠帝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通晓天文的雷焕去询问，雷焕说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就让雷焕为丰城令。焕到任，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乃一以送华，一以自佩。后张华被杀，剑忽不见。雷焕死后，其子持剑过延平津，船至江中，剑忽跃出，堕水。但见二龙蟠萦有文章，水泯警沸，于是失剑。明代斗牛服为牛角龙形。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亲属可穿五爪龙纹衣服，明后期有的重臣权贵也穿五爪龙衣，则称为“蟒龙”。嘉靖权相严嵩被参劾倒台后，在江西分宜县严嵩的老家抄没成千上万件丝绸衣料和各种华贵服装。《天水冰山录》记载着从严嵩家抄没的财产名录，其中有五爪云龙过肩妆花段（缎），各种颜色质料的蟒龙纹衣料。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斗牛、斗牛补、斗牛过肩、斗牛过肩补；飞鱼、飞鱼补、飞鱼过肩、飞鱼通袖等各式衣、圆领、袍、袄、女衣、女袍、女袄、女披风等成衣和织成衣料，即按照成衣款式的结构裁片排料而织制的服装匹料。明代蟒服、斗牛服在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广州郊区明墓均有实物发现。 [编辑本段]命妇冠服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冠花钗9树、两博鬓、9钿。穿绣有9对翟鸟的翟衣，素纱中单，黼纹领，用朱色縠镶袖口及衣襟边。蔽膝绣翟鸟两对。玉带，佩绶，青色袜舄。二品，冠花钗8树、两博鬓、8钿。穿绣8对翟鸟的翟衣，犀带，余同一品。三品，冠花钗7树、两博鬓、7钿。衣绣翟鸟7对，金革带，余如二品。四品，冠花钗6树、两博鬓、6钿。衣绣翟鸟6对，金革带，余如三品。以下五品至七品每低1品，减花钗1树，减1钿，衣减绣翟鸟纹1对。带用乌角带。自一品至五品衣随夫色用紫，六、七品衣随夫色用绯。大带如衣色。 洪武四年，因文武官改用梁冠绛衣为朝服，不用冕，故命妇亦不用翟衣，改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珠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衣为燕居之服。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装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用金粉调胶画花）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镶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镶银间用珠。 洪武五年改定品官命妇冠服。一品礼服：头饰为松山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云喜花三朵，后鬓珠梭毬一，珠翠飞翟一，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一，金簪二珠梭环一双。衣服为真红大袖衫，深青色霞帔，褙子，质料用纻丝、绫、罗、纱。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翟纹。 一品常服：头饰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3，金翟1，口衔珠结。鬓边珠翠花2，小珠翠梳1双，金云头连三钗1，金压鬓双头钗2，金脑梳1，金簪2，金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都用金。衣服为长袄、长裙，质料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长袄镶紫或绿边，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纹。二品礼服，除特髻上少1只金翟鸟口衔珠结外，与一品相同。二品常服亦与一品同。 三品礼服：特髻上金孔雀6，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1，后鬓翠孔雀2。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纹。余同二品。三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3，金孔雀2，口衔珠结。长袄，看带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纹，长裙横竖襕并绣缠枝花纹，余同二品。四品礼服特髻上比三品少1只金孔雀，此外与三品同。四品常服与三品同。 五品礼服：特髻上银镀金鸳鸯4，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1，小珠铺翠云喜花3朵，后鬓翠鸳鸯1，银镀金云头连三钗1，小珠帘梳1，镀金银簪2，小珠梳环1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纹，镀金银钑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纹。余同四品。五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鸳鸯3，镀金银鸳鸯2，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2朵，云头连三钗1，梳1，压鬓双头钗2，镀金簪2，银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皆银镀金。衣服为镶边绣云霞鸳鸯纹长袄，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六品、七品礼服：首饰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雀4，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雀1，小朱翠花4朵，后鬓翠梭毬1，翠练雀2，翠梳4，银云头连三钗1，珠缘翠帘梳1，银簪2。衣服绫或罗、绸、绢大袖衫，绣云霞练雀纹霞帔，钑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雀纹，余同五品。六、七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3，又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镯钏皆用银。衣服为有边长袄，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看带，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八品、九品礼服：首饰为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3，又银间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1，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2，银间镀金脑梳1，银间镀金簪2。衣服为大袖衫，霞帔，褙子，霞帔上绣缠枝花，钑花银坠子，褙子绣摘枝团花。及襟侧镶边绣缠枝花长袄，余同七品。 洪武五年又定命妇团衫之制，用红罗制作，绣雉鸟纹分等第，一品9等（行），二品8等，三品7等，四品6等，七品3等。其余不用绣雉。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大袖衫领阔3寸，两领直下1尺，间缀纽子3，末缀纽子2，纽在掩纽之下。霞帔2条，各随品级绣7个禽鸟纹，前四后三，坠子中钑花禽1，四面云霞纹，禽如霞帔随品级用。

中国通史里有

明代袍的颜色，是分等级的。一至四品官穿绯色（大红），五至七品官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官袍圆团花纹直径的大小也区分等级，一品用大独科花，直径五寸；以下品级用品，随品级大小而缩小。 袍的补子，也依照官阶的大小有一定的图像： 一、公、侯、驸马、伯用麒麟补、白泽补（白泽、麒麟，是神话动物或古代绝种的动物）。 二、文官，一品画仙鹤的补子。二品画锦鸡。三品画孔雀。四品画云雁。五品画白鹇。六品画鹭鸶。七品画鸂鸂。八品画黄鹂。九品画鹌鹑。杂职画练鹊。风宪官画懈廌。 三、武官，一品、二品画狮子。三品、四品画虎豹。五品画熊罴。六品画彪。七品也画彪。八品画犀牛。九品画海马。 一、二品官服补子实物 - 明代官袍圆团纹，除了龙团纹，还有蟒衣（四个爪的龙）、飞鱼（有翅膀和鱼尾巴的龙）和斗牛（头上有两只弯角的龙），以及麒麟的纹路，穿这一些花纹大红袍的人，都是一、二品到公、侯、伯、驸马以上的高官。 官服补子实物 明代官像画保存了当代的官服艺术形式。明朝传至今日的官服，几乎荡然无存，少数从墓穴挖出来的几件，也是破损腐朽变色了。而官像画里的服饰鞋帽，色彩鲜艳，配件齐全，加上写实的人物表情，可说是纪录了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官样服装秀，也提供学术研究、古装戏、现代的服饰造形设计良好的参考 明代的官像画服饰，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史实，并补充文字叙述的抽象和不足，我们从许多官像画的服饰实例中，可以发现几种特色： 一、冠帽方面：可看出官方规定格式，只是原则上的条件宣告，样式也是多采多姿富於变化的。古人与现代人都注重头围身段、个性气质的整体表现，除了大小的自然改变外，男生冠帽的配饰，如帽缘中间玉饰的形状、雕花、大小、镶边都不太一样。女生冠钗细件的形式花样，更是多采多姿，翠博山（翠盖）、金凤（金翟）、珠翠翟、珠滴、宝钿；三博鬓（皇后才有）、珠牌（挑珠排、挑排结子）、珠翠云片、冠缘设计，乃至发形、耳饰、胸针等，都有极丰富的变化内容，这显示出古代手工社会，注重冠帽艺术表现，以及个人美感风格造形的品味。 7a9">:~ vVtkB$]L 由官家妇女装扮的华丽，也可看出先生对太太的疼惜与尊重，女生爱美、艺术要求的天份，就在凤冠上展露。也有一些女官像没有戴凤冠，只插几个头钗，可能是官便装，或早期凤冠还未形成制式、流行，也有可能跟官位大小有关系。 二、衣服方面：颜色的表现上，可能并不如官方规定的：一至四品官用大红色，五至七品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一般官便服都以暗蓝色、天青色居多，也有绿色。而戴官帽的官服，则以大红色常见，如我们在古装戏看到中进士或状元的人，都穿大红色官服，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应该穿青色官服，大概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红色的喜气洋洋，就并不完全照规定穿著了。而官家妇女更以红色官服较多，所以，我们称女生的刺绣、手工艺叫「女红」，是有民族文化特格特色的。 明代官服的纤绣花样纹图也颇多变化。有人说只有皇帝才能穿五爪金龙的龙袍，然而明朝留传下来的「李贞写真像」中，李贞就穿著五爪金龙的龙袍。官太太也有穿龙袍的，但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官妇人。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和时代进化的晴雨表。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本文试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礼越制的突破性 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封建社会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 [1]其文化意蕴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作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不得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5]。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作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至此，明代服饰制度基本成型，其规定之严密，范围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饰制度，是因为这些繁缛苛刻的规章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7]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 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这股风潮滥觞于成化时期，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衣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 ================================================================ “男子惟绸布土缣，富者间衣文绮，以袭以布，谓之衬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 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谦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 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万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 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曰凌云巾”[34]。至于上文涉及的瓦笼马宗帽，又称瓦楞帽或瓦楞马宗帽，以马牛尾编结而成，范濂也记载了它在松江地区的流变：“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23]而万历中叶浙江海宁县的瓦楞帽仅“所值一二钱，虽丐者亦用”[43]，逐渐走向普及化。 在这股追逐时髦的潮流中，有三种文化事象值得大书特写：一曰地域中心。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 [44]；“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45]，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的说法。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二曰名人效应。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风流雅致的士大夫，知识渊博，见闻淹洽，而且拥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较考究，往往想方设法追求较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号眉公)惯于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所制戴的头巾被当时人称为“眉公巾”[46]。著名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装式样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别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这种衣服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因为他是名人，人们非但不以为怪，反争起模仿，“一月而变国俗”，致使“布价骤高” 这种对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后期的服饰不断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妇女优势。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凑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竟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48]，“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7]。这种风气的感染性极强，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9]。南京妇女服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装程式也很难墨守陈规，时间稍长就被淘汰，万历初年犹十余年一变，万历中叶就缩短为两三年一变，“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51]。 至于松江妇女服饰的变迁则更为复杂，范濂记载说：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员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年少者用头木匝，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员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员，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马宗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马宗网巾，此又梳装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 [23] 其形色之诡异，名目之繁多，变换之迅速，并不亚于现代商品社会，明朝中后期服饰之追逐时髦的风尚于此可见。 松江妇女服饰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男女服饰漫无区别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有的地方则出现了男人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42]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52]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 [53]。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人们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甚至连偏远的四川洪雅县也是“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得同” [53]，虽然怪诞离奇，却被奉为时尚。浙江湖州一带，“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标新立异，独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