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的 文化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 家庭 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方式、目的和结果,中西方在教育体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西 传统文化 中的教育思想》
摘要: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传统教育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源头。通过对二者的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真正认识到当今中西教育思想差异的源头所在,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中西方各自教育思想中的优势与不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思想上,两者可以看作是中西教育思想的源头,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两者的教育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两者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以及教育 方法 上。而这种差异有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以及日后中西教育的发展走向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育目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以及采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一)教育目的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生于不同的国家,但却处于一个相似的时代。两者都生在了一个社会转型和过渡的时期,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正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而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的衰落时期。战乱之时,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两者都极力想挽救这场社会危机,重塑道德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两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教育作为重塑人的灵魂,提升人的道德观念的一种途径。两者都赋予了教育神圣而伟大的意义,都希望通过教育解决道德问题,从而达到最终的社会安定繁荣的目的。
从这点来看,两者实施教育的最初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且两者的肯定了应该通过教育来实现人民道德的升华,但两者的具体目的却是不同的,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造成了后来中西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也对中西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1、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让人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这也是孔子教育精髓与最高理想。“仁”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道德品德。仁涵盖了很广的范围,如忠,孝,城,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爱人等等。而仁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孝”和“爱人”,其中孝是实现“仁”的基础,爱人是“仁”的核心。
孝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 [1](P3)孔子一直认为只有做到孝才能爱人,孝是爱人的本源和基础。孔子强调了孝中包含的情感意蕴,他认为孝无须其他理性的理由,它的依据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父母生养子女的恩情就是子女孝敬父母的终极理由。而孔子又把“孝”与“忠”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者,能致其身。” [1](P3)在他看来,只有在家能尽到孝道的人在朝才能尽到忠君。把他的这种“孝”推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之上,把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融入到了君臣关系之中,这种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处于这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之中。
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多次强调了爱人的重要性,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P114),意思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赋予爱心,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孔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P56),即多从人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P41)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P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P192)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在治国的问题上还是选择了情,要求执政者做到惠民、重民及养民,保持这种君民之间的浓厚情意。
这样看来,孔子的教育目的最终是把教育引向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高度,它强调仁,强调感情,这也是与苏格拉底教育目的的根本差异。
2、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美德”本质的追求。美德就是善,而善又是苏格拉底追求最高的道德理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之所以有恶的存在是因为无知,而有知识的人必定也是有德行的人,只有对善无知的人,才会去作恶。所以只要人人拥有了知识,人人就拥有了美德。这就是他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2](P232)的由来。
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像孝道、友爱等美德的具体表现表象,而是越过这些形式化的各种表象,去寻求永恒的美德的本质。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 [3](P153),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3](P153)对于美德,苏格拉底需要使人知道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美德行为,而更在于使人知道美德的本质。因为他认为,某些看似有很多知识的人之所以为恶,没有美德,就在于并没有真正地掌握普遍的永恒的美德,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地掌握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倾其毕生,教育学生去寻求美德的本质。
因此,苏格拉底最终把教育引向了一个哲学高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美德,对真理的探求,与孔子选择情相对,苏格拉底选择了智。
(二)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差异
在实现各自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孔子与苏格拉底也确立了教师在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同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师生关系。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孔子确立了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权威地位,从而建立了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师生关系;与之相对,苏格拉底却是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建立了师生平等的师生关系。
1、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对于孔子而言,“仁”是他教育的目的,而“礼”就是他实现“仁”的途径,因此孔子要求每个人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倡“复礼”。[4](PP1-3)孔子所谓的“礼”,主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的尊卑的社会制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常识。这样看来,孔子的“礼”中不仅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P111),这里面隐含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师师、生生”。对于孔子来说,“礼”中暗含的等级制度是绝对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教师地位的问题上孔子强调教师的地位与权威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权威的教师地位就要求学生的绝对服从,正如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1](P160)对于他的学生来说,“畏圣人之言”就是对自己传授的东西的绝对服从,这就造成了学生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从而确立了以教师为主的教师权威地位。在师生关系上,孔子与学生虽然和睦但并不平等。正如孔子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1](P154),意旨主张不同,互不商量。同时孔子也认为“刚、毅、木、呐近仁” [1](P126),其实就是他“畏圣人之言”主张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师生关系的一种体现,孔子遵循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关系,虽然和睦但不平等。
2、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相对而言,生活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却深受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当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让他与自己弟子、学生之间确立了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是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把自己的学生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主体,主张师生关系的平等,强调多元主体见的对话,而对话中充满了机智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是对话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尤苏戴默斯关于正义的对话中看出。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采用了一种对话的形式,在对话中他提出问题,举出例子来证明对方思想中的不恰当之处,使对方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错误之处,随后再步步深入,最后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5](PP140-154)整个过程双方地位平等,苏格拉底并没有像孔子那样以权威自举,在他整个的教育过程中是对真理的探讨,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6]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那句 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由来。
总而言之,孔子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苏格拉底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确立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这种师生关系的差异也造成了两者在实践其教育思想时所运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三)教育方法的差异
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育目的及教师地位,师生关系上的根本观念的不同,两者在实现自身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1、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的最终目标是明白为仁之道,即是致仁,因此为了达到这种圣人之道,孔子强调教育不在朝夕,而重在省悟,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所以对孔子教育方法的最好论述就是《论语?述而》中提到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59)孔子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必须拥有求知的欲望,即努力达到“仁”的愿望,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在启发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反复思考,做到举一反三。如果学生达不到这个目的,教育就只有被迫中断,这里孔子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思考大重要性。《论语》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语录中记载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孔子及时而恰当地予以针对性很强的回答,通过这一问一答,启发学生的思维,增进学生的学识。而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有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举一反三得出的最终结果必须与孔子自己坚持的“仁”的观点相符和,所以学生获得的知识永远不能跳出孔子的“仁”观念。而在教育过程中,孔子永远是处于一个教师的地位,学生只能永远向他请教知识。
2、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目的是寻求“美德”的本质,教人寻求真理。所以苏格拉底运用的教育方法是一种逻辑性强的辩证术――产婆术。产婆术分为四个部分:讥讽,助产术,归纳与下定义。[2](P232)具体来说,“讥讽”就是在谈话中让学生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揭露学生谈话中的自相矛盾点,迫使学生成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无所知。所谓“助产术”,就是用谈话的方法帮助学生把知识回忆起来,就像助产婆助产产出婴儿一样。所谓“归纳”,就是通过问答使学生的认识能逐步排除事物的个别特殊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普遍的东西,从而得出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人们知道自己无知,才会去追求知识,所以若要教育他们,就必须先让他们自知其无知。虽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也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设下各种限制,学生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由的放飞自己的思想,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苏格拉底最终获得真理的教育目的。
由此可见,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教育目的上追求着“仁”与“美德”的不同目标;在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上两者分别确立了强调教师权威的教师中心观与强调师生平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在教育方法上,两者通过举一反三与产婆术两种不同的方法启发学生,从而达到两者追求的不同的教育目标。而正是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这些本质上的差异的存在,使得两者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思想,文化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造成的影响
(一)两者的差异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及文化走向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追求“仁”与“美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目的导致了日后中西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同时也给中西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孔子的“仁”教思想经过孟子等儒家后继者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血缘亲情道德教育传统,让中国文化中充满了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使中国的哲学形成了典型的道德型哲学。而苏格拉底对“美德”的追求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充满着理性,导致了西方重知识教育的传统。这种思想经过柏拉图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典型的知识型哲学,处处体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
(二)两者的差异对当代教育方式与教育效果造成的影响
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师生关系及使用的教育方法也对现代教育造成了巨大得影响。在孔子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过分地强调了学生的接受学习,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和顶礼膜拜。而对教师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在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因而造成了我国在教育和教学中只注重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地发挥。教师总是教,学生总是被教;教师总是无所不知,学生总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教师总是在思考,学生总是被动地思考;教师总是讲,学生总是顺从地听讲,教师有主动作用,学生总是围绕教师转;教师是教育和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客体;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只能听从教师。学生就犹如在水渠之中,一切早已被教师决定。在很显然,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了学生健康、主动、积极地发展,也不利于创新人才地培养。
与孔子不同,建立在苏格拉底民主平等,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上的西方教育更为开明与先进。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作为教育和教学的中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而不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对话来进行学习,不是把教师看作知识的权威而加以顶礼膜拜,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相互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更像是水流,在知识的道路上断的探索,而又没有绝对的结论。正如在西方教育一词education 的本意是“引导”的意思一样,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而已。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三、结语
由此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目的的差异,教育目的是两者教育思想的发源,虽然两人都选择了教育作为塑造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德行以救治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孔子旨在让人们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而苏格拉底的目的在于对“美德”的本质的追求。其次是两者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是实现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在教育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的地位为主的教师权威化,而苏格拉底却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关系。最后是教育方法的差异。教育方法是推行教育思想的重要手段,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启发式教育与不同的方法原则,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日后中西文化发展走向的不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差别。同时,这种差异又对现代的中西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教育中的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填鸭式的 学习方法 与西方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在讨论中获得知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看到,虽然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有着不同教育思想,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在对两者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看到两者各自的有事与不足,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祖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特色,认识并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从中吸取其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文化资源中的精华,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思维特质,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汇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论语[Z]. 杨逢彬,杨伯峻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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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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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外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如何结合实际创新我国的教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外教育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外教育差异浅析》
摘要:通过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从课堂纪律,课堂教学形式,考试制度,教师角色定位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外教育的差异。
关键词:中外教育;教育差异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则新闻:北京农业展览馆,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青年科学节的开幕式。领导在主席台上热情洋溢地讲话,下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中国学生头顶着骄阳,排着整齐的队伍,认真倾听;而来自APEC其他国家的学生,却三五成群,一堆一堆地聊开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坐到了地上。
一个中国学生说:“集会场合就应该遵守集会的纪律,这是我们从小就培养的习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学生说:“青年科学节本来就是一次交流的活动,不能不让人说话,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感受。既然演讲很长,就应该给我们坐的地方。在我们国家,很少有这么长的演讲,除非是专题讲座。”
还有一个故事说得也很透彻:某学校出了这样一道题: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时针与分针在哪一刻交会?在场的中国孩子马上拿笔列式计算,同班的美国孩子却轻松地拨动自己的手表,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中国孩子在动手能力方面与国外孩子存在相当差距。到底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杨振宁教授曾说过:“主要是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这两则事例都反映了观念和思维的碰撞,反映了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不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
一、课堂纪律
课堂纪律是课堂上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的确,进行课堂教学没有一定的纪律是不行的。试想,如果在课堂上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岂不乱了方寸。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怎样看待课堂纪律?什么样的课堂纪律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有一位教师曾经形象地比喻某班级课堂纪律好:“我上课时,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此言虽然有些夸张,却足以证明其课堂上相当安静,如果教师不讲课,就没有别的声音了。对比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教育,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的培养。在中国,课堂纪律井然有序,保持安静。上课坐要身直、双手要平放在课桌上,两眼要盯着老师,规规矩矩,学生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学生的任务是听和记。中国的教师认为这是良好的课堂纪律。在教学中整齐划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回答问题要异口同声,答案要标准,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应考作文,以达到思路统一。即使学生偶有独特的见解,教师往往以教材作为评判标准,循循善诱,于是学生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确,这种令人沉闷僵化的教学气氛使学生丧失了自由表现的机会,抑制了学生进行创造的内在动机。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日本的学生有着宽松的课堂纪律,充裕的课余时间。美国的课堂纪律甚至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他们的中小学生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自由选择的娱乐活动中度过的,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教育氛围中,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创造力得到培养。日本近年来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的学校注重在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下,开展轻松宽裕的教育活动,同时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中国的中小学生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无限关怀而设计的种种作业中度过的,正是这种关爱,使孩子失去了个性、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隔了孩子的自由梦想,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创新力。
二、课堂教学形式
中国的课堂以班级为一个集体,以组为一个单元,固定不变。并且集中、统一授课,时间限定,整个形式过于单调、沉闷,对于中学或许可以,但对于小学就不大合适。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好动、个性四射的特点,多少会被这冷冰冰的课堂组织形式所压抑,在课堂上,课堂纪律井然有序,安静得如同公堂,上课坐要身直、手平放,两眼直视,学生言行受到严格控制。一位美国教师曾评价中国幼儿园:“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国外的课堂以班为集体,但每个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授课内容的不同而经常改变,并且不一定是集中统一授课,而是有序地轮流完成课堂任务。这种授课形式活泼有趣,趣味性、艺术性强,形式多样,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其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不仅如此,国外课堂的实践课程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譬如上厨艺课,课堂就设在厨房中;汽车修理课就在汽车旁进行,鲜有先讲书本理论而不实践的课程。这与国内的课堂组织刚好相反,先在课堂上理论课,而鲜有实践课。国外课堂教育组织形式灵活、新颖,注重个性与人格培养,善于将课堂教育与实际创造相结合,挖掘孩子们的创造力,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三、考试制度
我国是世界考试的故乡,也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在古代中国,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考试制度在选贤用能、兴教育才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明清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逐步僵化,成为禁锢教育、束缚人才的枷锁。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在国外,考试只是一个学习效果的检验工具。然而在中国,考试主要是作为筛选工具,分数不上录取线,就意味着被现行教育体制所淘汰。中外学生都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方法却不一样。国外的学校考试多采用等级制,而中国学校的考试则习惯于用百分制,认为百分制的区分度高,一分之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学生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升学就业。而在国外,考试的意图是鼓励创新思维,除数学外是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只要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取得某个答案的合理理由,即便答案不正确或不完善,一样可以拿高分,考核学生的能力素质和创新水平是外国教育的唯一目的。例如,国外的作文考题一般不定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因为小孩子的阅历本来就简单,写这种文章只会让学生“捏造事实”。题目一般都是有知识性的,而且能激起学生对这方面学问的兴趣,这些题目把作文的知识性、趣味性全部体现出来,还能激起孩子们的求知欲。而国内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还要训练学生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学生一写作文就觉得愁眉苦脸,毫无兴趣。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它重视的是应付考试,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而国外的教育重视的则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教育为主,重视的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中。由于这种差别,使得各自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能力上大不相同:国外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远强于中国同龄学生,中国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记忆能力远远高于外国学生。
四、教师的“角色定位”
中国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贯扮演“严师”形象,“教不严,师之惰”,老师越严厉,越能管住学生,才有威望,才能使学生服从自己的命令,顺利完成教学内容,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生看到老师跟老鼠看到猫,能躲多远就多远,这难道不是老师的悲哀吗?在学生看来,教师是绝对权威,极少有商量的余地,听话才是好学生的标准,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被无情抹杀。我们国家一般采用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外教师在课堂上扮演三种角色。一是“引导者”,教师很少照本宣科传授知识,而是向学生提出问题,提供主要资料,让学生自行完成。二是“指导者”,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进行点拨、提醒、指正,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不至于偏离既定学习目标和任务,也能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德、智、体、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协调发展;三是“朋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地位始终平等,师生可以互相探讨问题或争执,保留自己的观点,教师尊重学生,维护学生的人格与尊严,很少出现体罚学生、斥骂学生的现象。国外师生极为融洽,甚至有点自由、散漫,对学生限制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师生的关系显得较为呆板、生硬、紧张。”
纵观中外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如何把中外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知识经济依靠的是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如何点燃隐藏在青年人头脑中的智慧火种,让它燎原中华大地,出现一批又一批富有“梦想、创造性思维、发明”能力的年轻人,如何结合实际创新我国的教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作者简介:章佳玲(1987年-),女,汉族,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本科生,专业为科学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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