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概论文学发展论文题目

汉代书信体散文艺术概论摘 要: 汉代是古代书信体散文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书信分外兴盛,它不仅是人们应对交接、辨事论政、骋才求售的有效实用工具,也是文人辨怨抒愤、思亲叙旧、劝勉诱导、谈道遣怀的重要艺术手段。它以丰富的内容、完善的功能、精美的形式奠定了我国古代书信体散文的基本类型和艺术风格。关键词: 汉代;书信;辨怨抒愤;诱导指斥;感慨人生Abstract: Ha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that the ancient epistolary prose began to mature. In this time, letterswere very prosperous. They were not only the tools that people associate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the artistic means bywhich people express their emotion. They had layed a foundation of ancient epistolary prose by their plentiful content,per-fect function and elegant words: Han dynasty; epistolary prose; discriminate; persuade;sign with emotion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1)01-0081(03)先秦时期,散体独行之文并不多,郝经曾经说过,“二帝三王无文人,仲尼之门,虽曰文学,亦无后世篇题辞章之文,故先秦不论文”[1]。为数不多的单篇散文,则集中的以书体形式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时期聘问交接频繁,战国时代献书求售之风盛行,而书体形式灵活,“尽可惟意所向”[2],具有极强的实用功能。臣僚敷奏,朋旧往复,都是书体。汉代以来,文体渐繁,所谓奏、对、说、议等文体纷纷出现。人臣言事于皇上,虽然仍沿旧习以上书相称呼,但实质上与章奏没有什么不同,故我们所说的汉代书体散文,并不包括人臣进御之“上书”。“汉来笔札,辞气纷纭”[3]。汉代书体散文,挟春秋战国之余烈,分外兴盛。它们不仅是应对交接、辨事论政、骋才求售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成为辨怨抒愤、思亲叙旧、劝勉诱导、谈道遣怀的重要手段。在艺术上,它们不再满足于“贵在明决而已”[3],力求形式精美,讲究表达技巧,或以气势酣畅取胜,或以情感真挚动人,或务剀切明白,或求简洁洒脱。因此无论叙事抒怀、说理论政,都能斐然成章,留下了不少广为传诵的名句名篇。尤其是在捃摭经文之风盛行之际,这些作家任情性,不因循,少拘束,少矫饰,大胆吐露心声,使其文章保留了朴实流畅、明快活泼的文风,如“扬子云之报刘歆,则侈述作之事,措词简贵高厉,颇脱《法言》艰深之习”[4],这就给沉闷单调的文坛带来了生气。一、辨冤纾愤:自我情怀的宣泄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可为辨诬白冤的典范之作。邹阳本仕吴国,以文辩著称,作《上吴王书》劝谏吴王勿反,吴王刘濞不从,他便投奔梁孝王,为同僚陷害被梁孝王投入狱中,因此在狱中写下了广为传诵的《狱中上梁王书》。这封书信虽为辩冤而作,却少写自己如何遭人陷害,而是广引前代忠而见疑、信而遭患之事,细加评断,结合自己被谗入狱的切肤之痛,反复称说君臣忠信之理,从而将不平之慨,怨愤之气吐露无遗。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章笔势纵放,酣畅淋漓,磊落激昂,毫无嗫嚅之态。由于全文起点高、视野广,故境界大、气势壮,结语亦令人信服。虽不曾细辩其冤,而其冤自明。情随理出,文由情胜,一个“抗直不挠”的“恢廓之士”的形象呼之欲出。汉代书信影响最大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钱钟书认为“此书情文相生,兼纡徐卓荦之妙”[5](P935),不为虚语。其艺术成就,历来备受称赞,金圣叹甚至以为“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6](P302)。全信虽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却只为抒愤而作,借回答任安自己难于荐士之原由,将获罪由来、忍辱残喘的目的及心中的痛苦一一引出,反复陈述,反复慨叹,惟恐倾吐不尽,惟恐申辩不明,惟恐控诉不清。作者深感蒙受奇耻大辱,悲愤欲绝,情既不堪,语复挟愤带怒,尽所欲言,慷慨激烈。由于气盛情激,出语自然而自有章法,如方苞所言:“如山之出云,如水之赴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盛也。”[7]此书的成功,引出了众多的模仿者。其中很早而自有特色的是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他也是借自辩的机会将胸中的不平之气吐露无遗。“(杨)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言语日奄昧见废,内收稿日期:2000-11-07作者简介:闵泽平(1969- ),男,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第16卷 第1期 天中学刊 年2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怀不服”[8],居家以财自娱,而其友又“随俗毁誉”,修书督责,不由得激起他满腹怨恨,因此写下此信。杨恽有才而自矜其能,刻薄不能容人。这封信亦是不分皂白,直以泻愤为快,其《报孙会宗书》中全是讥讽之语、怨愤之情,即使对朋友的善意规劝也还以冷嘲热讽。杨恽心怀不满,便饰以矫枉,以纵横不羁来反抗所受的抑制,故极言家居之乐,“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这种傲岸的态度、放纵的思想在当时实属异端。后逢日食出现,竟有人向宣帝诬告是杨恽骄奢不悔所致,杨恽以此入狱。本文以叙代议,议叙结合,平直中有曲折,激昂中有顿挫,疏散中见缜密。杨恽其母为司马迁之女,“恽报书委屈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气,宛然有外祖风致”[9]。托名李陵的《重报苏武书》亦是仿构中非常出色的作品。此信为李陵叙心声,以他奋勇杀敌、兵败被俘的经过描述为他屈身事敌辩解,以他羁留在匈奴郁郁寡欢的心情和欲有所作为的心态的吐露,表明他对汉朝的忠贞,以所揭露的汉廷对功臣刻薄寡恩的事实,“陵虽孤恩,汉亦负德”,倾诉他有家难归的辛酸与苦衷。情感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徐缓悱恻,颇能动人。唐刘知几《史通》以后,这封信已基本上被定为伪作,但由于它艺术上的成功,很多人仍不愿接受这一结论,金圣叹评道:“相其笔墨之际,真是盖世英杰之士,……看其段段精神,笔笔飞舞,除少卿自己,实乃更无余人可以代笔。昔人或疑其伪作,此大非也”[6](P309)。总之,这一类书信多以自叙为主,多以气势取胜,多为长篇大论。作者往往身处逆境,遭受过重大挫折,不平之气抑制不住,喷涌而出,故文中虽有自悔、自责与自咎,但更有自诩、自负与自勉,情感激越,气势纵横,体现出了西汉前期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西汉后期与东汉前期,经学蔚为正宗,士人思想僵化,行文不免拘束,少有直抒心声之作。东汉后期,国事日非,经学隳顿,通亻兑之风渐盛,士人通信,挥洒自如,三言两语,率意而成,多短小精悍,间有铺叙之词,也言清语秀,情怀高远,如延笃《与李文德书》写家居之乐:“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旁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风,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与杨恽所言相比,少了一份矫饰与激愤,多了一些自然与自得。二、诱导指斥:政治形势的辨析这类作品来源于谋臣策士的呈书献辞,它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方式上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指画形势,陈说厉害,使对方醒悟;形式上便多铺张扬厉、逞性腾说,言词散朗流丽,善用譬喻,带有纵横家危言耸听、夸大其词的特点,因此这些书信主要也出现在征伐不断的乱世。陈余的《遗章邯书》当作于秦末,而其文收录于《全汉文》之中。章邯为秦朝名将,骁勇善战,为诸侯西进的重要障碍。陈余的这封劝降书抓住对方惶恐不安的心理,分析他所面临的“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的可悲处境,指出唯一的出路是“约共攻秦,分王其地”。此信引用事例典型恰当,形势剖析准确深刻,得失利害对比鲜明,为章邯最终反秦起了很大作用。汉初尾大不掉,列侯觊觎之心迭起,是以大乱繁兴。淮南王厉心怀怨望,骄蹇不法,故薄昭有《与淮南王长书》。吴王濞蠢蠢欲动,故枚乘有《谏吴王书》,邹阳有《上书吴王》。前者旁敲侧击,反复暗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而“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语重心长,耐人深思。后者则通过力量对比的分析,指出“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告戒吴王不可轻举妄动。两汉之际,天下未定,说辞纷纭,如方望、李熊、荆邯、冯衍等都是一时辩士,各有佳作,其中申屠刚的《将归与隗嚣书》、苏竟的《与刘龚书》较为典型。申屠刚质性方直,直言隗嚣“廊庙之计,既不豫备,发军动众,又不深料”,存侥幸之心而有无穷祸患,故不如早日归顺光武。刘龚以纬书自惑,拥兵自重,苏竟写信一一解说图谶,以众多史实和占验指出“皇天所以眷顾踯躅,忧汉子孙者也”,要刘龚明善恶之分,获去就之决,使刘龚很快投降。这一时期煽动性最强的说辞当属广陵思王荆的《诈为郭况与东海王疆书》,此信尽挑拨之能事,先动之于亲情,复晓之以厉害,再以天象鼓舞他,以卑语激将他,“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朱浮的《与彭宠书》是此时的名篇。作者以贴切的事例和生动的比喻指斥了彭宠行为的愚蠢,文字晓畅,理显词壮,气势夺人。东汉后期,列强纷争,战乱不已,骋词之风复盛。臧洪力屈志扬,为天下义士。袁绍发兵围攻,数年不胜,使陈琳作书“示其祸福,责以恩义”。臧洪的《答陈琳书》,辞气慷慨,矫健快利,无论是言对抗之原由,表袁绍之逆行,驳陈琳之屈解,示自己之殉义,都显得正气凛然。袁谭、袁尚兄弟同生分谤,争校得失,自相残杀,刘表、审配各以书谏,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另外,陈王圭、张绂等也有不少杰作。总之,这些书信大多能设身处地,代为谋划。他们善于抓住对方患得患失的心理,剖析形势,权衡利害,使对方感悟。因此这类文章固然情感激越,却更以远见卓识取胜,虽不乏虚张声势,浮夸滥饰,但由于针对性强,也常常取得了战争等方式所无法获得的良好效果。在表达方式上,借助于名言警句以增强说服力成为它们的一大共同特色。如申屠刚《将归与隗嚣书》中的“顺人者昌,逆人者亡”;广陵思王荆《诈为郭况与东海王疆书》的“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审配《献书袁谭》开首所云“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等,都警策凝炼,发人深思。三、告诫劝勉:社会人生的感慨汉代的告诫之书主要以遗令形式表现出来。西汉的遗令并不太多,仅杨贵、东方朔、刘向、尹赏、何并、陈咸等少数人有这方面的作品。东汉以来,遗令则较为常见,并且涌现了一批名篇。这些遗令,主要用来交代自己的生平和后事,以及对后人的告诫、期盼。它不仅反映了作者对社会风尚的一些看法,也表现出了他们的人生感触和价值取向。要求薄葬是两汉遗令最常见的内容。两汉厚葬风气自上而下,非常盛行。“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生事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10]。·82·闵泽平:汉代书信体散文艺术概论有识之士对此莫不痛心疾首,他们力图通过身体力行来矫世抗俗。杨贵是西汉较早主张裸葬的,他在《病且终令其子》中提出这一主张之后,缯它来信指出这种举动有违“圣人之遗制”[11]。杨贵回信明确说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将以矫世也”,他认为“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11],故裸葬当为最理想的形式。此后士人少有如此偏激者,但常常有人主张简易从事,就地安葬,如何并《先令书》要“葬为小椁”,张霸《遗命诸子》要“足藏齿发而已”;崔瑗《遗令子实》云:“何地不可藏形骸”;朱宠《遗令》指示其子“素棺殡殓,疏布单衣”;范冉则更为干脆,《遗命敕子》“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东汉后期,国事日非,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激烈而残酷。骨鲠之士的遗令便也成为他们人生的最后的宣言,薄葬成为他们与社会抗争最后的方式。范冉曾云:“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12]这颇得部分士人的心声。张奂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了坎坷命运的悲愤和对谗邪的痛恨。他在《遗命诸子》中风趣地说自己活着时仕途升进无望,死后如果“复缠于纩绵,牢以钉密”,这样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因此要求“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李固与竖宦斗,与梁冀争,而道亡时晦,无济于事。他的《临终敕子孙》说:“素棺三寸,幅巾殡殓于本郡硗确之地,不得还墓茔,污先公兆域”,则是表达他对政局颓毁,无药可救的愤慨。汉代告诫之书的另外一种常见形式是诫子弟书。它们与遗令之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郑玄著名的《戒子益恩书》,也是他暮年行将就木叮咛独子、交代后事而作,但此信虽从自述生平入手,更主要的却是想通过自己一生的回顾,总结出修身理家为学之道以引导激励后人。由于作者是将自己的身体力行作为要求独子的标准,故娓娓道来,朴实无华,使人倍感亲切;同时作者将事业未竟的惋惜之情:“日夕方著,其可图乎”,及对儿子“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的无限关切的舐犊之情融入其中,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东汉时期比较典型的诫子弟书是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和张奂的《诫兄子书》。它们都是针对侄子的过失提出批评。马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13],马援深感忧虑,在征战交的途中写信告诫他们要谨慎敦厚,不要“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并具体指出何人可学,何人不可学,言辞激烈而态度恳切,谆谆叮嘱中见出其良苦用心。张奂之侄“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恣意”,因此张奂要求他以礼自持,以谦虚为本,要向蘧伯玉那样知错就改。信中批评与勉励相结合,严厉中透出慈祥。总之,这类作品或为对亲人后代的叮咛关怀,或为将终之时的反思感慨,而无论何者,都是肺腑之语,至诚至性之言,毫无伪饰,真切感人。除一些抗世之作尚情任性、梗概多气外,大部分作品自述胸臆,实话实说,语言平易朴素,句子长短不拘,灵活自由,无板滞凝重之感而富有生气。此外,两汉书信还多用于思亲叙旧,如秦嘉与其妻徐淑的四封书信,当为最早的“两地书”,窦玄之妻的《与窦玄书》,不啻为一首哀怨动人“弃妇诗”。东方朔的“自荐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之后类似的作品接连不断。其他一些荐人之作和论道衡学之作,如张超的《与太尉朱隽书荐袁遗》、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它们的形式也常为后世所效法。书信是一种使用文体,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公牍文,如法雄的《移书南郡属县》等等,更多的书信具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所论事情非常具体。总而言之,两汉书信继承了先秦书信体的艺术成果,在内容上不断开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书信体散文的基本类型和风格。参考文献:[1]郝经.与友人论文法书[A].郝文忠公陵州全集[C].[2]林纾.韩愈文研究法[M].[3]刘勰.文心雕龙·书记[M].[4]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M][5]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6]张国光.金圣叹批才子古文[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7]高步瀛:西汉文举要[Z].[8]班固:汉书·杨恽传[M] .[9]王杼木.野客丛谈[M].卷一.[10]赵咨.遗书敕子[A] .后汉书·赵咨传[M] .[11]班固.汉书·杨王孙传[M] .[12]范冉.遗命敕子[A] .[13]范晔.后汉书·马援传[M] .〔责任编辑 张学松〕·83·闵泽平:汉代书信体散文艺术概论

<美概>--论述艺术家的修养,艺术典型(素材) 齐白石 齐白石出身贫寒，(生活体验,艺术实践)作过农活，学过木匠，次年改学雕花木工，从民间画工入手，习古人真迹.(审美观念,艺术情趣)他成功的以经典的笔墨意趣传达了中国画的现代艺术精神，他深深得益于经典样式而又善于出新，故而他的画能够直接的感动人心他的山水画表达他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自信与深刻体悟，(艺术技能)他的人物画长于传神达情，他的书法简约大方、雄健浑厚的笔意融入人物画中，完善了人物内在的神情的表达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的画，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经常注意花、鸟、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齐白石把生活中感兴趣的和较熟悉的一切事物统统都搬进了他的画面上。他的选材突破了单纯的民间画、学院画之间的森严界限，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画家具有他这种罕见的表现现实世界的热情，他把平凡普通的事物作为画材从而使自己的画达到了空前的丰富。 席勒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的贫穷市民家庭他从小就有优秀的艺术天才，具有艺术大师般的敏感性及丰富的情感。1906年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后加入“维也纳工作房”，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一员 席勒童年时代就对诗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 ，(生活体验,艺术实践)在军事学校上学期间，席勒结识了心理学教师阿尔贝，并在他的影响下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等人的作品，这促使席勒坚定的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除戏剧创作外，艺术技能这一时期席勒还和歌德合作创作了很多诗歌，并创办文学杂志和魏玛歌剧院。.(审美观念,艺术情趣)歌德的创作风格对席勒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体来说，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古典主义风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经几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时代。 高更早年在海轮上工作，后又到法国海军中服务，可是高更在自己的绘画天赋召唤之下，35岁时辞去了银行的职务致力于绘画，38岁时与家庭断绝了关系，过着孤独的生活，并通过毕沙罗卷入了印象主义的天地。 高更总是向往着远方，留恋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他要求抛弃现代文明以及古典文化的阻碍，回到更简单、更基本的原始生活方式中去，他很愿意过野人的生活，他总是强烈要求自我表达，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提出艺术表现的“综合”。< 简化了的巨大形状，均匀单一的色彩，分割主义，无阴影的光，素描与颜色的抽象化，超脱自然，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这是高更第二次来到塔希提岛的作品，画家贫病交加又丧爱女，决定在自杀前绘制这幅绝命之作。。在恶劣的环境中，以痛苦的热情和清晰的幻觉来描绘，因此画面看起来毫无急躁的迹象，反而洋溢着生气。没有模特儿，没有画技，没有一般所谓的绘画规则。”
高更自己说他在画这幅画时是：“不加任何修改地画着，一个那样纯净的幻象，以致不完满地消失掉而生命升了上来，我的装饰性绘画我不用可以理解的隐喻画着和梦着。在我的梦里和整个大自然结合着，立在我们的来源和将来的面前。在觉醒的时候，当我的作品已完成了，我对我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这幅画的婴儿意指人类诞生，中间摘果是暗示亚当采摘智慧果寓人类生存发展，尔后是老人，整个形象意示人类从生到死的命运，画出人生三部曲。画中其他形象亦都隐喻画家的社会的、宗教的理想，颇具神秘意趣。这幅画是高更全部生命思想及对塔希提生活的印象综合，是他献给自己的墓志铭。。高更始终在思考和创造，认为只有离开了现代文明喧闹的都市，来到这荒僻的野岛上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和呼唤。他为自己的创作提出这样的主题，即表现出“在一些以大地的巨响为主角的构图中，让人类与动植物的生活共鸣”。 张艺谋冲刺性思维.主要作用着他的一种强烈的展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和刚强的个性.他没有乐天如命,知足不辱的思想观念.而是一种思想激进.思想倾于自我世界观.思想激进的他的一个优势,就是具有精神充沛,不安现状,勇于表现,打破常规把自己的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的一个强者.这个思想意识.也就推动他有不断努力冲劲的主导线.所以成就了这么厉害著名的导演地位.但一方面他又具有叛逆的思想.这种叛逆性主要在日常生活中的个性体现出来.如"大男人主义的倔强性.固执偏激性.甚至不理别人的感受的浮躁性.导演影片《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颂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炉，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 米开朗基罗先是以雕刻家的身份稳定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1499年创作的《哀悼基督》是他的成名之作，解剖学科的艺术实践和细致入微的匠心独运吻合了、甚至超出了人们可以理喻的"鬼斧神工"，被誉为15世纪最动人的人性拥抱神性的作品--出示了悲剧却掩饰了哀伤。这一时期的另一件作品是创作于1501年的《大卫》--神化的人形已经确立。米开朗基罗其后的一些雕刻作品是几组陵墓雕像，断断续续工作了很长时间，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垂死的奴隶》、《被缚的奴隶》、《摩西》和《昼》、《夜》以及《晨》、《暮》。米开朗基罗晚年未完成的四件雕刻作品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设计墓地雕像，是一样的题材《哀悼基督》，形象既不明晰手工也不细腻，或许是在走过了八十多年的人生路程之后，在向世人诉说，不是人生的抱负无以施展，而是天国的奥秘藏而不露。米开朗基罗雕刻作品的风格形成和创作走向与其绘画作品的风格形成和创作走向是一样的线索：英雄气概磨难而成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早期的作品是其内心世界的表白，随后的一些作品表现为风格样式的定型，后期的作品仍然是艺术家的心情归宿。当时代的人们更多称道的是早中期作品中神人兼备明察的力度，后来的人们更注意其后期作品创作时悬而未决封闭的深度，美学的焦距不再是简单的对准艺术的创造物而是艺术家个人和作品之间、与现实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现代艺术更是如此。 顾恺之的人物画，强调传神，注重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珠）中。其笔迹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通称为高古游丝描。着色则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他善于用睿智的眼光来审察题材和人物性格，加以提炼，因而他的画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寻味。顾恺之是继东汉张衡、蔡邕等以来所有士大夫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画家。他总结了汉魏以来民间绘画和士大夫画的经验，把传统绘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手挥五弦”尽管是很细致和难于掌握，但比之“目送飞鸿”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的表达却要容易。在画论中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概念，其目的是达到形神兼备。“迁想”是画家观察对象体验生活中的揣摩、体会，以至构思，即想象思维的过程。“妙得”就是巧妙地把握对象内在的本质。“迁想妙得”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和作者与表现对象及读者相互间思想的交融。这些论点实为谢赫六法论的先驱。对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和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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