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源氏物语研究综述论文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光源氏公子具有“泛爱”的特性，光源氏与分拣等级制度密切相连，光源氏的泛爱体现的是一种肉体上的需求。他自私自利，完全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伦理、道德、情感，只是对女性的一种心理需求。对于葵姬，他敬而远之，嫌他缺乏情调；对于藤壶女御因其长得酷似其母，从而想方设法与其接近并乱伦私通。后来，他又先后与六条妃子、空蝉、轩端荻、夕颜等贵族女子发生恋情。而后，他巧遇藤壶女御的侄女，当时年仅10岁的紫姬，便找机会偷偷将其抢至自己隐秘的住处，将其按照自己的意愿精心培养。然而，光源氏对女性的野性并未因紫姬而收敛，他又从老宫女源内侍到弘微女御的妹妹胧月夜，长相并不好看的末摘花和花散里。后来，与已成为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幽会被人发现遭遇贬谪流放，离开京都远赴须磨与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女人明石邂逅并结婚，回到京都后，光源氏又垂涎六条妃子的女儿前斋宫及薄命情人夕颜的女儿玉曼，后又娶朱雀帝的女儿三公主为妻。紫姬是《源氏物语》中众多女性当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作者紫式部通过对紫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紫式部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紫姬处处按封建礼法行事。言谈举止贞静庄重，不仅深得长辈的看重，也受到同辈的乃至下人的喜爱。当光源氏的种种风流韵事连接不断的传到紫姬的耳朵里，她虽忧思满腹，却尽量隐忍，不肯留露于表。三公主下嫁光源氏对紫姬来说是莫大的威胁。因为三公主“姿色既艳年纪又轻，威势甚大，是可凌人。”紫姬虽忧惧在心却又不形之于色，相反为了迎接三公主入门，紫姬把大小事情都料理的十分周到。在光源氏众多的妻妾请人中，她之所以自始至终深受恩宠。靠的不仅仅是姿色，哭哭啼啼的哀怨，而是她自身发散的美德。

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于11月1日迎来千岁华诞，这部被誉为“让日本民族整整骄傲了10个世纪的文学名著”，以其独具魅力的小宇宙，影响了从江户时代至今的几代作家，在文学史和小说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源氏物语》的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便作为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300多年前由江户时代文学巨匠井原西鹤创作的《好色一代男》就在结构上模仿了《源氏物语》，将主角“世之介”人生中7岁至60岁的经历写成54帖短篇，各篇既独立又连贯，单读不失其趣，通读又另有一片天地，因而被誉为江户时代的《源氏物语》。 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在用现代日语翻译完《源氏物语》后，发表了巅峰作品《细雪》，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将悠然舒缓的叙事节奏与登场人物的心理活动相重叠，生动地展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而主人公的生活场景也恰恰同《源氏物语》中晚年光源氏所住的六条院颇为神似。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中学时就倾慕《源氏物语》，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评论界称，川端最著名作品《雪国》表现的虚无与《源氏物语》的物哀思想一脉相承，然而雕琢更细，变化更奇。川端的另一部代表作《古都》也带有浓重的《源氏物语》色彩，其中描写的那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几乎就是藤壶和若紫的“现代翻版”。 《朝日新闻》认为，千年《源氏物语》影响了几代文坛大师，除了已故的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时下大红大紫的村上春树也尽染《源氏》色彩。在村上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以“变奏”的方式演绎了六条妃子借生魂显灵将葵姬折磨至死这一《源氏物语》的著名情节，而且少年田村卡夫卡还读起了谷崎润一郎翻译的《源氏物语》。学者三田村雅子教授说，村上春树将《源氏物语》的情节“悬空”在了少年卡夫卡的无意识之下，两部时隔近千年的名著实际上有着相同的构造。 86岁的著名尼姑作家濑户内寂听说:“如果要找一本浓缩日本文化精华的书，《源氏物语》是唯一的选择。”濑户内寂听花费十几年时间，把《源氏物语》翻译成了现代小说，译作销量近300万册，成功地把这部古典名著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因此于2006年荣获由明仁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就在不久之前，濑户内寂听赶了一回时髦，首度试水眼下最热门的手机小说。她表示，从自己所用的笔名“紫”，到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光”，此番创作的灵感恰恰来自古老的《源氏物语》。这正如《读卖新闻》所言:时至今日，《源氏物语》依旧在不停地刺激着日本作家的想像力。传播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除劳动和语言之外，区别于动物界的又一个重要标志。（1）而文化传播又是其中非常重要并值得研究的一部分。文化传播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互动。（2）单就文学来说，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传播上的意义是人们记录、表达、传授和交流知识与思想的工具，主要在精神领域里起作用。由于文字的记载，使得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信息持久地、确切地保存下来，并且有公开性和普遍性的特点。（3）正因这些传播学的特点，《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才得以广泛流传，甚至影响到全世界，为今人所感叹。当然，文字传播将写作者和阅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隔开来，因而比起亲切的全息性的口语传播来是一种片面的传播方式，因而才会有评点派的苦苦翻卷探究和索引派的种种奇思妙想。 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向和很广，影响它的因素也很多，但其中分享与控制将一直占据主要的地位，是两个关键要素。分享又是重中之重，它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化的传播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播给受众，让其他文化圈接受；另一方面，对受众者来说，也不是完全被动消极地接受文化进入，而是积极、主动、合理地吸取其营养成分，获取新文化带来的益处。就第一方面来看曹雪芹将自己的毕生心血融入这部著作之中。以其“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知识展现于世。那么受者是这样做的呢？在这里，我试从《红楼梦》的续书情况及《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说明这部惊世之作的影响。 一，《红楼梦》的续书情况 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问世，从而结束了《红楼梦》仅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形式，使这部名著的影响面大大地扩展了。自从嘉庆元年，逍遥子托名曹雪芹撰的《后红楼梦》出现，旋即，或从第九十七回或百廿回等章回为起点的“续梦”，“补梦”，“圆梦” ，“幻梦”……之类的红楼梦续书纷纷出笼，终清之世不绝，其影响延及当代。我们应该注意到：续书现象主要是名著本身的影响所致，研究文学史上的续书问题，实际也是对名著影响研究的延伸。（4） （一）产生原因 任何一种传播结构都离不开传播情境、传者、受者和传播渠道四个基本要素。传播渠道可以理解为查媒介，包括民族语言，社会传播工具和设施等。这里就不详谈了。单就前三个要素分析如下： 1，社会原因 文化适应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它是文化传播的选择性。（5）社会政治结构与传播结构存在着共协关系。传播体制直接表现着社会政治文化机制。（6）英礼士说：“传播方式与频道决定社会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体制。”（7）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传播体制。社会环境从广义上说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的综合表现。从狭义上说，社会环境就是指社会风俗和风气。（8）传播行为是指一切社会组织与群体之中人与人的信息交流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对他人施以影响的传播行为。但不管是个人传播行为还是群体传播行为，都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中明确指出“环境对人类的传播行为的影响带有多方面的性质。这种多面性是由环境的宽广性、传播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的互感、互动所引起的。尽管许多传播学研究者对环境中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人们的行为、观点、信念给予重大影响的是周围的环境，人世间不仅不存在绝对孤立和封闭的传播系统，而且人类的传播活动根本无法摆脱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9） 清王朝虽以文化落后的民族入主，但随着经济的恢复文化也开始复苏。清廷曾采取过一些客观上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如恢复科举，纂辑类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随着小说社会影响的日益广泛，有时皇帝也抱以喜闻乐见的态度。据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j拣择旗员中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字栉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10）这种喜好小说之风波及民间，对小说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当时清政府对小说的宽容有限，而且仅止于对统治无妨碍的小说，红楼梦续书能在禁书很严的乾、嘉时代产生并存在，很有意味。也许在清廷看来，这类书无大危害，况且续书中描写的宝黛爱情一般也都纳入了封建伦理的轨道，尽管笔墨有涉风月，但也还能为清廷所容忍。 2，《红楼梦》本书的原因 就《红楼梦》本身而言，最早流行与世间是以抄本形式传播的。曹雪芹在世时，仅仅是在其亲朋好友中流传，曹去世后，流传范围扩展，并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小说读本。正程伟元在序言中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于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径而走者矣。”可见它一问世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喜爱，王公贵人，黎民百姓争相阅读。自程甲本，程乙本刊行之后，流传更为广泛，一时间京城竟出现红楼热的文化时尚。逍遥子在《后红楼梦序》中记述：“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需数十金。字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郝懿行在《晒书堂笔录》中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⑾当时流传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虽然《红楼梦》曾多次遭到朝廷的禁毁，但屡禁不绝，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为中多的续书产生提供了前提。并且，《红楼梦》一书包孕之丰厚，思想之深邃，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任何一部名著，人称它为“百科全书”，中华民族的“文化小说”。的确它提出的问题太多了：社会的、家庭的、道德的、伦理的、婚姻的、科举的……包罗万象。它吸引着人们试图去解答这些问题，很多人也是在续书中揉进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独特看法。 1，续书作者自身原因 文人的思想应该是受其所处的时代的文艺思潮影响的。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清以来思想界追求个人价值，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文注意思潮更加深入人心，这股思潮对文人真正的独立创作其了决定作用。从本质上说，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传播行为的具体过程即使指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的交互作用中，个体能动地接受生活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完成社会人的塑造并讲这种结果反作用于社会的双项互动过程。（12）人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分析社会，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这恐怕也是红楼梦续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曾写过名为《新石头记》的红楼梦续书的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吴研人，在其书第一回中的一段话可能代表了当时许多读者的心声：自曹雪芹撰的《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绮楼重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到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我这个《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了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吴研人的话很有代表性，其中“写写自家怀抱”道出了不少续书作者的主要创作动机，这是这种动机在不同作者身上的体现，才会有多种续书的产生。 （二）《红楼梦》续书的影响 《红楼梦》续书一经产生，就有多家书坊刊刻梓行，当时刊刻这些续书的主要书坊有：贵文堂、聚珍堂、文光堂、经训堂、疏景堂、金谷圆、抱瓮轩、红蔷阁、藤花榭等等。 这些续书还多次被刊刻。因此，同一部续书其版本也很多。这些续书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有不少还流传到了海外，而且海外收藏的版本有的还是国内少见的。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有“嘉庆乙未本”《红楼复梦》，从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云此书“未见”；一栗《红楼梦书录》则认为这个本子并不存在，是因为作者自序末语“嘉庆四年岁次乙未中秋住与春州之蓉竹山房”而讹。现在看来，可以证实这个版本的存在了。又据日？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东京大学藏有《红楼后梦》，此书国内迄今未见，可是据这个书目，系“同治元年刊，羊城文光堂藏板，不分卷，二十四回，每页九行，行二十字，无图。”如此确凿记载，说明此书确实存在过，而非《后红楼梦》的异名。象这类续书如注意寻踪，或许还会发现一些。此外，俄国汉学家JI？TI缅希科夫，B？JI李福亲在“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一文中记载，国文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有《补红楼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圆梦》、《增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前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也有红楼梦续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汉学家对这些续书的态度也不寻常。如俄国瓦西里耶夫院士在其藏书目录中评论到“据说，这些模仿者都没达到原作的程度，但我们知道，它们同样是应该体现中国人的那种生活和体现其精神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全然没有兴趣的。”（13）而且，韩国还曾翻译过红楼梦的续书。由上可观红楼梦续书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二《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 传播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从最普遍意义上讲，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影响另一个系统（信缩）的活动，这是一个操作意义。（14）在古代，随着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人们能够跨越海洋，翻越大自然的种种障碍进行跨国界的交流，从而使先进的知识、技术、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造成了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使文化圈吸收了营养，使文化的适应、文化的整合功能得到增强，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的重构。而《红楼梦》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耐人寻味的语言风格，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悲金悼玉的爱情故事不仅征服了我们，一经流传出国，就在国外造成很大影响。迄今已有16种文字30多种译本。（15）《美国百科全书》把它与日本的《源氏物语》、俄国的《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召开了第依次国际红学研讨会。1986年6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红楼梦》讨论会，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原苏联等国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 （一）《红楼梦》在日本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两国文化关系之密切自不必说。因此，《红楼梦》在日本影响甚大，自传入后就有人翻译与研究。在日本的外国语学校把它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 据考，《红楼梦》最早是从钱塘北的乍浦出海，东渡日本的。（16）据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簌平先生考证：一直在长崎从事清贸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书中有一本记载货物的“差出帐”，其中记到：宽政暌丑五年（公元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从浙江乍浦港起航，十二月九日抵长崎。在“寅二番南京船”栏下，有“船主王开泰，唐人八拾人”的船载品的目录，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载。这是到目前为止在红学研究史文献中《红楼梦》传至海外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乍浦何以成为《红楼梦》传播的重要一环？可从其地理环境分析。在传播学中，环境是指围绕在发生传播活动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等。（17）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和社会性的动物，其传播活动必然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传播活动将永远受制于环境。而地理环境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又是明显而深刻的。乍浦港的地理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它地处钱塘江之北，依九龙山为伴，面向大海，自古以来就是内地航海之佳地，独具海河联运之特色，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海上地位突出。19世纪乍浦地方有名的诗集《乍浦集咏》中有一首是高士奇写的“茶花诗”，其诗序具体地反映了乍浦地区和日本在民间很早就有了花事交流，由此判断，文事、书事也会有所贸易交流。另据日本有关史实，在清代前期，日本曾发生过几次大火灾，许多皇家图书被焚，日本急需中国图书补充。所以有中国图书从日渐繁荣的乍浦港运入日本也是情理中事。 19世纪末叶，日本开始翻译《红楼梦》，最初是节译。自1892年日本汉学家森槐南翻译了第一回，在《城南评论》杂志第2期上发表，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18）在他之后，各种日问节译、全译本陆续问世。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好似松枝茂夫和伊藤簌平的全译本《红楼梦》，它是最早的全译本。这本书共14册，120回，前80回据有正戚序本译出，后40回据程乙本译出，1940年动笔，1950年脱稿，由日本岩松波书店作为“岩波文库”的一本出版，卷首有译者的解说，书末附译注、贾家世系图表。这个译本于1963年又由东京平凡社作为“世界名著全集”第五卷再版。 随着《红楼梦》日译本的大量出版，日本的《红楼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迄今为止，日本汉学界研究《红楼梦》的资料书、专著有三、四十种，报刊论文多至数百篇。 东京大学的藤堂明保，京都大学的清水茂，神户大学的太田辰夫，东京大学的松枝茂夫，曾在北海道大学和大阪市立大学任教的伊藤簌平等都是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其研究方向也很多：宫田一郎写了《红楼梦语汇索引》，摘录了《红楼梦》中的联语、成语、俗语词汇，村松英的《红楼梦的小说性》对其语言和艺术技巧进行了深入研究，伊藤簌平等学者对其版本也做了系统的研究。1951年桥川时雄、金子二郎等人利用文部省的科学研究经费在京都组织了《红楼梦》研究班。 （二）《红楼梦》在韩国 根据朝鲜后期文人李圭景的著录年代曾推断“传入朝鲜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830年以后。”（19）又有一说：《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时间可能是《程刻本》出现以后的十八世纪末年或十九世纪初年前后。（20）1960年，大正音社出版了朝文《红楼梦》120回的节译本，1969年，乙酉文化社出版了李周洪翻译的120回《红楼梦》5卷全译本。 韩国对红学研究也很重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21）一，朝鲜后期（1892——1910） 始至《红楼梦》传播到朝鲜各地，形成不少读者层，翻译等工作留下很好的成果。倍受红学界和翻译学界重视的现存在喊归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乐善斋本就是这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译本。二，日本占领时期（1910——1945）三，韩国光复后（1945——1980）这两个时期由于时代条件与学术环境原因，红学成果不显著。四，1980年出现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论文一直到现在，红学研究突飞猛进。 （三）《红楼梦》在俄国 众所周知带有脂砚斋批语的列藏本，为远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所收藏，这个抄本我国国内从未见到，倍受国内红学家重视。有人说它为“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22）更有证明“列藏本《石头记》就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经过琉璃场书肆辗转卖给在华的俄国人，后再流传到俄国的。”（23）不管这样。俄国重视红楼梦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1812年。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就给予它很高的评价。1843年，传教士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科万科把《红楼梦》第一回的部分内容译成俄文，并在彼得堡出版的《祖国记事》杂志上发表。十月革命以后，原苏联非常重视《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1985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帕纳秀克翻译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 （四）《红楼梦》在德国 中国与欧洲的真正意义的文化交流是近代史的事，可以说它是伴随着西方的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教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发生的。 西方第一个撰文介绍《红楼梦》的人是德国传教士郭士腊。（24）1842年5月，他写了《红楼梦》一文发表在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的第11册上，他是第一个发表研究《红楼梦》论文的外国人。 1932年，德国莱比裼英泽尔出版社出版了今800页的《红楼梦》德译本。译者是当时已经成名的汉学家库恩。他自称是第一个登上《红楼梦》这座高峰的欧洲人。 当然，由于东西方固有的文化、思想等方面差异，库恩在再现了宝、钗、黛为核心的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删去了于这条主线关系不甚密切的枝节，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圈的时候，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特殊情形。他的原则是：针对传播的作用点是对象的心理这一点，凡是刻画主要人物特征的细节，尤其是对西方人既新鲜，又有文化史意义的内容，他都准确地翻译过来，在断裂处，施展艺术家蒙太奇的技巧，巧妙的将上下文连接起来，不使人感到有断裂之感。这样，虽然作了大量删节，仍保持了原作的全貌和轮廓。传播者要把传播内容送到受传者的心灵里去，首先得把这道心灵的大门打开，在这点上库恩的手法巧妙的很，为《红楼梦》这部东方名作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作了积极的贡献。 除此以外，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在红学研究上均有较大成果。篇幅有限，恕不评论。 《红楼梦》这部经“曹雪芹于悼红轩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鸿篇巨著影响之深之广，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这片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红楼梦》影响的拙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红学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提问者： 凝霜孤月 - 经理 四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