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丹毕业论文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1.专著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唯一作者，纽约和伦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唯一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1年重印。《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3第4次印刷。《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唯一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7年第3版第3次印刷。《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Literary Stylistics and Fictional Translation），唯一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7年第5次印刷。《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申丹、王丽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13年第3次印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译著《解读叙事》（J.希利斯·米勒著），唯一译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04年第3次印刷。《当代叙事理论指南》（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宾诺维茨主编），申丹等六位译者合译（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编著《西方文体学的新发展》，主编（三万字导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2011年重印。《欧美文学论丛：欧美文论研究》，申丹、秦海英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新叙事理论译丛”（共七部译著），译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11。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参考书和论文集中共发表论文约170篇（包括导读、书评等），其中有三十余篇期刊论文被国际权威索引A&HCI检索，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有七十余篇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在国外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包括：美国Narrative（叙事研究顶级期刊）5 篇欧美Poetics Today（诗学理论研究顶级期刊）3 篇（其中1篇为合著，第1作者）美国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19世纪文学顶级期刊）1 篇欧洲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文学语义学研究顶级期刊）3 篇美国Style（文体研究顶级期刊）6 篇（其中1篇与学生合著，第2作者）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文体研究并列顶级期刊）4 篇（其中2篇与学生合著，第2作者）欧洲English Studies: A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篇加拿大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1 篇美国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 篇美国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1 篇欧洲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国际译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会刊）7 篇欧洲Poetics 1 篇美国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 篇英国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1 篇（两人合著，第1作者）在国外重要期刊、权威参考书和论文集中共发表论文50余篇，以下是其中的大部分：Dan Shen,“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Narrative Vol. 21, No. 2 (2013):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Vol. 34, (2013): Shen, “Stylistics in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21, （2012，创刊20周年纪念刊）: 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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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Shen, “Syntax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Realistic Fiction.”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Vol. 38, (1992): Shen, “On the Transference of Modes of Speech from Chinese Narrative Fiction into Engl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1991): Shen, “The Distorting Medium: Discourse in the Realistic Novel.”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 (1991): Shen, “Unreliabil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Style Vol. 23, No. 2 (1989): 300- Shen, “Literalism: NON ‘formal-equivalence’.”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Vol. 35, No. 4 (1989): Shen, “Stylistics, Objectivity, and Convention.”Poetics , (1988): 221-238. Dan Shen, “On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Intentional Illogicality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ction.”Style Vol. 22, (1988): Shen, “O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Narrative Fiction.”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 (1988): Shen, “Fidelity Versus Pragmatism.”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Vol. 31, (1985): 134-137.国内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包括： 《外国文学评论》14 篇《外语教学与研究》13 篇（其中2篇为合著，第2作者）《国外文学》10 篇《外国文学》7 篇《外国文学研究》4 篇《当代外国文学》1 篇《外国语》2 篇《中国翻译》2 篇《中国外语》2 篇《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5 篇《外语与外语教学》9 篇（其中3篇为合著，第2作者）《江汉论坛》1 篇《江西社会科学》4 篇发表于其他核心期刊的论文：《外国语文》（《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报》）5 篇（其中2篇为合著，第2作者） 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大会主旨发言，其中三次（均为唯一非西方的特邀主旨报告）：2013年欧洲叙事学协会（ENN）第三届年会，主旨报告题目“Contextualized Poetics and Contextualized Rhetoric: Consolidation or Subversion?”2011年PALA（Poetics an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年会，主旨报告题目“How to Uncover Narrative Subtext in Stylistic Analysis”。2009年德国弗莱堡大学“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国际研讨会，主旨报告题目“How to Make Linguistics More Helpful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Fiction”。

研究难点是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 and O’Toole,1988）。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中国的研究功能文体学既是文体学的一个流派, 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 关于文体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状况的文章基本上都会提到功能文体学:前者如胡壮麟(1996)、胡壮麟、刘世生(2000), 后者如胡壮麟、陈冬梅( 1990)、黄国文( 2009)。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节将集中探讨我国功能文体学的研究状况。研究队伍目前我国在文体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功能文体学的研究人员也主要来源于这两大学术团体。黄国文( 2009)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和参与人员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下中国外语界文体学大型学术活动的开展情况。1963年王佐良先生发表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的论文, 标志着我国外语界文体学研究的正式开始。1985年教育部制订英语文体学教学大纲, 文体学正式成为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开设的课程。1999年6月首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召开。2004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上, 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文体学研讨会”, 简称“中国文体学研究会”。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文体学研讨会已经召开了6届, 并且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开始, 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与国际文体学研讨会同时召开。研究成果根据胡壮麟、陈冬梅( 1990)的综述, 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研究应该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 侯维瑞( 1983)讨论了语域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胡文仲( 1984)以文体学的“英国学派”为名介绍了Halliday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述,胡壮麟( 1985)通过对一首诗歌的分析, 提出形式的选择主要决定于内容表达的需要, 张德禄( 1988)比较全面地介绍了Halliday的观点, 并且总结出了一个“前景化”的模式。下面尝试以年代为划分标准, 对中国功能文体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通过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 这个时期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研究者还主要是对Halliday文体思想的介绍;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 秦秀白( 1986)、侯维瑞( 1988)等几部文体学的教材也提及了Halliday的文体学思想。不过在这一时期有一点值得提出, Liu( 1988)已经建议把文体研究与中国英语专业的文学教学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进入90年代, 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升温, 功能文体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虽然通过“中国知网”以“功能文体学”为关键词只能检索到4篇文章, 但是其中的3篇——刘世生(1994 )、申丹(1997) 和张德禄(1999)——为我国的功能文体学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文章完整地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者介绍了Halliday的功能文体理论, 并且通过争鸣澄清了Halliday理论中的一些概念, 它们在其后的研究中都多次被引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刘世生( 1997)和张德禄( 1998)的两本专著。前者以Halliday的功能文体学为基础, 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 “语境·语义·文学心理”文体学; 后者则是一部功能文体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还出版了5本论文集, 其收录的论文中有12篇涉及到功能文体学理论探讨的文章, 如杨信彰( 1993)、L iu( 1997, 1998), 6篇运用功能文体学框架具体分析文本的文章, 如Ren( 1993)、Li( 1998)。中国功能文体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功能文体学有了迅猛发展。申丹( 2002)发表了她对功能文体学进一步思考的成果, 张德禄( 2005)也对他的功能文体学著作进行了修订。在“中国知网”通过以“功能文体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151篇文章, 其中期刊论文96篇, 硕士论文52篇, 博士论文3篇。这些研究有的是进行功能文体理论方面的探讨, 如林文治、刘家荣(2000)、申丹(2002); 有的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如管淑红( 2009); 有的探讨功能文体学与翻译的结合, 如王瑾(2004); 有的讨论功能文体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如王璐( 2008) ; 还有的把功能文体学应用于对比分析, 如徐佳佳(2007)。同期出版的一系列论文集中也有大量的功能文体学方面的论文, 也是既有理论探讨, 如Yu(2002); 也有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 如肖祎、王扬( 2009)。前景黄国文( 2009)和刘世生( 2009)分别对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中国的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且指出了两者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实也适合中国功能文体学研究。我们这儿根据功能文体学自身的特点, 谈几点具体的想法。首先是功能文体学目前理论体系中有关概念的澄清。申丹(1997,2002)和张德禄( 1999)已经就文体分析的相关性原则、文学文本的情景语境、性质突出与数量突出以及文体分析的阶段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 同时, 在功能文体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已经扩展到各种语类的情况下, 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的适用性问题。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Dav id Butt博士认为, 文体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证据的学问( 2010年7月清华大学文体学座谈会, 并参考Butt& Luk in 2009); 从H asan的模式来看, 功能文体学讨论的就是言语表达层的证据如何通过象征表达层的符号表达文学文本深层次的主题, 这个过程如何运作, 运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有哪些, 都是功能文体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功能文体学在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不断发展。进入新的世纪, 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多模态分析(如Kress& van Leeuwen1996)、功能语言类型学、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如Martin 2004)、语类研究(Mart in& Rose 2008)、系统功能语言学三个维度(层次化/ strat ification、实例化/ instantiat ion和个体化/ individuation)之间的并协与互补、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结合。评价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功能文体分析之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其他发展也必将促进功能文体学的发展, 如传统的语相分析, 现在可以从多模态的角度进行分析, 并且原来Hasan( 1989: 300)所指出的言语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现在在多模态分析的视角下有望被打破; 再如功能类型学和语类理论的发展为文本和文体之间的跨文化分析以及功能文体学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语言分析方面的基础; 此外, 系统功能语言学个体化维度理论为探索个人风格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功能文体学, 作为文体学的一个流派, 其发展方向也可以从文体学的发展前景中得到启发。胡壮麟、刘世生(2000)指出了文体学的6个发展方向, 功能文体学在“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文体学与符号学”和“文体测量学”三个方面已经走出了很远, 但是在“文体学的解释力”、“跨学科交流”和“为教学服务”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 历时文体学是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功能历时文体学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本书是系统介绍功能文体学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