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研究论文综述

啊，如果在高中，初中我肯定拿一大堆的资料，把他粘贴上去，还附带自己的理解，现在不行了，一点不记得了

孟浩然人生的启示        刘阳   孟浩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句流传千年至今光彩夺目，他的名篇《春晓》等因选入中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研究他的文章自五四以来有数百篇之多。2001年，反映近百年研究成果的《孟浩然研究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研究孟浩然的文集。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直追逐“作家梦”。欧阳修说过：“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有幸奉命主持开发建设以孟浩然隐居地——鹿门山为中心的鹿门风景名胜区，自1999年10月开始，到2001年春，历时三年，有机会专心研究我的同乡前贤—孟浩然，且把编写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作为鹿门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文化建设内容。我和同事、好友一起策划，又将欲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的想法告知有关专家、教授、学者，得到了著名学者何炼成教授、刘建军教授、叶廷芳研究员、艾丰先生、魏杰教授等老师的支持，西北大学赵荣教授、赵俊玠教授、房日晰教授等老师亲自参加鹿门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和本书的选编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杨忠诚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还有许多朋友，不计任何名利，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默默奉献。     研读收集来的关于孟浩然的论文，可谓玲琅满目，丰富多彩。从时间上看，自五四以来，研究孟浩然的成果均有体现；从研究学者的分布上看，东、西、南、北、中均有，也有少数国外学者；从内容上看，有研究孟浩然生平交游的，有研究孟浩然的审美观及诗歌艺术风格特征的，还有将孟浩然与诗人王维比较研究的，等等。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其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纠偏，对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孟浩然和孟诗的风格特征，确实大有裨益。           孟浩然的生平事迹简述     据唐代王士源天宝四年（745）的《孟浩然集序》记载：“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xuè），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按此记载反推，孟浩然当生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王士源《序》、《新唐书·孟浩然传》、《唐才子传·孟浩然》等史料都记载:孟浩然，字浩然，唐代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隐鹿门山（今湖北襄阳鹿门风景名胜区境内）。对于上述孟浩然的出生时间、出生地和隐居地，绝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的。     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中认为，孟浩然本宅叫涧南园，在襄阳郭外。 “敝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 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 钓竿垂此涧，樵唱入南轩。” 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 》： “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 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 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 邵平能就我，开径剪蓬麻。”         涧在屋之北，所以称北涧。屋在涧之南，所以称涧南园。襄阳城在汉水弯曲处汉水绕其东、北二面。城北临江而无山，城南九、十里内则有岘山、卧龙山、白马山等。涧南园若在“北郭”外，则临汉水而不近“南山”。若在南郭外，则近“南山”，而真与“北郭赊”了。可见当在南郭外。       陈教授上述的考证我是赞同的，但他在该文中说：“孟诗《与诸子登岘山》‘水落鱼梁浅’中的鱼梁洲距岘山不远。后代方志载此洲在襄阳县城之东北，或流传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古襄阳县城之东北。该文注释中说：“马茂元《唐诗选》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注‘鱼梁，沔水中的洲名，在鹿门山附近。’似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鹿门山附近。陈先生大抵是未到过鱼梁洲和鹿门山，否则，不会存此疑问。       关于孟浩然的生平及交游，许多学者作了考证。如陈贻焮、陈铁民、王达津、潭优学、李浩、王波、屈光、孙维城、王从仁、陶敏、郁贤皓、李怀福等，由于史料缺乏，这些成果确实来之不易。综合大家的观点，可用较为粗略的线条勾画如下：在开元十二年（724）前即孟浩然36岁前，为在乡隐居读书时期（20岁开始到鹿门山隐居）；开元十二年始，他先后到洛阳、湘赣、扬州等地漫游；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27—728），为长安应试时期（有学者认为，孟浩然可能多次入京求仕）；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729—733），为吴越漫游时期；开元二十一至二十八年（733—740），为晚年故园隐居时期。吴越归来，孟浩然已渐入老境，隐居故园，也时出访幽。这一时期又两度外出。一次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入峡游蜀；一次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谪任荆州长史，孟浩然被邀入幕为从事，随张九龄巡视、游览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开元二十六年春辞去从事，归家隐居。孟浩然的交游极广。王士源《序》载：“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南独孤册，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其实，孟浩然的朋友何止这些，他的朋友可谓遍天下。李白、王昌龄、韩朝宗、王迥、张子容、崔国辅、贾升、杜晃、裴观、湛然等，皆与浩然相好。       对于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闻一多先生在《孟浩然》一文中认为，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是很重要的一点。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       陈贻焮先生在《谈孟浩然的“隐居”》一文中认为，虽然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与成熟也不一样，孟浩然和陶渊明还是很相像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精神是入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世的人格。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这诗一方面可用来说明他的确是在自觉地效法陶渊明，同时也可看作他的自传。     现在有些学者持孟浩然热衷仕途之说，但先生朱起予认为“殊可怀疑”（见《孟浩然隐逸趣尚论》），其依据是：孟浩然在京贵交不少，其中包括能选贤任能，引用文儒之士参与政治的名相张九龄，孟若要出仕，要求这些忘形之交引荐原也不难，更兼孟浩然的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使他名声大噪，稍通入仕路径的文人正可以借此求进，也是情理中事。这比唐代士子通过“行卷”、“温卷”的办法求得声名远扬强到不啻十倍八倍。而孟浩然却不然，因为他不久便别有人，离京邑下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任尚书右丞相，孟浩然完全可以乘机谒张，为什么却在襄阳及附近地区遨游终日，逍遥林泉？ 王士源《序》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朝宗约日引谒。及朝，浩然会僚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而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这里，哪里见得到一个所谓为科举作了30年准备的士子的影子？     关于孟浩然是否参加了科举考试，现有研究成果对此是肯定的。朱先生认为其说根据不足，并有论证。       孟浩然自述他的世家说:“惟先自邹鲁，家室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以大儒孟子的后裔自居的孟浩然，无疑地与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受庄子哲学影响外，也饱读儒家经典。儒道二家思想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经常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中，如果要找出一位光受儒家思想影响或道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的。那么，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声”的修身济世思想总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孟浩然。他又生当开元盛世，如果说一点没有入世之意，反倒是不近人情的。我们只能说存在于孟浩然身上的出世与世仕这对矛盾，是前者占了上风，成为主要的一面，而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后者的存在。我认为朱先生的以上论述颇有见地，这也大概是孟浩然入京求仕的思想基础。      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辑清芬。”房日晰教授认为，李白的仰止心情不是来自孟浩然的诗歌，而是出自对一个隐士高风亮节的人格的崇拜（见《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房先生说李白倾服孟浩然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养望待时上，李白与孟浩然有共同之处；其次，孟浩然有侠义之风，所谓“救患释纷以立仪表”，这一点颇与李白同调；第三，李白与孟浩然的性格非常相似；第四，两人都飘洒风流，具有遗世独立的风韵；第五，两人的部分诗歌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共同崇拜和赞美孟浩然，实属难得。张祜《题孟浩然宅》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皮日休说：“呜呼，先生之道，复可言耶?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以至矣”。（《皮子文薮》卷七《郢州孟亭记》）王维在《哭孟浩然》中说：“古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中说：“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以上可以看出，和孟浩然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对孟评价是极高的。他们有的是孟的至交，有的距孟浩然生活的时代很近，对孟浩然思想和人格的评价自然是可信的。今有某些学者对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的评价，多含义臆断成分，或据现代的评价标准，难有中肯之见。如果不真正认识孟浩然的隐士品格，就很难读懂其诗其人，那么孟浩然似乎成了一个热心功名利禄而又未入仕的失意者，其诗品人品还值得时人、今人和后人崇敬和仰慕吗？       孟浩然人生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机遇是留给有准备人的，但有准备的人未必都能成功。     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可见，他为科举准备了整整三十年，但终究未能在仕途上获得功名。    启示之二：人生都会有挫折，关键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孟浩然人生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就在于他失去“当官”的机会后，没有就此沉沦，消极厌世;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定位，做一个布衣诗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终于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诗人，令怀才傲世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怀有高山仰止之情。启示之三：要有大作为必有过人处。纵观孟浩然的一生，他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对唐代乃至中国文学史有重要贡献。我们这里仅从孟浩然诗歌的美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谈谈其在唐代诗歌美学观中的先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陶文鹏研究员在《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一文中，对孟浩然的审美观及在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创作实践作了精辟论述。将孟浩然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后，我们便从中见到一个相当完美的诗歌美学观。看来，这位终身布衣的盛唐山水诗人，是在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他，最先以诗的竖琴，弹奏出清新美妙的盛唐之音。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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