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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地理科学两大分支学科体系之一。研究对象为地球表层，即自然地理环境（或人类自然环境），包括未经人类作用的天然环境和经人类作用后发生了变化的环境。自然地理学是把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种要素相互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以阐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结构、功能、物质迁移、能量转换、动态演变以及地域分异规律。按研究对象分为综合自然地理学、部门自然地理学和专门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亦即狭义的自然地理学，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阐明其历史形成、现代过程、类型特征 地域分异和发展演化，包括古地理学、热量水分平衡、化学地理、生物地理群落学（生态系统）等领域以及景观学、土地学和区域自然地理学等。部门自然地理学以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各要素为研究对象，有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植被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等。专门自然地理学则以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总体为对象，如冰川学、冻土学、沙漠学、沼泽学、湖泊学、海洋地理学以及极地和高山研究等。“自然地理”这一术语于1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到1765年，康德（I. Kant）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学，指出自然地理学是“自然的概括”。洪堡注意自然现象的地域结合，用比较地理学方法揭示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佩歇尔（）主张地理学应该寻求地球各部分相似的自然面貌和特点，找出它们发生学上的联系，从而把自然地理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洪堡以后，自然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发展迅速。许多地理学家以区域差异为核心，进行自然区划及不同区域的地理考察研究；从“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并开展专题研究，着重探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不利条件的控制。至20世纪30年代后，地理研究工作有离心分散的趋势，跨越分支的综合研究进展较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格里哥里也夫（A. A. Grigoryev）和布迪科（M. I. Budyko）建立了以热量、水分平衡为基础的自然地带周期律理论，综合研究的倾向逐渐增强。50年代起竺可桢等在中国组织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和自然区划工作，自然地理学和国家建设紧密结合发展较快。由于吸收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各类实验室和定位、半定位试验站的建立，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促进了自然地理环境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和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渗透，加强了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遥感技术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数学模拟和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促进了地理信息采集、处理、贮存和再现的革新以及各要素间相互联系的研究，为地理环境结构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化提供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工具和手段。70年代初，乔莱（. Chorley）和肯尼迪（B. A. Kennedy）最早运用系统科学观点，从系统结构、物能流通、系统平衡与调控等方面对自然地理系统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整体综合。随后，索恰瓦（V. Sochava）提出“地理系统学说”，试图从系统角度来构建现代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并强调从生态系统观点进行综合研究。当今世界由于人口剧增和经济发展，面临着土地、粮食、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是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要加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联系，研究人类生态系统中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及其反馈过程。重要的综合性课题包括：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农业生产潜力与区域承载力；土地—人口系统；环境监测、影响评价及演变预报；自然区划与区域开发整治；全球性环境演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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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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