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主题的论文

一、对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认识对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就是运用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知识，适应新世纪时代的变化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地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大趋势是科学化、现代化，核心是思想观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是能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学这门科学不断发展，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时代特征更加明显。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为依据，坚持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结合、借鉴性与自主性相统一以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体制等诸多方面，对思想政治工个人而言，其中最关键的是思想观念创新和方式方法创新。1.思想观念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础思想观念能否创新，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观念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一提到思想政治工作，人们就会想到硬性的灌输和干干巴巴的说教，这说明灌输和说教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习惯思维，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最常用的方式和方法。不可否认，灌输和说教确实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仍把上述二者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则难免有失偏颇。这种习惯性思维指导下的传统做法不可能不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方式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开始探寻更为有效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而且有些研究已经有了成果。比如有专家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四个要素，分别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在这个整体中，每个要素的层次不同，从高到低依次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每个要素的内涵及其实现方法也各不相同，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方向、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方法和政治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确立的是人们对国家、阶级、社会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政治集团的利益所在，常用的方法是灌输和说教；思想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它把理论及理论的内在联系教给学生，让学生去体会、去理解，方法上主要是启迪；道德教育是要学生树立道德意识，养成道德行为，方法上重在践行；心理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健康完善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方法上在于感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应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四要素的逆向顺序，即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也就是先进行心理教育，后进行道德教育，紧接着进行思想教育，最后进行政治教育。这个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释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佳的原因，这就是不论教育者还是教育部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总是习惯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这四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面混淆在一起，千篇一律地采用比较容易做到的灌输和说教的方法，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做到对症下药。鉴于这种情况，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冷静观察，理性思考，分清层次，对症下药。遵循这样的思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倡导的“进教材、进教室、进学生头脑”和“进公寓、进社团、进网络”的措施，就不单纯是要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三支队伍”来实施的问题，还要求全体教职工以管理者的身份把学生管理好，使学校保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做他们的朋友或知心人，并在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中，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启迪他们，帮助他们去体验和感悟，让他们很自然地树立起健康的人生态度，认可和接受我们的社会所倡导的主流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理论要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进而转化为思想政治工乃至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们相信，一旦人们普遍认可了它，那必将有力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使之在确保青年学生成人成才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2.方式方法创新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有效途径有了理论或思想观念的创新，不等于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在创新性思想观念和创新性思想政治工作之间，还需要有相应的环节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把二者联系起来，并把前者转化成后者，这个环节就是创新性的方式方法。方式方法创新是指适应人们的接受能力而运用现代化工具和其他灵活多样的手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这些新方式新方法不管有多少，也不管怎样运作，都必须具备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生动活泼、入耳入心、可亲可信，易于被人接受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特别是各种类型、各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既有成绩，必须以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负责、对学生未来负责的态度，在继承原有方式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去探索实践新的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要加强对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样，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育者自身状况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在现实中，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现状很难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他们的需要，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比较强调对学生的教育，要求学生应该如何做，不应该如何做，但对教育者应该怎么做则要求不多，要求不够，导致教育工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比较模糊。二是思想政治工的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在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有些找不到其他工作或干不了其他工作的人进入学校当起了辅导员，但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思想觉悟却难以胜任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的要求。三是思想政治工普遍缺乏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理念，不能正确认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四是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只注重“言传”，而忽视“身教”。针对这种情况，无论学校还是教育者个人，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强化其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角色意识、以身立教意识，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做学生的榜样。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育人功能大家都知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但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转变成“为育人而教学”，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框架之内，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真正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其次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研究，围绕“教书育人”这个核心，从教学方法、手段，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不断改革课堂教学，切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谢谢

形势与政策课在各高校的实施状况也各有差异,主要表现在教学管理、教师队伍、教学内容、 方法 、手段、课程安排和考核方式、学生的认识程度等方面。我在此整理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供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1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外交;合作;共同体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 “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 经验 能力呈现不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

《社会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路径》

[摘要]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经验能力呈现不足。针对此类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始被学界和政府所重视。本文从转型期的特点及给公共安全问题提出的挑战出发，对政府治理在公安全问题出现的能力不足，及社会组织力量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社会参与将是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出路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 文化 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 总结 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 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 渠道 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 政策法规 。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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