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衍射毕业论文

早在17世纪，意大利的格里马第（—1663）就发现了光的衍射现象.在点光源照明下，如果在狭窄的光束路径上放置一物体，那么在置于其后的屏幕上就不是轮廓分明的影子，其影子不但比较模糊而且沿着影子边缘还出现彩带.格里马第称这种现象为“衍射”.后来，英国科学家胡克（—1703）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但他们都未能对衍射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最先对光的衍射现象作出正确解释的是法国工程师奥古斯汀·菲涅耳（Augustin Fresnel,1788—1827）.他1806年从巴黎工科学校毕业，后来又在巴黎桥梁与道路专科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从事道路修理工作，当了八年工程师，由于他在光学研究方面崭露头角，菲涅耳就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自1814年开始，研究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当时他并不知道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的工作，但与杨氏一样，他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光的波动说的证据.�1817年法国科学院举办了一次科学竞赛，要求参加者用精确的实验来演示光的全部衍射效应，并建立相应的理论.菲涅耳决定参加这次竞赛，他写了一篇叙述自己研究工作的论文，并于次年交给科学院.菲涅耳做过一系列光的衍射实验，他更精细地演示了格里马第的发现，在光源发出的光束照明下，一根细丝的影子内会出现明暗相间的光带.他用小孔实验证实，只要小孔的直径小到可以与光的波长相比拟时，光束通过小孔就能产生圆孔衍射图样，那是一圈一圈明暗相间的同心圆.他还演示了光通过圆屏、锐利的直边（例如刀口）、狭缝障碍时所产生的衍射效应.�在1818年应征论文中，菲涅耳在介绍他所进行的各种光的衍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天被称为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的新学说.惠更斯认为，在给出的ｔ时刻的波阵面可以看成是全部球面波的包络面，而在前一时刻ｔ０的波阵面上的所有各点是这些球面波的波源.菲涅耳改进了惠更斯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在ｔ时刻空间某一点的光波的幅值可以看成是所有球面波相干的结果，而在前一时刻ｔ０的波阵面上的所有各点是这些球面波的波源.�菲涅耳根据这一原理研究了各种衍射现象，并创造了一种数学方法（菲涅耳波带法），定量计算了这些情况下衍射带的分布.他研究了光通过小孔的情形，并计算出在位于这个小孔后面的屏上应看到什么样的图样.根据他的计算，如果光是单色的，在屏上应看到一些明暗交替的环，菲涅耳计算出这些环的半径取决于孔的大小、光源到小孔的距离和小孔到观察屏之间的距离.�菲涅耳根据波动说还论述了各种不同衍射孔的光衍射的其他情形，并计算了衍射条纹的分布，菲涅耳的所有计算都与实验结果相符.�科学院成立了专门评比委员会来审议应征的所有论文.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法国有名的学者，他们是阿拉果（－1853）、泊松（－1840）、毕奥（，1774－1862）、拉普拉斯（，1749－1827）和盖·吕萨克（－1850）,其中泊松、毕奥和拉普拉斯都是相信光的微粒说的，而盖·吕萨克持中立态度.因此委员会不可能轻易相信菲涅耳的研究工作，但菲涅耳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出色地符合，以致无法否定菲涅耳的论文，最后不得不授予他奖金.其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评比委员会成员泊松看了菲涅耳的计算后发现，根据这些计算会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在一个图片的阴影中应当出现一个亮点.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曾观察到这一情景，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泊松提出这个问题想以此来驳倒菲涅耳的波动说.�菲涅耳面临这一严重考验，他的理论正确与否，必须用实验来检验.菲涅耳的理论指出，只有当图片的半径很小时，这个亮点才明显，于是他又做了一次实验，结果真的得到泊松所提到的亮点，这充分证明了菲涅耳波动理论的正确性，后人戏剧性地称这个亮点为泊松亮点（或称泊松亮斑）.因此，人们常常把菲涅耳提出的衍射理论及其实验证明，作为他对波动光学的第一大贡献.�菲涅耳的成就对光的微粒说的信奉者是一大震动，使毕奥、拉普拉斯、泊松等拥护微粒说的知名学者也无言对答；而阿拉果在这一成就的感召下改信波动说了.�在这一时期，德国的夫琅和费（—1826）也对衍射现象进行了研究，但他与菲涅耳的研究不同，理论也更简单.菲涅耳演示的衍射实验，其光源和屏距衍射孔都不是无限远，因而对衍射孔都有一个张角．而夫琅和费研究衍射现象，将望远镜对准狭缝光源，并让狭缝成像在目镜的焦平面附近，这样入射光与出射光都是平行光，可以认为光源和光屏距衍射孔是无限远.我们把这种方式产生的衍射称为“夫琅和费衍射”，而前者称“菲涅耳衍射”.可以看出，夫琅和费衍射是菲涅耳衍射的一种极限情形，而且数学上更容易处理.�当然，菲涅耳的理论也不无缺点，菲涅耳开始把光波看作纵波，不能解释光的偏振，因此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一直到马吕斯（—1812）发现了光的偏振现象后，菲涅耳才根据杨氏的提议把光看成是横波，这样不仅完善了光的波动说，而且由此出发，解释了光的偏振现象，完成了他对光偏振的一系列研究，这是他对波动光学的又一贡献.菲涅耳于1823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825年又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遗憾的是，菲涅耳卓有成就的一生太短暂了，他只活了39岁，于1827年因患肺病，在巴黎附近的乡间逝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杨氏与菲涅耳先后都对波动光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之间并无激烈的优先权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与谦恭的.菲涅耳在1816年给杨氏的信中说道：“如果有什么能够安慰我没有获得优先权的利益的话，那就是：对我来说我遇到了以如此大量的重要发现丰富了物理学的学者，同时他大大地有助于加强对于我所采用的理论的信心”.而杨氏在1819年给菲涅耳的信中写道“先生，我为您赠送令人敬羡的论文表示万分感谢，在对光学进展最有贡献的许多论文中，您的论文确实也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高分辨率光学显微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摘要】 提高光学显微镜分辨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利用经典方法提高各种条件下的空间分辨率，如用于厚样品研究的SPIM技术，用于快速测量的SHG技术以及用于活细胞研究的MPM技术等。二是将最新的非线性技术与高数值孔径测量技术（如STED和SSIM技术）相结合。生物科学研究离不开超高分辨率显微术的技术支撑，人们迫切需要更新显微术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近年来研究表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已经成功突破200nm横向分辨率和400nm轴向分辨率的衍射极限。高分辨率乃至超高分辨率光学显微术的发展不仅在于技术本身的进步，而且它将会极大促进生物样品的研究，为亚细胞级和分子水平的研究提供新的手段。【关键词】 光学显微镜；高分辨率；非线性技术；纳米水平在生物学发展的历程中显微镜技术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早期显微术领域的某些重要发现，直接促成了细胞生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突破性发展。对固定样品和活体样品的生物结构和过程的观察，使得光学显微镜成为绝大多数生命科学研究的必备仪器。随着生命科学的研究由整个物种发展到分子水平，显微镜的空间分辨率及鉴别精微细节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光学显微镜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挑战分辨率极限的历史。在400～760nm的可见光范围内，显微镜的分辨极限大约是光波的半个波长，约为200nm，而最新取得的研究成果所能达到的极限值为20～30nm。本文主要从高分辨率三维显微术和高分辨率表面显微术两个方面，综述高分辨率光学显微镜的各种技术原理以及近年来在突破光的衍射极限方面所取得的研究进展。1 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光学显微镜图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光线的波长和显微镜物镜的有限尺寸。类似点源的物体在像空间的亮度分布称为光学系统的点扩散函数(point spread function, PSF)。因为光学系统的特点和发射光的性质决定了光学显微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线性移不变系统，所以PSF通常在垂直于光轴的x-y平面上呈径向对称分布，但沿z光轴方向具有明显的扩展。由Rayleigh判据可知，两点间能够分辨的最小间距大约等于PSF的宽度。根据Rayleigh判据，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极限由以下公式表示[1]：横向分辨率(x-y平面)：dx，y=■轴向分辨率(沿z光轴)：dz=■可见，光学显微镜分辨率的提高受到光波波长λ和显微镜的数值孔径等因素的制约；PSF越窄，光学成像系统的分辨率就越高。为提高分辨率，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1）选择更短的波长；（2）为提高数值孔径, 用折射率很高的材料。Rayleigh判据是建立在传播波的假设上的，若能够探测非辐射场，就有可能突破Rayleigh判据关于衍射壁垒的限制。2 高分辨率三维显微术在提高光学显微镜分辨率的研究中，显微镜物镜的像差和色差校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一般的透镜组合方式到利用光阑限制非近轴光线，从稳定消色差到复消色差再到超消色差，都明显提高了光学显微镜的成像质量。最近Kam等[2]和Booth等[3]应用自适应光学原理，在显微镜像差校正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自适应光学系统由波前传感器、可变形透镜、计算机、控制硬件和特定的软件组成，用于连续测量显微镜系统的像差并进行自动校正。 一般可将现有的高分辨率三维显微术分为3类：共聚焦与去卷积显微术、干涉成像显微术和非线性显微术。 共聚焦显微术与去卷积显微术 解决厚的生物样品显微成像较为成熟的方法是使用共聚焦显微术(confocal microscopy) [4]和三维去卷积显微术(three-dimensional deconvolution microscopy, 3-DDM) [5]，它们都能在无需制备样品物理切片的前提下，仅利用光学切片就获得样品的三维荧光显微图像。共聚焦显微术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应用探测针孔去除非共焦平面荧光目标产生的荧光来改善图像反差。共聚焦显微镜的PSF与常规显微镜的PSF呈平方关系，分辨率的改善约为■倍。为获得满意的图像，三维共聚焦技术常需使用高强度的激发光，从而导致染料漂白，对活生物样品产生光毒性。加之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从而使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3-DDM采用软件方式处理整个光学切片序列，与共聚焦显微镜相比，该技术采用低强度激发光，减少了光漂白和光毒性，适合对活生物样品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利用科学级冷却型CCD传感器同时探测焦平面与邻近离焦平面的光子，具有宽的动态范围和较长的可曝光时间，提高了光学效率和图像信噪比。3-DDM拓展了传统宽场荧光显微镜的应用领域受到生命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6]。 选择性平面照明显微术 针对较大的活生物样品对光的吸收和散射特性，Huisken[7]等开发了选择性平面照明显微术(selective plane illumination microscopy，SPIM)。与通常需要将样品切割并固定在载玻片上的方式不同，SPIM能在一种近似自然的状态下观察2～3mm的较大活生物样品。SPIM通过柱面透镜和薄型光学窗口形成超薄层光，移动样品获得超薄层照明下切片图像，还可通过可旋转载物台对样品以不同的观察角度扫描成像，从而实现高质量的三维图像重建。因为使用超薄层光，SPIM降低了光线对活生物样品造成的损伤，使完整的样品可继续存活生长，这是目前其他光学显微术无法实现的。SPIM技术的出现为观察较大活样品的瞬间生物现象提供了合适的显微工具，对于发育生物学研究和观察细胞的三维结构具有特别意义。 结构照明技术和干涉成像 当荧光显微镜以高数值孔径的物镜对较厚生物样品成像时，采用光学切片是一种获得高分辨3D数据的理想方法，包括共聚焦显微镜、3D去卷积显微镜和Nipkow 盘显微镜等。1997年由Neil等报道的基于结构照明的显微术，是一种利用常规荧光显微镜实现光学切片的新技术，并可获得与共聚焦显微镜一样的轴向分辨率。干涉成像技术在光学显微镜方面的应用1993年最早由Lanni等提出，随着I5M、HELM和4Pi显微镜技术的应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常规荧光显微镜所观察的荧光相比，干涉成像技术所记录的发射荧光携带了更高分辨率的信息。（1）结构照明技术：结合了特殊设计的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硬件包括内含栅格结构的滑板及其控制器，软件实现对硬件系统的控制和图像计算。为产生光学切片，利用CCD采集根据栅格线的不同位置所对应的原始投影图像，通过软件计算，获得不含非在焦平面杂散荧光的清晰图像，同时图像的反差和锐利度得到了明显改善。利用结构照明的光学切片技术，解决了2D和3D荧光成像中获得光学切片的非在焦平面杂散荧光的干扰、费时的重建以及长时间的计算等问题。结构照明技术的光学切片厚度可达，轴向分辨率较常规荧光显微镜提高2倍，3D成像速度较共聚焦显微镜提高3倍。（2）4Pi 显微镜：基于干涉原理的4Pi显微镜是共聚焦/双光子显微镜技术的扩展。4Pi显微镜在标本的前、后方各设置1个具有公共焦点的物镜，通过3种方式获得高分辨率的成像：①样品由两个波前产生的干涉光照明；②探测器探测2个发射波前产生的干涉光；③照明和探测波前均为干涉光。4Pi显微镜利用激光作为共聚焦模式中的照明光源，可以给出小于100nm的空间横向分辨率，轴向分辨率比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技术提高4~7倍。利用4Pi显微镜技术，能够实现活细胞的超高分辨率成像。Egner等[8，9]利用多束平行光束和1个双光子装置，观测活细胞体内的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等细胞器的精微细节。Carl[10]首次应用4Pi显微镜对哺乳动物HEK293细胞的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类别进行了测量。研究表明，4Pi显微镜可用于对细胞膜结构纳米级分辨率的形态学研究。（3）成像干涉显微镜(image interference microscopy, I2M)：使用2个高数值孔径的物镜以及光束分离器，收集相同焦平面上的荧光图像，并使它们在CCD平面上产生干涉。1996年Gustaffson等用这样的双物镜从两个侧面用非相干光源（如汞灯）照明样品，发明了I3M显微镜技术(incoherent, interference,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I3M），并将它与I2M联合构成了I5M显微镜技术。测量过程中，通过逐层扫描共聚焦平面的样品获得一系列图像，再对数据适当去卷积，即可得到高分辨率的三维信息。I5M的分辨范围在100nm内。 非线性高分辨率显微术 非线性现象可用于检测极少量的荧光甚至是无标记物的样品。虽有的技术还处在物理实验室阶段，但与现有的三维显微镜技术融合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1）多光子激发显微术：(multiphoton excitation microscope，MPEM)是一种结合了共聚焦显微镜与多光子激发荧光技术的显微术，不但能够产生样品的高分辨率三维图像，而且基本解决了光漂白和光毒性问题。在多光子激发过程中，吸收几率是非线性的[11]。荧光由同时吸收的两个甚至3个光子产生，荧光强度与激发光强度的平方成比例。对于聚焦光束产生的对角锥形激光分布，只有在标本的中心多光子激发才能进行，具有固有的三维成像能力。通过吸收有害的短波激发能量，明显地降低对周围细胞和组织的损害，这一特点使得MPEM成为厚生物样品成像的有力手段。MPEM轴向分辨率高于共聚焦显微镜和3D去卷积荧光显微镜。（2）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术：Westphal[12]最近实现了Hell等在1994年前提出的受激发射损耗(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STED）成像的有关概念。STED成像利用了荧光饱和与激发态荧光受激损耗的非线性关系。STED技术通过2个脉冲激光以确保样品中发射荧光的体积非常小。第1个激光作为激发光激发荧光分子；第2个激光照明样品，其波长可使发光物质的分子被激发后立即返回到基态，焦点光斑上那些受STED光损耗的荧光分子失去发射荧光光子的能力，而剩下的可发射荧光区被限制在小于衍射极限区域内，于是获得了一个小于衍射极限的光点。Hell等已获得了28nm的横向分辨率和33nm的轴向分辨率[12,13]，且完全分开相距62nm的2个同类的分子。近来将STED和4Pi显微镜互补性地结合，已获得最低为28nm的轴向分辨率,还首次证明了免疫荧光蛋白图像的轴向分辨率可以达到50nm[14]。（3）饱和结构照明显微术：Heintzmann等[15]提出了与STED概念相反的饱和结构照明显微镜的理论设想，最近由Gustafsson等[16]成功地进行了测试。当光强度增加时，这些体积会变得非常小，小于任何PSF的宽度。使用该技术，已经达到小于50nm的分辨率。（4）二次谐波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SHG)成像利用超快激光脉冲与介质相互作用产生的倍频相干辐射作为图像信号来源。SHG一般为非共振过程，光子在生物样品中只发生非线性散射不被吸收，故不会产生伴随的光化学过程，可减小对生物样品的损伤。SHG成像不需要进行染色,可避免使用染料带来的光毒性。因其对活生物样品无损测量或长时间动态观察显示出独特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视[17]。3 表面高分辨率显微术表面高分辨率显微术是指一些不能用于三维测量只适用于表面二维高分辨率测量的显微技术。主要包括近场扫描光学显微术、全内反射荧光显微术、表面等离子共振显微术等。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术 近场扫描学光显微术(near-field scanning optical microscope, NSOM)是一种具有亚波长分辨率的光学显微镜。由于光源与样品的间距接近到纳米水平，因此分辨率由光探针口径和探针与样品之间的间距决定，而与光源的波长无关。NSOM的横向分辨率小于100nm，Lewis[18]则通过控制在一定针尖振动频率上采样，获得了小于10nm的分辨率。NSOM具有非常高的图像信噪比，能够进行每秒100帧图像的快速测量[19]，NSOM已经在细胞膜上单个荧光团成像和波谱分析中获得应用。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术 绿色荧光蛋白及其衍生物被发现后，全内反射荧光(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fluorescence，TIRF)技术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TIRF采用特有的样品光学照明装置可提供高轴向分辨率。当样品附着在离棱镜很近的盖玻片上，伴随着全内反射现象的出现，避免了光对生物样品的直接照明。但因为波动效应，有小部分的能量仍然会穿过玻片与液体介质的界面而照明样品，这些光线的亮度足以在近玻片约100nm的薄层形成1个光的隐失区，并且激发这一浅层内的荧光分子[20]。激发的荧光由物镜获取从而得到接近100nm的高轴向分辨率。TIRF近来与干涉照明技术结合应用在分子马达步态的动力学研究领域, 分辨率达到8nm，时间分辨率达到100μs[21]。 表面等离子共振 表面等离子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22]是一种物理光学现象。当入射角以临界角入射到两种不同透明介质的界面时将发生全反射，且反射光强度在各个角度上都应相同，但若在介质表面镀上一层金属薄膜后，由于入射光被耦合入表面等离子体内可引起电子发生共振，从而导致反射光在一定角度内大大减弱，其中使反射光完全消失的角度称为共振角。共振角会随金属薄膜表面流过的液相的折射率而改变，折射率的改变又与结合在金属表面的生物分子质量成正比。表面折射率的细微变化可以通过测量涂层表面折射光线强度的改变而获得。1992年Fagerstan等用于生物特异相互作用分析以来，SPR技术在DNA-DNA生物特异相互作用分析检测、微生物细胞的监测、蛋白质折叠机制的研究，以及细菌毒素对糖脂受体亲和力和特异性的定量分析等方面已获得应用[23]。当SPR信息通过纳米级孔道[24]传递而提供一种卓越的光学性能时，将SPR技术与纳米结构设备相结合，该技术的深入研究将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成像原理显微镜。【参考文献】[1] 汤乐民,丁 斐.生物科学图像处理与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05.[2] Kam Z, Hanser B, Gustafsson MGL, et adaptive optics for live three-dimensional biological imaging[J].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1,98:3790-3795.[3] Booth MJ, Neil MAA, Juskaitis R, et al. Adaptive aberration correction in a confocal microscope[J].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2, 99:5788-5792.[4] Goldman RD,Spector cell imaging a laboratory manual[J].G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05.[5] Monvel JB,Scarfone E,Calvez SL,et deconvolution for three-dimensional deep biological imaging[J].Biophys,2003,85:3991-4001.[6] 李栋栋,郭学彬,瞿安连.以三维荧光反卷

金融市场的量化密码系列文章（3） 已知的已知 作者：Michael Zhang 麦教授 在上一篇文章（ 如何用两维思维方式解读苏格拉底悖论 ）的最后，麦教授提到了用两维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苏格拉底那句“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的悖论。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里，麦教授将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做思维升级，从“已知的已知”出发，分别探讨“已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和“未知的未知”。 “已知的已知”指的是我们会在教科书中看到的内容，是《心经》里说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星体的轨道，我们可以做出专门解决特定病症的靶向药，我们知道好的投资收益率来自于公司的基本面变化。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事，我们知道了事物运作的基本逻辑。 我们也知道市场很难预测，学术界研究金融几十年了，这些工作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1）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角度来看：市场因为无法预测，所以可以用有效市场假设（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来分析； （2）从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角度来看：投资者因为有各种决策偏差（decisionbiases），市场并不有效。 有效市场理论作为“已知的已知”在学术界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导地位，后来受到了行为金融理论的挑战。有效市场假说的奠基人尤金·法玛（Eugene Fama）和行为金融的奠基人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2013年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个学派争论了几十年的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从不同的角度看可能都是对的。 即便是严谨的物理学也不例外，牛顿力学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真理，但是20世纪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这个“已知的已知”其实也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并不是绝对的已知。 初出茅庐，年仅29岁的牛顿（Isaac Newton）在1672年2月8日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宣讲了一篇光的色散的论文，认为光是由微粒组成的，一束光就像是一把枪发射出来的无数微小的光粒，而光的色散则像是不同颜色的微粒可以通过三棱镜分开，变成一束束同样颜色的光束。 牛顿的死对头胡克（Robert Hooke）对微粒说做了强烈的批评。胡克去世后，牛顿让皇家学会取下了胡克的肖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胡克肖像是画家凭空想出来的。随着牛顿的贡献越来越大，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虽然胡克等人支持的波动说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但是微粒说在牛顿的影响下，变成了主流的“已知的已知”。 1690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发表了《光论》，论述了光的波动学说，但是仍然没有撼动牛顿的影响力。微粒说直到100多年后才被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和法国科学家奥古斯丁·菲涅耳（Augustin Fresnel）做的支持波动说的实验结果所质疑。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故事。 一个科学知识要建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被证伪。 菲涅耳提交了一篇光的衍射的论文之后，他遇到了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法国科学院院士泊松（Siméon Denis Poisson）（泊松对概率分布的贡献很大，以后会讲到以他名字命名的“泊松分布”）。泊松不支持波动说，他说你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如果有你说的衍射，光穿过一个玻璃圆盘就应该在阴影中间出现一个亮斑。结果大家做了一个实验，真的有亮斑！于是这个支持波动说的实验结果就被命名为“泊松亮斑”。证伪的过程中证实，干得实在漂亮。 科学家可以有自己的出发和立足点，但是科学最终总是公平的。 有了强有力的实验结果支持，波动说大获全胜就取代了曾经的“已知的已知”微粒说。微粒说不得不从“已知的已知”的真理清单里面删掉。 然而，100年后，事情又有了转机。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05年写了一篇后来让他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用光量子（photon）这个微粒的概念解释了光电效应。也就说明了，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下，波函数会坍塌成粒子，于是微粒说也没有错，它又回到了真理清单上来。 不过这也不是永久的，50年后的1957年，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生休·埃弗雷特 （Hugh Everett III）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从数学的角度通过薛定谔方程推导出了对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the multi-world interpretation）。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微粒和波函数的争论，波函数永远不会坍塌成微粒，所有观测到的量子力学现象都是由于观测导致了宇宙的分裂成为多个平行宇宙。 这个想法太惊世骇俗，所以他当时必须缩短论文篇幅，让论文不显得这么奇怪才可以毕业。 这算是推翻微粒说了吗？也并没有。因为论文得不到物理学界的支持，埃弗雷特毕业后很难在学术圈立足，他去了军队做应用数学和编程，郁郁不得志，每天酗酒，51岁就去世了。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理论逐渐有更多的人开始支持，开始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进。 所以虽然人类对未知的 探索 逐渐深入并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知的已知”并不一定是增加的。 连严谨的科学里都没有绝对的真理，“已知的已知”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了 。 随着我们的认知的提高，很多“已知的已知”可能会被新的知识挑战，而激发出更多的“已知的未知”。 实际上，苏格拉底最终可能被证明是对的：也许根本不存在“已知的已知”！ 换句话说，虽然人类的知识一直在积累，但是越来越多的“已知的已知”会被推翻，最终第一象限可能就是一个空集，于是苏格拉底说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追求“已知的已知”了，我们做的所有的去推翻旧的理论的研究，目的都是希望在做判断的时候有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也许并不完美，但是是目前已知最好的就可以了。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也是这样， 也许最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但是我们不会停下来，我们会通过提高自己的认知来加深对市场的理解，和 探索 宇宙的奥妙一样，对金融市场理解上的任何小小的进步都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金融市场的量化密码系列文章 如何用两维思维方式解读苏格拉底悖论 不可能发生的事（1987年） 《金融市场的量化密码》系列专栏——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