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日报总编辑

郑亚身份:郑亚老师巅峰教育创始人青少年成长资深顾问巅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区校园公益巡回演讲第一人国际(中国)赏识教育推广讲师全国青少年教育先进工作者郑亚传奇人生经历1998年大学英语系毕业，在贵州毕节的一个边远山区支教；1999年成为市级优秀教师；2000年开始与人创办私立学校，半年后，学校生源猛增500%；2002年加盟三联教育集团，成为该集团最优秀、最年轻的班主任。最高记录为同时兼任2个班班主任和教研组长； 2005年到广州李阳疯狂英语总部接受培训；从2005年起，潜心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不惜一切代价向世界成功人学习，其中包括：世界第一潜能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世界华人成功学权威—陈安之亚洲超级演说家—梁凯恩亚洲金口才教练—刘景澜亚洲心灵财富教练—李胜杰赏识教育创始人—周弘亚洲亲子教育与婚姻关系咨询专家—魏建惠郑亚老师给近十万名中小学生做过大型演讲，培训众多学生突破自卑，建立自信。他的演讲内容新颖，语言生动幽默，注重实用性和激发行动力，让听者激情澎湃，信心倍增，马上行动。媒体报道郑亚老师的传奇人生故事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如:贵州电视台、普定电视台、平坝电视台、关岭电视台、织金电视台、安顺电视台、安顺人民广播电台、贵州都市报、安顺日报、安顺晚报、黔中早报、毕节日报等。

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教育家 李仲群鸦片战争后，外有列强宰割、内有军阀混战，中国国势衰微，民不聊生。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华夏大地，先后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丑恶嘴脸；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是国家的栋梁！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民主进步人士李仲群就是其中的一位。3月29日，春风轻拂，吹掉记者风尘仆仆的倦意。在贵阳市金狮小区，记者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儿子、毕节一中的退休教师李枢，在贵州师范大学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女儿女婿、贵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李启和杨世峰夫妇；4月7日至8日，在毕节地委党校宿舍，记者采访了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4月8日，记者聆听了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邱亮对李仲群研究成果的讲述，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并参考李仲群老人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相关资料，一位追求民主进步、提倡教育应以人为本，不求功名、默默奉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毕节教育家浮现在记者眼前。李仲群（1892—1976），原名李宴春，毕节县（现为毕节市）人。年少时家境殷实，比较贪玩，他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后在祖父李学泮的教育下，学业突飞猛进。14岁应童子试，因文才出众，被称为神童。15岁在高等小学堂就读，学习优秀，名列第一。16岁赴贵阳考入优级师范，选学化学，“得到了新知识，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有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学习笔记）。1910年毕业。次年，由省保送云南高等矿业学校学习，至毕业。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学业有成的李仲群开始寻觅救国的良方。致力教育李仲群老人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1912年至1919年，李仲群曾先后在兴义初级师范兼高等小学、镇宁小学、毕节成达小学(曾任校长)、贵阳模范中学、贵阳南明中学等学校教书。在兴义教书时，因替学生打抱不平，得罪校长刘如愚(其堂弟刘显潜是安义镇台，刘显潜之堂弟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而弃职。1917年冬由筑返毕，受任毕节劝学所所长，上任即呈请废除学生需缴纳白银五两方可领取毕业证书的规定，使学生受益。1918年在贵阳参加以“合群报国，砥砺品行，增进学识，振兴社会”为己任的贵州少年会；1919年又参加组织以“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的毕节醒民社，任理事。毕节醒民社的宣言曾被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全文刊载，影响传播到省外（《毕节地区青年运动史》）。1930年，办毕节师范传习所，任所长，教国文。教材取自《新青年》，传播反帝爱国思想，主要培训小学教师，学员有50人，大多数次年进入县立中学，少数转贵阳读书，如徐健生（时名邱照）等。1931年春，创办毕节县立初级中学（简称毕中），任校长，为县内有中学之始。1943年，李仲群“对当时国民党腐败政府不满，看不惯城里许多乌烟瘴气的事”（陈文渊语），受陈文渊（时层台小学校长）之邀，欣然接任“毕节县私立毕东中学”校长之职，到边远的层台乡办教育，这所学校是毕节县乡村的第一所初级中学。“李仲群校长到层台后，我们凭他的牌子，生员很广，有来自百里之外的龙场营的，有林口、燕子口、普宜、吉场的，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生都住附近，每天晚上必须上夜自习，当时的教师虽然报酬不多，但是都很负责任，学生好学，教师不错，教学效果很好”（《毕节教苑》：《创办毕东中学的回忆》）。这所学校，终因经费不济，仅办了一年就停办了。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推举周素园为董事长。当时正值董事长兼校长的毕节富商刘熙乙停办学校，不再资助办学经费，学校经费十分紧张，难以为继。周素园上书县长请求救济，始终不得答复。李仲群克服重重困难，将弘毅中学沿办下来。传播民主进步思想李仲群一生的精力主要致力于教育，他通过教育，把民主进步思想传授给学生。他曾经在很多地方办过学校、教过书。但他在毕节中学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影响也比较大。李仲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极为反感，主张给学生以自由民主的权利。在李仲群的影响下，毕中师生的思想进步。学校创办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师生纷纷上街游行，张贴“日寇亡我东三省，东北义勇军奋起反抗”（《毕节县志》：“大事记”）等新闻；李仲群身先士卒，他讲演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1932年春天新生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为《国难日深，何以图存？》，考题紧密配合时局，紧扣抗日救亡主题。李仲群还亲手编写了《教育与人生》、《阿三与甘地》两剧，并在学校亲自主持演出，宣传民主思想，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1936年入校读书的周光辉（周素园之侄孙）曾回忆到：“校长是具有激进民主思想的李仲群先生，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反动当局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就把他换走了。李仲群先生后来曾经代授过我们的外国史课，一次小考，加出了一道题‘斗争与合作孰是进化之源’，他说昨天多喝了些酒，想到了这道题很有意思，同学们可以自由发挥，此题不记分，你也可以不答，只希望看你们是怎么想的。至于本人当然是认为斗争乃进化之源。李老先生是一个善于公开宣讲阶级斗争观念的人，是一个在课堂上公开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教育年轻人走革命道路的人。50多年了，李老师已经作古，我也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进入耄耋之年。然而他那鲁迅式的脸型、发式、灰布长衫、布鞋和这几句对青年无限激励的话，在我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2005年9月22日《毕节日报》的《烽火岁月》）。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课，李仲群就失业了，但反动当局却不放饶他，法院修监狱，预备了六间小室关押政治犯，有人威胁他说：“六间房子里恐怕先生也有一席吧。”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以“求实、民主、自治”为办学方针，深受师生拥护。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60多年前，李仲群就提倡要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学生，不能采用粗暴的手段体罚教育学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并倡导教师不断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探索等。他身体力行贯彻爱的教育，并多次与体罚学生及有此思想的教师辩论。在家中，他对孩子也不赞成棍棒教育，他通常是慢慢地和孩子交流，把道理讲清楚，引孩子走正道。有一次，李仲群在路过高一某班的教室时，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课文是《吕氏春秋•察今》。李仲群在教室外站着听了几分钟，由于文字古奥，语文老师一字一句地解释。下课后，李仲群就和语文老师交流并认为老师应该先指导学生预习，教他们认识生字的音意，因为高中学生看得懂解释了，上课老师先读一遍，再找两三个平时读得好的学生领读，然后再进行讲解。在讲课时，主要表达文章的精神，效果会比较好些。李仲群很反对“读死书”，他觉得应该把以前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改为“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他说：“书本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活人如果善于读书，死书便成为活书了。下功夫读活书成了习惯，差一天不读书，便会感到生活无味，这不是读书活吗？”（李仲群日记）1940年，还在重庆内政部工作时，李仲群在给长子李柱的一封信中写到：“……说到你的升学方面，一半是我误你，一半是你自误。我因一时溺爱，在空袭紧张时，不愿你到重庆来，又接你报告身体的信，怕你受不了防空洞的磨折，更不愿你来此地了。这是我误你的一面。至于你呢？既决心进工校，便不该到修文，既进了高中，便不该回毕，把多年的光阴，完全废弃。这是你自误的一面。现在只有将错就错，在家自修，明年再说。……你看了这信后，千万不要灰心。青年要有朝气，我这封信是有暮气的。但这个暮气是朝中的暮（热极生寒），你若看不出朝的方面，只看到暮的方面，而受了刺激，便误事了。年轻人要乐观，不要悲观。……这些话，因有哲理，恐你不能理解，但也无妨，只要能够提起朝气，准备克服困难的精神。如稍受困难，便垂头丧气，便一事无成了。”李枢介绍：“1958年，毕节农校成立，该校很看好黄泥中学的这批学生，于是就将这批学生全盘吸收到毕节农校。我本不安心学农，正好有人约我办美术公司，于是背着学校和家长私自逃学。爸爸知道此事后，写信给农校蒋海燕校长，首先检讨了自己‘子不教，父之惰’之过，然后婉言‘教不严，师之过’之责，请求校方与家长配合共同教育学生。紧接着就让人带信叫我回家。到家后，爸爸对我进行了及时耐心的说服教育，我终于安心回到农校继续读书……”3月29日晚，在贵州师范大学教师宿舍，从贵州师范大学教学岗位退休、现年70岁的李仲群老人的女儿李启老师告诉记者：“60多年了，好多事情已经不是太有印象了，可在我小学时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穿着朴素，个别老师有嫌贫爱富的思想，他们对着装讲究的学生要关照一些，对于穿着差的学生不是很好。那时我读的学校还体罚学生，如不能完成老师规定的背诵内容，就要被老师体罚，让你伸出手来，用戒尺打手心。有一次，我被老师体罚，回家后央求爸爸帮我讲讲情，爸爸听后很不高兴，说不兴这一套，爸爸还一再要求我不要告诉老师自己是谁的女儿，过了两年多，我的班主任才知道我是李校长的女儿。”杨世峰老师说：“我和李启结婚后，老人家来贵阳开会都喜欢带着我去接触他的那些老朋友，当时我比较年轻，他们交谈时我一般就是听，或者自己找书报看，现在模模糊糊的记得几句，‘要是不解放的话，国家成什么样子，老百姓怎么生存’这类的话。”杨世峰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老人（李仲群）鼓励他：“教育是开发民智、救国治国的根基，走上讲台就应该做个合格的教师！” 75岁的杨世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读书时身边的同学喜欢评论老师，可是老人（李仲群）讲话的时候，场上总是鸦雀无声。“老人不发威就有威，这是教师和学生尊重他的原因；他对教师、学生都是慢慢讲道理，关键是他说得少、做得多。”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现在已经84岁，在谈到李仲群校长时，他很钦佩，觉得老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很耐心，不巴结国民党的官员，很忠厚，很踏实，有时为了学生的利益敢与国民党的官员对着干。在弘毅中学读过书的邱亮说：“当时李仲群校长特别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在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时，我亲自参加了投票。李校长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相信学生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红色摇篮中共贵州地下党第一个支部、1935年10月毕节地下党第二个党支部的建立都以毕节中学为主要活动阵地并非偶然，因为此时担任毕节中学校长的李仲群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不满，公开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支持学生和教师的爱国行动。李仲群对毕节地下党工作的推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33年，李仲群聘任进步青年秦天真到校任教。当年冬，林青、缪正元来毕节活动，与秦天真取得联系，并于次年发展秦天真为地下党员，三人组成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以毕中（即县中）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救亡运动（《中共毕节地下党大事记》）。1935年，贵州地下党从事军运工作的邓止戈到毕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也得到李仲群的支持。据邓回忆：“学校姓李（李仲群）的校长思想进步，赞同共产党，向我表明了他对国民党的不满，公开支持学生、老师的爱国行动”（《红军在贵州》）。1936年2月10日，红军在毕节成立县抗日大同盟，李仲群被推选为主任；肖少斋任抗日救国会主任（毕节地委党史办《地下党在黔西北的革命活动》）。1938年1月中旬，清理委员会在毕节县清理组织、发展党员、健全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县工委的问题。经过讨论，清理委员会一致认为，毕节地下党自1934年初建立以来，经过四年多的考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县工委的条件已经成熟，且非常需要。统一认识后，经充分酝酿，一致提议由邱在先、熊蕴竹、邱在模、葛发声组成县工委。徐健生以特派员名义代表省工委批准并宣布中共毕节县工委正式成立。邱亮告诉记者：“在4人组成的县工委领导核心中，毕节一中的师生就占了3人。国民党特务所说‘毕中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话，毫无冤枉。”整个贵州省工委的领导集体，从书记到委员以及省工委的交通员徐健生，他们在创建贵州地下党系统作出的功绩，都是从毕节一中开始的。他们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筹建草原研究社，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发展黔西北的第一个党员，成立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等等，不知与毕节一中的师生共同度过多少个充满欢乐与困苦的日日夜夜，得到广大师生乃至校长的多方面的大力支持，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因此，毕节一中与第一届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每个成员都有着极其特殊亲如鱼水的关系。事实证明，毕节一中的确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贵州地下党的发祥地（据邱亮《革命摇篮——毕节一中》）。敢与反动政府叫板李仲群在当时的贵州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学历高、阅历广、能力强，当时的政府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李仲群思想开明、爱憎分明，他所从事的事业与反动政府的要求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32年，国民党县党部派驻毕节的负责人宴若溪（中统）动员李仲群参加国民党，遭到他的拒绝；之后王治中（也为国民党在毕的负责人）要李仲群动员全校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又遭到他的拒绝。李仲群不但拒绝参加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当局安置到学校上“公民课”的人选也加以拒绝。1934年，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张继峨根据省党部“所属各县党组织非国民党员不能教公民课”的条令，意欲任命国民党员罗政本上学校的公民课，李仲群以罗（时罗为学校文牍兼上几节地理课）上课学生不欢迎为由加以拒绝，随即代之以思想进步、辛亥革命时曾入国民党的周云阁上公民课，名正言顺地堵住了张继峨的嘴，并把罗出示的省厅有同样内容的训令投入火中焚毁。1937年，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处派别动队员入驻学校，李仲群公开反对，不久即被免职。当年秋，李仲群外出，到贵阳，日寇已深入内地，年底又返回毕节。1938年下半年，李仲群应约又在县中上课。1940年，李仲群到重庆谋事，同乡介绍他去内政部工作，他犹豫不决，遇秦天真（秦正经重庆去延安），秦告诉他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可以去。在内政部，李仲群被委任为四级科员，其工作是到夏溪口校对内政公报。当年年底，部里要审查任职资历，审查结果是李仲群的资历不够委任四级。负责审查的张科长让他去找介绍人，证明他在党里办过三年的事就行了。李仲群想，自己压根就没想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根本就持反对态度，他不屑作假，便弃职还乡。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学校不接受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入学，也不准学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他不畏权势，敢作敢为，如保安司令陈臻的公子陈登瀛、保安队长郭某某的外侄文光才，就因思想品质恶劣而被开除。弘毅中学民主风气浓厚，为国民党特务所重视。1949年，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派陈文彬到校兼任历史教师，实则监视师生言行，因此激起学生反感。学生自治会理事长任叔轩以陈文彬授课无能、误人子弟为由，发动高三学生罢课。李仲群站在学生一边，迫使陈文彬离校。陈文彬事件很快祸及刘近谦等一批青年教师，不久任、刘被反动派杀害。李仲群也受影响，有一位被弘毅中学开除的学生向陈告密：“李校长对学生训话口出怨言。”陈表示：“他不知趣也对不起他。”拯救民族危亡1940年，李仲群在重庆内政部任职期间，他经常目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及汉奸空投反动宣传品的场面，写了《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和《传单是有毒的》，如实记录了现场的情况。日寇飞机来轰炸时， 李仲群在《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一文中写到：“……空气变得沉寂，人们渐渐露面，胆子小的脸上还是无血色，许久才恢复原状。这五分钟算是熬过了。我走回旅社途中，仿佛有人说以后不要胆大了，还是走远点的好些。我边走边想，一味的胆小可了事吗？仅仅用消极的方法便可了事吗？今日以后像这样的五分钟不知还有多少次，甚至比这样更危险更悸震的五分钟也不知还有多少次？我们一方面要胆小，一方面要胆大，要把我们大的胆子、小的胆子配合起来，形成民族之共胆。我们一方面要用消极的方法避免无谓之牺牲，另一方面要用积极的方法从死中求生，要把消极的和积极的配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事，而且是整个中国儿女的事。”汉奸空投反动宣传品时，李仲群在《传单是有毒的》文章中写到：“……人们多半有好奇心，一堆一堆的聚着争看从天上掉下的稀奇物件，其中有人叫道：‘敌人的毒计无处不在，传单里面藏有毒药，看了很危险。’我想了想他说的真不错，不过所谓毒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明明目前的中国除了抗战没有出路，汉奸们的宣传品却教我们和平妥协，其实哪里是和平，屈服罢了，哪里是妥协，投降罢了。这不是很厉害的毒质吗？这点简单的道理，稍具常识的人都能够见得到。最可怜的是还有少数愚民不能了解这种传单藏有毒物的说法，要真正叫醒这些可怜虫才行。”是的，国将不国，我们拿什么谈论民主呢？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惟有团结起来，前方将士狠击鬼子，后方人民识别汉奸走狗的伎俩并作好宣传。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新中国成立后，李仲群老人历任毕节中学校长、毕节一中校长、毕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在李仲群任职的部门，他都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时光流逝，李仲群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慢慢老了；乾坤扭转，中国从一个外受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国家变成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李仲群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清正严明，两袖清风的作风依然还在！他不因为自己是领导而关照自己的亲人；也不因为是陌生人而不给予帮助。他一直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李枢介绍：“1957年，我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因语文、数学两科总分不及100分，这个分数达不到毕节中学的录取线。毕节中学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说：‘分数不够，不予录取！’话不多，却不容质疑的一口拒绝。最终我只得进入毕节职工子弟中学读书，几个月之后下放到长春黄泥工农子弟中学。”李启说：“初中毕业时，我很想继续读书，可当时国家正需要各种建设人才，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我最终还是听了爸爸的话走上工作岗位。当时的感觉就是他是领导，应先带好头响应国家的号召。现在想起来，爸爸真是太不容易了，牺牲自己的利益就算了，还把我们小辈牵进去，他这样做不知经过多少次激烈的思想斗争。”李枢说：“家父在教育上尤其认真，他在担任毕节一中校长时，经常去听其他老师的课，哪个教师教得好，为什么好，哪个教师相对不足，什么地方应该改进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以前忙于工作，没有多少时间注意老人的遗物，现在退休了，才发现他的几十本工作、学习笔记和日记就足够我学习了。”杨榕老人告诉记者：“我在弘毅中学教书时，和胡博去松桃寻找共产党关系，没有给李仲群校长请假，几个月回来后，他却没有开除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出去搞革命活动，最后还是让我继续在那里教书。”1958年，在勤工俭学期间，李仲群将自己的全部积蓄1800元尽数捐给学校。1959年，他计划写三本书：一部教育学专著，一部自传体小说，一部毕节县志。1960 年初着手写县志，文革前曾撰写了近30万字的毕节县史草稿，可惜文革中丢失。其余也未能如愿。文革期间，他也受到冲击，甚至游斗，但他坚信有些作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理智地面对劫难，坚强地走了过来。1975年冬天，天寒地冻。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李仲群老人逝世，终年84岁。当这个噩耗传出后，李仲群老人的亲友、同事、学生乃至不熟悉的家乡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自发地参加李仲群老人的追悼会。李仲群老人的外孙女杨格曾这样写到：“最后为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葬时，大雪纷飞。棺木抬着走过的那一路，人们屹立两旁，默默至哀。毕节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代表，外公的头衔。但我的母亲知道，人们不是来送别一个官，不是，人们送别的是一位老校长。几十年，他让这块土地有朗朗的读书声响起，他让那些贫困但优秀的孩子拥有希望。1976年1月19日，外公落葬的那一天，人们来了，要最后看一看老校长。下雪了，山城白茫茫的一片。人们伤悲的心有些许慰藉……”（杨格系上海《联合时报》记者、上海《浦江纵横》杂志编辑。本段摘自《民族文学》2001年6月）家乡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带着学生游行、反抗反动政府的老校长；也不会忘记那位组织学生演话剧、宣传进步思想的老校长。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这位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的教育家。路朝霖〔清〕字访岩，一字覃叔，贵州毕节人。宣侄。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翰林，四川东乡万县知县。拟道员改官河南。工诗古文辞，兼擅书法。早岁沈潜米、董两家，晚年法李邕，益豪放遒逸。有乌蒙山人诗文集。《益州书画录续编》

近年来，为了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加快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广泛开展了以“四在农家”为载体，以“五园新村”为建设目标的生态文明家园建设。8年来，市县（区）两级共投入财政资金近50亿元，拉动社会投入100多亿元，整合各类项目资金亿元，开展“五园新村”建设759个，其中“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建设186个，建成“同心新村”9个，开展“二宜一满意”（宜居、宜业和群众满意）幸福小镇建设51个，新建和改造“黔西北民居”95万户。“两个硬化”工程实施以来，全市完成了83万户农户院坝和万公里连户路的硬化。现在，通往美丽乡村的小康路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建设也正在黔西北大地上全面开花。翻开2007年6月的毕节日报，一篇《海雀村启动72户茅草房改造工程》的报道跃然纸上。报道中写道：日前，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召开群众大会，部署海雀村72户茅草房改造工程。海雀村是赫章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多年来，一直得到各级各界的帮扶。但由于受地理、交通等因素影响，海雀村206户中尚有70余户茅草房。新农村的建设使海雀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翻开海雀村的历史，老支书文朝荣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全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成为村民干事创业的主心骨。海雀村种植半夏、核桃，养殖猪牛、家禽，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广，村民收入大幅增加，富裕起来的海雀变成了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如今，坐落在坡地上的海雀村绿树掩映。以青瓦、白墙、翘檐为特色的黔西北民居依山势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水泥路在树木和房舍之间时隐时现。海雀村的变迁是毕节市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2006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的统一安排部署和有关要求，紧紧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以发展农村产业、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项事业建设。特别是2008年12月以来，为了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加快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广泛开展了以“四在农家”为载体，以“五园新村”（即致富田园、生态庭园、特色庄园、文化乐园、和谐家园）为建设目标的生态文明家园建设。经过八年的努力，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农村居住环境有了新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了新优化、农村生态建设有了新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有了新进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成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八年来，市县区两级共投入财政资金近50亿元，拉动社会投入100多亿元，整合各类项目资金亿元，开展“五园新村”建设759个，其中“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建设186个，建成“同心新村”9个，开展“二宜一满意”（宜居、宜业和群众满意）幸福小镇建设51个，新建和改造“黔西北民居”95万户。青瓦，白墙，靓丽民居星罗棋布；镶边，硬化，通村油路（水泥路），连户路连接千家万户。在毕节试验区的广大乡村，随着一处处连户路和院坝硬化的完成，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再次升级。“水泥路上不沾泥，院坝吃饭真安逸”、“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汗水流了不可惜，小康生活争朝夕”……一句句顺口溜，一首首山歌，来自百姓心坎，表达着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感恩。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双山新区双山镇杨柳组村头的标语，彰显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夙愿和期盼。2013年3月，毕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面启动。这是一个遍及千家万户的宏大工程。涉及全市251个乡镇办事处的3397个村，计划实施硬化连户路124万户万公里、硬化院坝95万户万平方米，需水泥250万吨、砂石1000多万方。时间进程上，2013年，除零星居住等条件特殊的农户外，完成所有农户院坝硬化和相对集中的自然村寨连户路硬化，2014年到2015年，配套实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实现30%的行政村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到2020年，全市所有行政村基本建成“四在农家·美丽乡村”。人心齐，泰山移。全市党委、政府、乡镇、村居、企业、群众，出谋划策，出资献力，齐心协力推动“两个硬化”、“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党政主导，收获“民生所指，民心所向”果实，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党委政府的决策，已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共识。“水泥路上不沾泥，院坝吃饭真安逸。”纳雍县雍熙镇龙井村村民杨欣甫用顺口溜向记者说出了他的心声；赫章县可乐乡丰收村“两个硬化”工程建设速度快，使得群众早受益，记者采访时，该村“两个硬化”工程让聋哑村民陈文礼翘起大拇指。村企共建，为“两个硬化”、“美丽乡村”建设助力。黔西县几家企业累计为该县“两个硬化”工程捐资累计40万元；大方县永贵水泥厂等企业累计为该县“两个硬化”工程赞助水泥吨；毕节招商花园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赫章“美丽乡村”建设驻村干部捐赠1000件衣服；纳雍县农场镇华砂石厂等两家石材企业让千户村民享受每方40元的平价砂。干群同心，为“两个硬化”、“美丽乡村”添翼。七星关区田坝桥镇的“背篼”村民用背篼背出一条条“连心路”；赫章县财神镇37名女职工组成美丽乡村建设“女子突击队”，轮流到各村帮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农户搞好院坝硬化和连户路硬化；黔西县由4988人组成1260个村级理财监督小组，及时对农户院坝硬化和连户路硬化项目资金和物资进行监管……“两个硬化”、“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好处，让百姓看在眼中、赞在嘴上、乐在心里。曾经是“开荒开到天、种地种到边”的大方县羊场镇穿岩村，如今已从生态恶化的贫困地方变成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休闲娱乐“美丽乡村”，成为大方县名副其实的“后花园”。像穿岩村一样，大方县大方镇对江村、六龙镇新丰村，黔西县解放村、丘林村、大海子村，七星关区上小河村等，经过生态修复、民居改造、“两个硬化”等，50余个“美丽乡村”成了城里人和外地游客休闲养生的“后花园”。通过一年多来对“两个硬化”工程的实施，毕节市完成了83万户农户院坝和万公里连户路的硬化。毕节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切入点，以“两个硬化”作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制定工作措施，设置工作时限，打造“试点示范”，带动“整体推进”，一个个“阡陌交通”的美丽乡村，镶嵌在毕节市舒展的画卷上。建美丽乡村圆小康梦想“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市现有贫困人口万人，没有贫困人口的真正脱贫，就没有毕节的同步小康。毕节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黔西县洪水镇小牙坡村，一栋栋民居、一个个平整的水泥院坝，在一条条银白色的连户路的连接下，错落有致、连绵起伏，宛如曲谱上一个个跳跃的音符，组成了一部乡村美丽田园的和美乐章。村民刘永华说，以前缺钱，无法硬化道路，村里环境状况较差。现在政府给砂石和水泥，大家出点劳动力，就把整个村子变得像公园一样漂亮。自己也通过种植梨树、石榴、苹果等发展庭院经济，成为洪水镇小牙坡组的13户“千元庭院经济”的代表之一。现年83岁、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刘金祥，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中，充分发挥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在他的带动下，不仅顺利完成了全组的“两硬化”工作，老百姓还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督促弄脏连户路和院坝的群众保护好“两个硬化”成果。立足全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实际，毕节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振广大农村群众奔小康的精气神，全面打响毕节试验区同步小康第一仗。“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煮饭不烧柴，村寨靓起来。”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他们对“美”朴素的理解。如今，威宁自治县海拉乡过去寒风中挑水吃的历史已成昨日旧梦，小康水行动计划给大家带来的喜悦写在沈发艳的脸上。“原来吃水是用摩托车去拉，没有摩托车的人家就去挑或买水喝，1块钱1桶。现在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用了，真是太方便了。”经过50多天的紧张施工，经过四级提水，宝贵的水从海拔1500多米的牛栏江峡谷提升到了海拔2500多米的海拉乡，1万多名群众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海拉乡有“威宁小西藏”之称，全乡最高海拔米，最低1379米，地势落差较大。又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石漠化严重，沟壑纵横，山势陡峭，切割极深。一直以来，海拉乡是威宁最为缺水的乡镇，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是全省100个极贫乡镇之一。受益于小康水行动，耕地灌溉有保障后，海拉乡在海元村、海明村等村大力实施了金银花种植项目，目前已种植4000多亩，为居住在石漠化山区的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的路子。海拉乡只是小康水行动计划受益山乡的一个代表。2013年11月4日，省委、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安排部署和启动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六项行动计划。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扶贫攻坚、同步小康工作，围绕“富在农家”推动经济发展，“学在农家”培育新型农民，“乐在农家”实现文化惠民，“美在农家”建设美丽乡村为载体，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向乡镇以下延伸，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水电路讯房等民生问题，切实改变贫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扶贫开发成效，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小康路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从脚下就能直接感受到的实惠。”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和基础，农村公路成为毕节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载体。毕节市委、市政府在多次向上争取支持、向下广泛征求意见并达成一致共识的基础上，作出了按照“一事一议”办法，用两年时间全面完成全市进入省公路局项目数据库的所有通村水泥路（油路）建设的决定，早日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畅通美化、安全便捷的乡村道路体系。毕节市委、市政府把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组建机构，迅速落实办事人员，保障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督促、有人落实。借用实施“两个硬化”的经验，迅速成立市通村油路（水泥路）建设指挥部，同时成立10个工作督导组，交叉督促各县落实工程建设，成立了群众工作组、技术监督组、宣传报道组等8个职能组，抽调技术人员充实办公室，完善了办公机构，引领全市通村油路（水泥路）快速推动。建美丽乡村，圆小康梦想。目前，通往美丽乡村的小康路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建设也正在黔西北大地上全面开花。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毕节广大农村农民对创造新生活更加坚定了信心，正铆足劲奔小康。

我最尊重的人 阿里木我通过观看《感动中国2012颁奖晚会》，学习了阿里木的先进事迹感受很深，课余时间在网络上又多次浏览了他和妻子的感人事迹。新疆库尔勒人阿里木在贵州毕节市卖烤羊肉串，8年来，阿里木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的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阿里木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多网友被他的故事所感动，亲切地称他为：烤羊肉的“慈善家”。他的举动，资助着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也激励着我们关注身边需要援手的群体。从新疆到贵州，近乎崇拜般尊重文化的阿里木始终坚持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国家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能站出来的，都是英雄”。我们要学习阿里木的善良，一个好人必定是善良的，善良是道德的基础。阿里木能成为人们追捧的道德楷模，成为公众心目中的道德英雄，首先是因为他善良。学习阿里木的节俭，古人说“俭以养德”，真是一点不假。乍看，阿里木的节俭似乎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可细究看来，不难明白，是节俭成就了阿里木。学习阿里木的快乐。阿里木在毕节街头烤羊肉串，远离亲人，远离家乡，他既要面对生活条件的艰苦，又要克服语言交流上遇到的困难。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阿里木整天乐呵呵地做生意。我很欣赏阿里木“快乐是一种行为”这句话。现在，很多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之所以感受不到快乐，不能享受生活，就是因为缺少对生活快乐的发现，缺少快乐行为。学习阿里木的草根精神，阿里木出名了，众多媒体围着他，闪光灯照着他，领奖台上簇拥着他。在这种辉煌中，阿里木没有眩晕，没有失神，没有膨胀，他不求虚荣，不恋浮华，没有陷入物欲私念的落网。阿里木热衷于帮助别人，他拥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他能体会作为社会弱势角色需要温暖和慰籍的心理，他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他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他不仅得到了认同和尊重，还在爱心行动的循环中把偶然行动提升成了追求自身社会价值和崇高道德感的自觉意识，这变成了一种快乐。阿里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贵州需要阿里木精神，新疆需要阿里木精神，中国更需要阿里木精神。

这个就有点难了。可以去当地的教育部门查查看！祝你成功！

余泽江，笔名詹育，蒙古族，毕节市燕子口大田村人。1949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放过牛，种过地，当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营职军官转业地方。泽江少时在家乡读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为人洒脱。中学毕业，于1968年光荣应征入伍。从乌蒙，来到美丽的西双版纳驻军139野战医院服现役。在部队大熔炉里，泽江深感微力难及，便发誓要甩掉贫文帽，高登文化峰。于是在部队的培养下，在战友的帮助下，经过苦苦跋涉，起步于文学殿堂，文章很快登上报刊，写作成就得到认可，一时文笔远近闻名，圆了泽江的“秀才梦”，被提任第139野战医院政治处宣传干事。 1978年，泽江奉命参加那场南疆自卫反击战，调到上级机关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他如鱼得水，把文学创作、写新闻报道视为生命。他以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精神，深入战火纷飞的战场，足迹踏遍千里边防前线，撰写战地报道，歌颂英雄人物。他创作的文学故事在军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稿件常被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多家新闻单位和文学杂志社采用，并被聘为特约记者，被新华社、《解放军报》评为优秀通讯员、优秀特约记者；昆明军区政治部授予他“战地模范通讯员”、“战地记者通讯员标兵”称号，所在部队为其立功授奖，功记史册。战争结束后，泽江作为有实战经验的优秀政工干部，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深造学习。毕业后回昆明军区工作，被任命为昆明陆军学院政治教官。因被一篇报道累及横祸，于1985年转业，回到毕节，被安排在县粮局机关工作。斯时，泽江鼓起勇气，以自己的深厚潜力和顽强意志，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他积极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以一身正气，挥毫撰写了一篇篇歌颂改革开放的文稿和一章章反腐檄文，获得社会各界的称颂，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赞誉，升任县体改委主任。1994年被提任为市乡企局局长兼任煤炭工业局局长。任职期间，市乡企局年年被省委、省人民政府评为“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个人多次被省、市评为“先进个人”。2000年，当选为毕节市政协秘书长。长期以来，泽江虽身在官场，却心系文章，除搞好本职工作外，还一直坚持写作。2001年，被《人民文学》杂志社聘为专栏作家；2003年，又被该社聘任驻外工作部贵州站站长；2004年，他当选为中华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主持编纂续修中华余姓族谱1－12卷，主持编修了中华余姓族谱毕节卷；是年，被选为中华蒙古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由于年龄已届花甲，泽江退居二线，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成立了泽江文学创作室，成天潜心创作，常常废寝忘食，即使累病了也坚持写作。为了出精品，不耻下问，经常拜师访友，座谈题材，请人修改稿件，勤奋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长年累月深入山区群众，在农户家里体验生活；到水电基地搜集新时期工人创造业绩的故事。甚至为了查找相关资料，他不远千里到大草原、北京图书馆等地，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激发创作灵感。他著述很多，除新闻报道、小品杂文而外，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三节草》、《惜别凤颈桥》、《情已了》、《孝圣》等；中篇小说《华日卫士》、《贤妻似镜》等；文集《编织金色的梦》、《泽江通讯集》等相继问世。其业绩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国际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世界名人大辞典》。被中国艺术家协会授予“共和国艺术家”称号。成为北京文学艺术研究学院研究员。是毕节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之一，乌蒙山有名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