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论文期刊

一、著作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二、译著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三、主编教材和专论（一）民事诉讼法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二）证据法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三）公证、仲裁与律师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章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百科知识》1982年第1期。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一）诉权论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二）诉讼标的论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三）既判力论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四）诉讼模式论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一）当事人制度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三）保全制度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四）审判程序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五）证据制度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六）执行制度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七）非讼程序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一）仲裁制度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二）调解制度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五、WTO与民事诉讼法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六、比较民事诉讼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七、破产法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八、会议报告与书评（一）会议报告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二）书评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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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在当今的发展顺应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思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本文主要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和新情况，对于这些发展趋势和新情况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相对于以往，民事诉讼法呈现出高度的宪法化倾向，强调民事诉讼法必须遵行宪法。民事诉讼法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是“被适用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如何充分实践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笔者拟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第一，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的目的的实现。在此前提下，现代民诉法的目的是多元的：私权保护、纠纷解决、维护和统一法律秩序、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等。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诸多目的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私权保护、纠纷解决则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最直接的目的。国家具有保护国民之责，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私权保护、纠纷解决以外的目的，多由国家来考虑。对于现行实体法还未承认的正当利益给予诉讼保护，特别是20世纪以后现代型诉讼的大量涌现，民事诉讼促成实体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的功能日益显见。现代社会对诉讼寄予了更高的社会期望，如通过诉讼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等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就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言，许多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法官独立原则，我国宪法则规定法院独立。公开审判为宪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所公认。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对平等原则作了规定，确立了国民平等地位和国民待遇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即国民享有平等权，在民事诉讼法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以认为是宪法自由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它所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理当尊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涉及程序选择权问题，辩论原则反映了诉讼听审权的内容。第三，就民事诉权而言，国民所享有的民事诉权的法的依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①可以说，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司法救济权)。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将民事诉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让法院承担不得非法拒绝审判的宪法义务。第四，就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而言，大致可分为：程序参与权、程序选择权、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诉讼听审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是指当事人应当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德国和美国等历来主张，有效的接受程序通知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德国宪法法院判例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的情形视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权的情形之一。诉讼听审权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有权提出申请、主张事实和提出证据;对方当事人应能对此获得通知并陈述意见。即使法院依职权调查时，也不允许把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在民事诉讼领域，程序选择权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有选择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项的权利。宪法还保障当事人有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基本权。公正程序请求权是当事人要求独立的法院及法官依据法律就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正)的权利。获得及时裁判权是指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审结案件的权利。公正、及时裁判是法治国家的要求。第五，就法院判决而言，逻辑清晰又有说服力的判决是任何忠于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构成了判决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即经过法庭辩论和法院审查所确认的事实、理由，这是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根据。用的法律依据，包括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在一些国家(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等)的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在其他国家，根据法治国家原理，也不允许完全排除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第六，宪法应就诉讼程序安定性(可预测性)提出要求。诉讼程序可预测性的宪法要求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国家审判机关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裁判具有确定力，即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重复审判。③二、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平等、公开审判、直接言词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等等。就辩论主义强调：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的事实不能作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应作为裁判的依据;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仅限于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来的证据。处分权主义强调：不告不理、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撤诉、诉讼和解等终结诉讼程序。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社会和诉讼的新情况，着手改革不合时宜的民事诉讼制度，其中包括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诉讼法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比如，德国以往的诉讼审理状况大致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往往准备不充分就直接进入法庭审理，结果通常是多次开庭才能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争执点(争点)，诉讼迟延常常不可避免。因此，1976年德国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法庭审理分为准备和主辩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解决争点明确问题和交换证据，之后进入主辩论阶段，判决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后作出。美国以往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过分突出当事人或律师的程序主动权和法官的消极地位，致使当事人滥用发现程序，重复进行证据开示，造成了诉讼迟缓和费用高昂。对此，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改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参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加强法官的职权处理，如限定证据开示的时间和次数等。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顺畅地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以及有效和便利解决跨国和跨地区的民事纠纷，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同化或统一化问题。这一努力也体现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问题。同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地区和欧共体国家等)正积极探索统一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或统一化并非消除了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由于各国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至于何时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高度或完全统一化，尚难作出判断。④三、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也是其趋同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为了突出其国际性而在此单独介绍。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一些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当事人的诉讼及程序基本权等。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四、民事诉讼法程序的专门化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的设立。在当今社会，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程序的专门化。比如：第一，审执分立式立法。即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分别立法，前者一般称民事诉讼法，后者一般称强制执行法。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德国、我国大陆及澳门等采取审执合一式立法：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一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通称民事诉讼法。现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积极探讨强制执行法的制定问题。第二，民事特别程序立法。民事特别程序是相对于通常诉讼程序而言的。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看，以案件是否有争议为标准，特别程序可分为：1 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主要包括：(1)诉讼标的性质特殊的诉讼程序，如人事诉讼案件程序等。日本单独制定了《人事诉讼程序法》、《家事审判法》。(2)专门设立的简易性特别程序，如证书诉讼程序等。另一种简易程序是通常诉讼程序简化的程序，如简易程序(在我国属于通常诉讼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等。2 非讼事件程序。有关非讼事件程序的立法例大体有两类：(1)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类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及确定民事权利较为密切，如禁治产案件、宣告死亡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2)单独立法规定，如德国的《非讼事件管辖法》、奥地利的《非讼事件法》、日本的《非讼事件程序法》、我国台湾地区的“非讼事件法”等。此外，在现代社会，民事诉讼法包含的新科技因素将越来越多。民事诉讼法的科技化可以带来诉讼成本的低廉和迅捷便利，但是同时又将冲击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制度。就因特网和数字通讯技术而言，经济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电子资料、运用因特网从世界和国内各地捷调查取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法院的命令和诉讼文书等等，其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运用多媒体视频会议进行案件事实和法律观点的交流，是否将失去法庭传统的布置和服饰给法律诉讼程序增添的正统性和庄严性?对当事人应直接见面和证人应亲自出庭的观念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产生怎样的冲击等等。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和合理解决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不管怎样，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合理地接纳现代科技，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充分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1999年8月召开的国际诉讼法协会第十一届世界诉讼法大会中，已就这类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