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发展问题研究论文题目

浅析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特色这个就是写开题报告八你把格式,格式内容发给我

今天，对于一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诗人“赵丽华”，以及与她相关的“梨花体”和“梨花教”，那么他肯定是落伍了。当“木子美”、“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等等网络名人“俱往矣”的时候，诗人赵丽华被“无意”发现，并迅即成为探讨中国诗歌价值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意义及创作前途的大论争，这种论争也从网络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10月16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京大学落下帷幕，一位与会代表有所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本报记者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赵丽华现象”对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这一角度拨开中国诗歌发展的迷雾，厘清相关讨论误区，探讨诗歌的何去何从。困境：新诗已经走火入魔？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网络上对赵丽华诗歌褒贬不一，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新诗的命运与前途。”他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显的口语化写作”，“而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他举例说诗人艾青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诗的散文美》，其中提到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可是艾青到了1980年出版《诗论》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徐教授分析说：“前后形容词的变化，也说明了艾青先生对口语化写作的态度的转化。大诗人况且如此，何况一般网民呢？如果正常评价的话，还是对诗歌的前进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像有个叫陈修元的说什么‘她是不甘寂寞故意哗众取宠，这和在大街上撒尿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是一个道理’，就不太合适了！”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唐代诗歌中也有‘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大白话诗句，但是这真的就是大白话吗？孤立地看这几句诗是大白话，将它们放在整首诗歌来看，就不是大白话。哪有一个大白话非得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押韵、平仄都搭配呢？许多诗句表面看来是大白话，实际上都是经过加工的，而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才是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如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由此角度看，即使晋代傅玄的三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也不能说是大白话。”另外，徐有富教授也反映说，“部分网站上的调查问卷设计的有问题，那些选项本身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网民只能在前提错误的逻辑条件下进行回答，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能正确表现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对徐教授的观点表示充分肯定：“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突围：以音乐性拯救诗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前途：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平素也写诗歌，并且他对诗歌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本报记者就赵丽华现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直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傅元峰博士指出，近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说诗歌软件的出现，北京诗人也夫进铁笼中体验生活，莫小新教授裸体授课等等，“表明了整个时代浮躁的态势，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模仿“梨花体”的作品，对此，傅元峰博士指出：“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时代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文化浮躁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恶搞对象。”“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谈论诗歌的意义与前途毫无疑义。”傅元峰博士认为“被网友恶搞的作品是赵丽华的实验性写作中比较失败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被迅速放大，让赵丽华和‘梨花体’成为攻击的靶子，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网友集体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结合以前的“网络暴力”现象，傅元峰博士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瞬时性、跟风性与偶然性情绪的宣泄”。“而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冷静意识、缺少平民情怀的网络暴力，一起打开了文化情绪的闸门。”傅元峰博士还引申开来，说“前段日子比较出名的三部电影《英雄》《无极》《夜宴》，都已经在接近80后的文化范例，他们是想象中的影像，并不具备现实的品质。以及江苏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在尝试的重述神话写作，也预示着他们进入了现实品质流失的过程之中。”“所有的文化人和作家都漂浮起来时，只剩下病态虚弱的想象力，陷入了没有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境地。”傅博士担忧地说。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