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遗产税税制论文大纲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临近，规范与完善我国税制的问题也日趋紧迫。完善税制，就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适当地开征一些新税种，其中一个就是遗产税与赠与税。同时我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一个衡量贫富悬殊的指标）已经比较高，开征遗产税也对中国具有实际意义。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开征这一税种，这对于我们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与赠与税具有很大的帮助。遗产税和赠与税本是两个税种，但它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故多放在一起研究。通常认为，遗产税是主税，赠与税是辅税，两者配合征收。一、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作用。各国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在一些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两税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具体可概括为：（一）调节社会分配。国家通过遗产和赠与税，实行区别税负，将拥有高额遗产者一部分财产归为社会所有，用以扶持低收入者的生活及社会福利事业，形成社会一种分配的良性循环。（二）增加财政收入。作为直接税中的重要税种之一，遗产税和赠与税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所得税漏掉的税源，补充部分财政收入，但它的财政意义是附带的，主要还是社会意义。（三）限制私人资本。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现代社会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可以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从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四）抑制社会浪费。遗产继承所得和受赠财产，对接受者而言是不劳而获，容易使继承人和受赠人奢侈浪费，败坏社会风气。课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将一部分财产转为社会拥有，对抑制浪费，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有一定作用。而且允许对公益事业的捐赠从财产额外负担中扣除，鼓励大众多向社会捐赠，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五）平衡纳税人的心里。由于重课由继承遗产或接受赠与而获得的非劳动所获的财产，减少因血统、家庭等非主观因素带来的财富占有，使用权人们在心理上感觉较为公平。许多学者由此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种良税。二、遗产税制模式（一）总遗产税制。总遗产税制是对遗产总额课科的税制，以财产所有人（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总额为课税对象，以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人，采用超额累进税率，通常设有起征点，并设有扣除项目和抵免项目。美国、香港、英国、新西兰、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二）分遗产税制。一般又称为继承税制。分遗产税制是对各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课税的税制。以遗产继承法人或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获得的遗产份额为课税对象，税率也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允许扣除和抵免。现在采用分遗产税制的国家有日本、法国、德国、韩国、波兰等。（三）总分遗产制。又称混合税制。总分遗产制是将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综合一起的税制，即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遗产份额课一次总遗产税，再对税后遗产分配给各人的遗产份额达到一定数额时课一次分遗产税。纳税人包括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继承人，受赠人。多采用进税率。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加拿大、意大利、菲律宾、伊朗等。三、主要国家（地区）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一）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美国现代意义上遗产税是于1916年立法开征的，其目的是为应付每次世界大战而筹资，赠与税也于随后后不久开征，几经变化，1976年，修改了联邦财产转移税，将原分别适用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两套税率，统一为同时适用于两种税的同一套税率，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都不是再是独立的税种，而只是财产转移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习惯上，人们不是将它们作为两种税看待。美国三级政府都征收财产转移税，但财产转移税主要是由联邦政府征收。1991年，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征收的财产转移税占全部财产转移税的比例分别为、、。1、联邦遗产税和赠与税。（1）纳税人。联邦实行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制。遗产税的纳税人是遗嘱执行人。赠与税的纳税人是财产赠与人。（2）课税对象。遗产税的课税对象是死亡者遗产总额，它包括财产价值和财产权益。遗产总额的确定与遗嘱本身及是否产有遗嘱无直接联系，而是由税法确定。赠与税的课税对象是财产赠与人给他人的财产价值和财产权益。（3）财产估价。遗产总值一般按死亡时的财产市场价格确定，农场及某些非上市公司使用的不动产，可适用减低估价。赠与财产价值按赠与发生时的市场估定。（4）扣除项目。遗产税的扣除有：债务扣除、丧葬费用扣除、遗产处置期意外损失扣除、配偶间转让的婚姻扣除以及慈善捐赠扣除。赠与税的扣除项目主要是捐赠和配偶之间赠与扣除。（5）抵免。两税设相同的抵免额。抵免分两个部分，一是统一抵免，允许每个纳税人从应纳遗产税额中减去一定量的抵免额；二是税收抵免，允许从应纳税额中减去向外国政府交纳的遗产税额及向州政府交纳的遗产税额。（6）税率。美国对遗产的起征点比较低，即遗产的价值超出65万美元就要征收37%的遗产税（65万美元的遗产不征税）而一旦遗产的总额达到300万美元以上，遗产的税率就要高达55%，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2、州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美国除了内华达州外，其余各州都征收遗产税，且多采用累进税率，税率由各州制定，各州间的税率差异较大，而且多数为继承税制。而开征赠与税的只有12个州，但均非单独征收，而是与遗产税或继承税一起征收。（二）香港的遗产税香港现行的遗产税条例是在1932年修订的修正版基础上，经不断更新、修订而形成的。下图为香港近四个财政年度遗产税的统计资料遗产税统计资料1、课税范围与对象香港遗产税征收范围涉及面相当广泛，凡死者留下的一切财产，除规定准予豁免外，均应征税。财产的定义为：土地、楼宇、金钱、股票、商誉、权利、专利、契约利益、索偿权利等，但不在香港的财产不征税。2、香港遗产税规定有免税点，免税点在不同的税法修订期限内有不同的规定，且每修订一次其数额就是提高一次，1996年4月1日―1997年3月31日适用的免税点为500万港元，1997年4月1日―1998年3月31日为650万港元，而1998年4月1日之后则为750万港元，也就是说，总遗产额在750万港元以下的不征遗产税。在计算时，还有一些豁免规定，如生前的赠与或支付如果在死者死亡之日的3年前实行，不征遗产税，减征规定，如任何人士死亡时所遗留的物产、财产，如已纳遗产部分，在其死亡后五年内，接受遗产者也死亡的，后死者遗留的所继承遗产可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3、税率遗产税采用全额累进税率。税率也经过多次调整，基本趋势是遗产价值总额课税级距越来越大，免征点逐渐增高，但其适用税率一直保持在5%-20%之间。1997年4月1日-1998年4月1日＄7，000，000豁免超过 不超过 税率＄7，000，000 ＄8，500，000 6%＄8，500，900 ＄10，000，000 12%＄10，000，000-1998年4月1日- ＄7，500，000豁免超过 不超过 税率＄7，500，000 ＄9，000，000 5%＄9，000，000 ＄10，500，00 10%＄10，500，000- 15%4、边际宽减。当遗产值处于两个级距之间边缘时，扣除按两个级距税率计算的遗产税后的净遗产所得的数额，采用高一级税率的不得低于采用低一级税率。当高一级的税后遗产净所得少于前一级税后遗产净所得时，除扣除按前一级税率计算的遗产税后的遗产净所得留给遗产受益人外，其余额全部作为遗产税款缴税。（三）日本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日本的遗产税采用分遗产税制即继承税制，赠与税是分赠与税制。1、遗产税（1）纳税人。继承税的纳税人是财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以在日本是否拥有住所作为居民的判定标准。（2）课税对象。包括继承财产和视为继承财产。继承财产是指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财产，包括继承的财产价值和权利。视为继承财产，是指那些在法律上不属于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但却是因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起因而产生的财产和权利，主要有保险金退职津贴、信托受益权、与人身保险契约有关的权利等。（3）税额计算。日本的遗产税不同于传统上的遗产税，具体办法是，首先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因继承或遗赠而获取的财产部分，减去被继承人债务及丧葬费用，形成课税价额，再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合计起来，作为基础扣除，将其余额乘以适当的税率，求出应纳遗产税总额，最后将应纳税额按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分配，即为各自的应纳税额。这种办法，能使遗产税额外负担不受遗产分割的影响，也比较公平。（4）扣除和抵免。遗产税扣除项目有：债务扣除、丧葬费扣除、配偶继承扣除、未成年人继承扣除、短期内连续继承扣除等。抵免主要是已纳外国的遗产税的税额抵免。（5）税率（略）2、赠与税（1）纳税人。由赠与而获得财产的个人为纳税人。按在日本有无住所分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和有限纳税义务人。（2）课税对象。包括赠与财产和视为赠与财产。赠与财产是由赠与取提的财产价值和权利。视为赠与财产是指法律上不是赠与财产，但实质上又与赠与财产相同的某些财产和权利，包括保险金、信托受益权、定期存款等。（3）课税基础。课税基础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取得赠与财产价额。（4）扣除和抵免。赠与税的扣除有基础扣除和配偶扣除。抵免主要是外国税收抵免。（5）税率。赠与税单独设立税率。（略）（四）德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德国的遗产税起源较早。现德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都开征，且适用同一税率。1、纳税人。遗产税的纳税人是遗产继承人和受遗赠人。赠与税的纳税人包括赠与人和受赠人。居民纳税人须就其在境内外继承遗产或受赠财产纳税。非居民纳税人只就座落于德国境内的因遗赠继承或受赠而得到的财产征税。2、课税对象。遗产税的课税对象是因继承而获得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和某些财产权利。赠与是指很少或根本不考虑报酬的转移以及为某一特定目的的转移。对这种转移而得的财产课赠与税。3、财产估价。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按市场价值估价。市场交易的有价证券按继承发生时或赠与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交易价格估定。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按该公司资产平均收益率估价。珠宝首饰、高档艺术收藏品由专门鉴定单位估定。4、税率。税率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受赠人，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设计不同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5、免税规定。死亡人或赠与人的配偶享有基本免税额250000马克，和额外免税额250000马克。每一个子女可免税90000马克，每一个孙子女免税额为50000马克。丧葬管理费用和死亡人债务允许扣除。慈善公益捐赠全额免税。6、抵免。允许居民纳税人抵免已缴纳的外国遗税和赠与税，但规定最高抵免额外负担不超过按德国税率计算的国外财产的应纳税额外负担。10年之内由同一赠与人向同一受赠送的财产要累计一起课税，以前已纳赠与税额外负担允许抵免。（五）意大利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意大利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采用总分遗产税制，两税配合。1、纳税人。纳税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含赠与人）：另一类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分别适用不同税率。2、课税对象。包括死亡后留下的遗产总额和赠与人赠与的全部财产。3、税率。分两种。一是适用遗产或赠与财产总额的；二是由非直系亲属关系的继承人或受赠人缴纳的。继承人或受赠人是直系亲属或配偶的，所纳税率低于第一种。四、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发展趋势（一）遗产税和赠与税将可能逐渐转为地方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多数国家是放在中央税收中，这与征收这两个税种公平财富分配的目的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强调政府调节作用都是着眼于中央政府，而往往忽视地方政府，但在征收过程中，这两个税的收入不多，所费成本不少，由中央政府征收似不如交给地方政府好。且近年来各国都比较重视地方体系的发展和调整，从调劝地方积极性，便于征管的角度考虑，将其作为地方税种为好。（二）两税的配合问题将有新的突破各国寻求解决两税配合问题已有多年。从简化税制、减少征收阻力等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将会有新的突破，发达国家方面可能倾向于将两税合并，而发展中国家可能将两税并为一个税种。从税制模式变动看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三）税率设计将趋向简单化和兼顾公平由于税率是关系到纳税人税负和国家税收收入的核心，税率的设计和变动将更谨慎，今后各国税率仍将以超额累进税率为主，另外还会根据继承人的亲疏关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税率。（四）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管理将进一步加强从发展趋势来看，重点将是进一步完善财产评估工作，包括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同时适当修订有关免税规定。而对发展中国家最主要是加强立法，增强公民的意识，改进财产评估机制，建立和完善财产评估制度，加强税务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业务素质的培养等等。五、对我国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借鉴目前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还存在以下一些困难：一是税源上。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初级段，虽然出现了一部分较富裕的人，但总体来讲还是少，税源不容乐观，而且这部分人财产的情况比较分散隐蔽，很难掌握他们的真实财产情况；二是很多人对遗产税的意识还较淡薄，没有真正理解遗产税；三是在征收上拿到的钱有限，还容易得罪人，在目前征管力量不够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税务人员的工作热情。鉴于存在的困难，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我国开征遗产税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四个方面：1、刚开始征遗产税时，征收面不要太宽，起征点不要定得太低，不能简单从工资收入来定，要综合现代人收入结构特点，充分考虑非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重点征收有巨额财产的人的遗产，对一般人应采取照顾，这样征收管理就可以简化，而赠与税宜暂慢开征。2、税率应采取累进税。我国遗产税可采取逐步推进办法，可先定框子，再逐渐细化。条件好的可先开展，然后再推进到全国。3、着手建立个人资产档案管理和价值评估制度。这是一件实施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立法规定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需要健全交易中心的票据管理，对凡是没有合法交易票据的一定价值以上的资产，均视为非法财产；制定包括评估资格、评估对象、评估周期、价值认定等内容的一套个人财产评估办法。4、尽快设计出有效访止个人财产向国外转移的约束制度。开征遗产税后有可能引起资本外逃。由于我国目前有关部门无法对遗产税的“纳税大户”富裕阶层进行有效的财产监管，而那些“富翁”尤其是那些“巨富”很可能会效法美国的逃税者，轻而易举地携巨资“逃”到另一些未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率较低的国家寻找“乐土”。

遗产税，又称继承税，专指财产所有人死亡之后，对其遗留的将要转移给他人的财产按一定程序所课征的税，亦即以死亡公民的遗产为课税对象，以遗产管理人，执行人或受让人为纳税义务人的一种独立的税。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尽管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但由于宗法家族制度下以宗祧继承、身份继承为主，财产继承处于从属依附地位，家庭或家族的人格化本位扼制了财产继承制度的发展：“父母、祖父母在，子孙不得别藉异财”的强制性规范使遗产继承与分割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同时能够承接大宗遗产的必定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剥削阶级成员，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财产利益，绝不愿开征遗产税而牺牲财产利益。因此，中国古代的遗产税在形式意义上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2月20日施行民法继承编时，也没有开征遗产税。1973年2月6日，台湾当局正式颁布了《遗产及赠与税法》，共6章，59条；1973年9月5日，对该法第57条进行了修正，1981年6月19日再次进行修正并施行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曾在1950年1月31日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对遗产税作了简单规定，但同年6月，政务院进行税收调整，基于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确定暂时对遗产税不予开征，从此，中国的遗产税再未启动。在我国现行税制改革中，已将原来的31个税种，减并为17个，遗产税虽作为保留的独立税种之一，但至今没有开征运行。今天，经过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近十年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从理论构想逐步走向现实，国家税收体制、公民私有财产权制度及遗产继承制度日趋完善成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相当一部分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种类多、价值高、数额大；而且从社会发展前景的整体形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趋进，公民死亡时留下的遗产还大有增加和扩张的趋势。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状况和发展方向而言，开征遗产税已经具备了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和明确可靠的立法必要性，宏观的经济体制、法制环境和微观的国民收入生活水平及心理承受能力为其奠定了确定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根据对各方面的社会利益和价值因素的综合衡量与测评，可以看出，开征遗产税，借助于遗产税形式对私有财产继承关系给予一定的国家限制和干预，使国家参与遗产分配，亦有其内在的客观必要性和科学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