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也注重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还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也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没有直接参与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政权的高级参政，但后来退出了政治旋涡。严复的著述很多，尤其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学术理论，人称“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中，阐明中国衰败的原因就是民力、民智、民德都不如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进的话，亡国灭种可以说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当然有明显的错误（例如为强者欺凌弱者张目），但它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激励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一 论教育救国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二 论学习西学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例如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等等。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就西学而言，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出于这个立场，他也不赞成争论“西政”和“西艺”哪个更重要。“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而不是取其皮毛，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三 论三育并重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近世中国民力孱弱，被外人讥为“病夫”，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以“鼓民力”。国民才智是国家“富强之源”，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要“观物察变”，运用于实际，以“开民智”。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以“新民德”。严复晚年思想日趋复旧，积极提倡尊孔读经，临终遗言中强调“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是多数改良派人士后来的共同倾向。
雪绒花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