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古论文范文资料

他的原名是秦邦宪,曾经在长征时期和周恩来,李德被称为最高三人团,负责党的政治工作,曾经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后来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他退了下来.他知错能改,后来一直努力,忠心的为党工作.为我们党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博古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民族伟人，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但是站在当时的环境背景来看，中国共产党处于“新生”阶段，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博古的“左”倾思想也是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不能说他一定是一个历史罪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但这个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

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前与大会上大包大揽地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

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赞成与福建合作，但因共产国际与党内多数领导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博古只好放弃个人意见，服从上级与服从多数而错失良机。

第五次反“围剿”历经时间最长，红军损失最大，教训最深刻。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说是一场“浩劫”。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共五次反“围剿”

与红军长征里的博古是一个足智多谋，很有头脑，有心计的一个军事才能指挥员

王明、博古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2、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剥夺毛泽东的军事史指挥权，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伤亡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博古，原名秦邦宪，秦邦宪取的俄文名字为bOГYHOB，译为中文就是‘博古诺夫’。回到中国后，参加革命活动，要隐姓埋名，于是就用俄文名字的前两个音作为化名使用。王明，原名陈绍禹，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陈绍禹遂随姨夫姓，改姓“王”，改名为“明”。王明从此成了他的姓名，比他的原名叫得更加响亮。

1、博古（1907－1946），24岁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遵义会议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

1941年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1946年4月8日，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而牺牲。

2、王明（1904甲辰年生~1974年3月27日离世），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

扩展资料：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

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

王明也曾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王明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博古】属杂画范围。一种摹写古代器物形状的绘画，或用古器物图形装饰的工艺品，都称“博古”。后来有人还在博古画上加花卉等成图画，增添博古画的新颖性。这种摹写传播有助现代人博识古代器物、拓宽知识。北宋大观时，徽宗就曾命人撰《宣和博古图》。古代具有较高艺术的古器物如鼎、瓷器、玉器、石雕等，因其珍贵而见者甚寡，所以绘成博古图、博古屏等，为人们提供一条认识古玩的途径。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党整风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七大” 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呵呵，大家的义愤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博古作为历史人物，他的功劳和优点 虽然少但还是要肯定喔，当然他的错误也必须严正指出，毕竟这个教训太过巨大，不可能不关注！ ！！如实的说，博古算有些良心，而且在遵义会议后为当时的军队和 正 党 都做了不少好事，是有功的喔（比如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挽救了许多优秀的干部、指挥员..），所以单看他人的表面的表现，尤其是后期的表现，这人真不算坏，也不是很顽固、很愚蠢之人（比如后面对毛 是真心支持，特别是后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拼命拉拢他，如果他再次与张联手，那后果还是很严重喔！他毕竟当过总负责人，不能小看喔，还是很能忽悠大众喔！）...但是，可惜啊，由于他当总掌舵人时犯下的了"滔 天 大 ’最‘’ “，而且这个” 最 过” 实在是过于巨大... 因此综合而论，他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还算是有点良心，但更多是在补过（弥补）吧！....从本质上看，他多次在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最危急关头 和 多次在大是大非面前， 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大和故意提防/排挤他人，尤其是比他高明很多的潜在对手（毛）. ... 唉，直白说吧，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肯定全军覆没了！所以博古的骨子里肯定不是个好人，不是顾全大局的人，更不是理智之人，故博古真真正正是： 他死不足惜，死不抵 罪，不能原谅 ！但是可以理解，并对他后期表现致敬！呵呵，供参考！

四个字，千刀万剐。

博古，原名秦邦宪，他去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学校的规定，每一个入学的留学生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的俄文名字为bOГYHOB，译为中文就是‘博古诺夫’。回到中国后，参加革命活动，要隐姓埋名，于是就用俄文名字的前两个音作为化名使用。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他在家乡金寨组织革命活动，为反动当局追捕，他的姨父王老四帮助他逃脱，还给了他盘缠。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陈绍禹遂随姨夫姓，改姓姓“王”，改名为“明”。王明从此成了他的姓名，比他的原名叫得更加响亮，更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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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人物经历

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在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7日，博古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1年后，博古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

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博古

人物生平

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在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7日，博古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1年后，博古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

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

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

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四开四版，1942年12月1日创刊，这是最早创办的《参考消息》）。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

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

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

博古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泽东旗帜”的。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1944年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

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评价

中国共产党主流史学中，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因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失败承担领导责任，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指使完全服从，使得中共党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也致歉道：“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37]他的检讨非常深刻，得到与会者的谅解和赞许。

党内主流对于他在遵义会议后的贡献，包括国共和谈、新闻机构等贡献则持肯定。中共报业，包括《解放日报》的同事们对博古始终尊敬，没有因为他犯过政治错误而产生厌恶的情绪。

博古之子秦刚则表示“历史给他安排的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认为他24岁刚从苏联回国，在国共内战中最险恶的局面中承担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是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从个人性格和做事上，对于博古的评价基本持正。1936年，到达陕北的记者斯诺曾经在《西行漫记》等书中评价道，“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磷响，名符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蓄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

博古遇难后，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饭。党内一些干部也私下称赞他“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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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194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被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

博古夫人张越霞、邓发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

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墓地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

空难后，位于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

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轮流招待应接不暇的吊唁者。4月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大会由李公朴主持，张澜主祭。

“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 郭沫若于4月19日重庆中华路青年馆追悼会致悼文

1957年，中共中央从党费中拨出100多万元，将延安东关机场的陵园迁至王家坪。1970年，王家坪因建造延安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陵园再迁至李家村。陵园北靠大山，面对延河。

主体建筑为六层石阶陵墓台，排列27位烈士墓碑，最上层为王若飞、博古、叶挺、项英、邓发、张浩、关向应、郑耀南墓碑。1992年，又建纪念塔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