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说研究论文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重点关注小说《乔家大院》的叙事策及其美学功能，从叙事学角度发掘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 第 1 章 史诗化叙事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 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小说叙述的是乔致庸走南闯北的经商历史，小说中的乔致庸经历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时间的跨度是相当漫长的。乔致庸的个人际遇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表现在乔家生意的兴衰与清末整个国内市场环境中的商贾、相与、官员、百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清末统治下的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一面，这是一部晚清动荡时局下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争史，极大地掀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全文展现出庞阔的时空场景是小说史诗化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史诗风格的一种显著特点，作品中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历史地域细节的精雕细琢和对传统儒家道德情感的极力推崇，极大地唤起了读者对多难兴邦的民族回忆，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段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无疑带给读众浓厚的兴趣，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价值认同，获取具体超越时代意义的价值体验。 时空是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叙事空间指的是作品创作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等，史诗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阔的时空场景。叙事学中通常把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分开来研究，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空间的广大。故事的场景涉及了国内外天南海北的多个地方，例如，最初发家的山西祁县，进而的包头、太原，南下湖北、福建、两广，东达苏杭、北上北京、内蒙，西至甘肃、新疆，甚至接壤俄罗斯，各种地域的风土民情交织在一起，让大众感触到晋商的繁荣和开放。小说在真实地还原乔致庸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用心良苦，朱秀海将动荡的时局与商路市场联系在一起，例如，南方长毛动乱导致茶路断绝，乔致庸想的是茶路断绝导致的南方采茶的百姓生活失去着落，国家的税收没有着落，因此冒险开辟了茶路。再如，乔致庸看到汇通天下的前景时想到了帮助国家运输税银，国家有难不遗余力认捐银两，帮助左宗棠筹措粮草，这些都表现了乔致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性格特点。朱秀海巧妙地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茶商、茶农、官员、相与、茶路、丝路、茶票庄等等商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活色生香地描绘了当时整个晋商的商业面貌，表现出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突出了乔致庸胸怀天下的英雄形象。 ............................ 在纪实与虚构的统一中讲述晋商英雄传奇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小说《乔家大院》讲述的人物乔致庸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中的乔致庸确实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标，其怀有的诚信、仁义、革新等儒商精神是真实的，小说在叙述人物主角一生拼搏进取的经商经历时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地再现当时发生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最初的长毛南方作乱到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慈禧逃走山西，这都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虚假的成分。这段真实的历史极大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纪实部分表现在作品的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容易唤起读者的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小说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顺便提到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时期。刘黑七投靠长毛和攻打京冀地区，暗射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太平军北伐失败两件大事儿，农民运动导致茶路、商路不通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出逃山西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环境下，而这真实的历史环境可以全方位反映出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局下，中国农民、商贾、达官贵族等各个阶层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哪怕朝廷腐朽，还是存在一大批敢于救国救亡的爱国志士，例如乔致庸、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物，都永存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客观地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大众眼前，既符合故事发展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情感逻辑，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 第 2 章 传奇化叙事弘扬儒商文化精神 叙事线索：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 《乔家大院》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特地设计了英雄和美人的爱恨纠葛，引发大众看故事的强烈兴趣。线索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脉络，它将故事的主要事件贯穿在一起，《乔家大院》小说的明线是事业，暗线则是爱情，围绕着乔致庸的情感纠葛和创业历程两条脉络展开, 表现为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乔致庸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和事业拼搏，面对自己的爱情常常陷入江雪瑛和陆玉菡两个美女中艰难抉择。为了让故事更加有吸引力，朱秀海设计了许多虚构的故事情节，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访谈提到，小说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是围绕现实中乔致庸发生的故事而写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看呢？他想到了乔致庸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朱秀海与乔燕和女士沟通后，乔女士接受了朱秀海的这个想法，这就有了两根主要线索，一条是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另一条就是和陆玉涵、江雪瑛的爱恨情仇，而两条线索常常又是搅在一起。爱情部分是虚构的，作者在描写两位女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心深处对男主角的爱以及以极其细腻浪漫的语言宣泄出极尽真实的女儿心态来，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带给了读众极大地心理补偿，因此这段充满遗憾的爱情故事成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剧情。围绕着爱情，作者为了使故事更加好看，故意设计了爱情这条暗线，同时设计了江雪瑛与陆玉菡两个美女，美女与英雄之间发生的故事颇为奇特。很多文学作品往往利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设置范畴性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传奇离不开英雄与美女，自明清以来，传奇小说往往采用爱情与侠客的曲折故事来获取读者的阅读兴趣，情与侠也就成了传奇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 叙事动力：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 小说叙事动力的发展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根源于人物主角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矛盾冲突导致，因此主观情感意愿和客观现实的不断碰撞致使朱秀海在故事情节中设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思想碰撞、利益牵扯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运动发展，叙事动力在深层次表现为一些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悬念巧合的巧妙设置。朱秀海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制造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人物设置于激烈两难的矛盾冲突之中，当人物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做出何种抉择往往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心理、品格，性格冲突、思想碰撞、自我和他我、理性与感性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碰撞中小说最想宣扬的精神价值会凸显出来。故事发展的主要节点在于不断出现的商业竞争和乔家危机，其伴随而来的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爆发的突破口。在故事的主要线索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乔家与达盛昌的矛盾，刘黑七与乔致庸的矛盾，成青崖与乔致庸的矛盾，江雪瑛与乔致庸的矛盾，孙茂才与乔致庸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深层次的表现为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节点在于乔致庸身上，乔致庸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利弊才能冲破这重重矛盾，才能经历一次次的成功。主观情感逻辑思维是指从情感需要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主观逻辑，文本中主要指乔致庸心中所想的事；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则是从理性实际角度出促使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必须去做出的行为，文本中也就是乔致庸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乔致庸经常置身于这种矛盾的两难抉择中，他实际做的事经常不是他希望去做的，而他最想做的事却往往做不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就是故事人物主角的主观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需要相互矛盾冲突的结果。例如，乔致庸其实内心深处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而现实中他不得不接管乔家的生意，融入乔家整个家族中去，成为了一个商人，他脑子里装的是儒家思想，而做的却是商人的买卖，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综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儒商的味道。再如，他在感情上深爱着江雪瑛，可乔家落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为了乔家迎娶陆玉菡，他的情感思维只能屈服于客观现实，这也就有了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所以他不管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心里一直对江雪瑛存有愧疚感，江雪瑛也是如此，她因爱生恨，一心想毁了乔致庸，可见到乔致庸为自己修缮庙宇祈祷的现实她又拯救了乔致庸，这些都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的。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31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4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 结语 乔致庸是中国儒商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他集中表现了以义制利为核心的“诚信、创新、仁义、互助”的儒商文化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乔致庸代表着当时晋商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特有的对内自尊自爱的精神，而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乔家大院》抛开了晋商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侧重于弘扬“仁 、义 、礼 、智 、信 ”为核心的儒商文化精神。乔燕和女士说，“所谓‘君子怀远’，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事迹、精神和晋商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它包括了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精神暗合了作者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的潜在目的，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带给作品极大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容易使人们形成对诚信、互助、创新、仁义的儒商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当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小说将故事置于清末战乱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讲述了乔致庸始终秉承着诚信、仁义、团结、奋进的儒商文化精神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业故事，唤起了大众的时空回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清末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几个主要的历史时期，乔致庸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勾起了读者对这段苦难的民族记忆，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传递着真诚的家国情怀，引领崇高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