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论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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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践特色；二是民族特色；三是时代特色。这三个方面的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吸收实践经验、融入民族传统、反映时代要求的必然表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体现出特有的生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融入民族传统，反映时代要求，不仅解答了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些鲜明的特色，饱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它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主要是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由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实现制度上的创新。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立足于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要求。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偏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价值要求；离开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但不是简单地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改造的设想来进行实践的，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改造社会、发展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既体现着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遵循，也更多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和价值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现代化的实现、民族的复兴同社会主义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体化的事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在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人民已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国家在日益繁荣富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社会发展的过程性与奋斗目标的阶段性统一在一起，使奋斗目标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必然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的连续性。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初级阶段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阶段性奋斗目标，这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目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贴近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更深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更直接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就更能凝聚起民族的力量，更能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念，更能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使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实现结合在一起。利益关系人心，人心决定成败。社会主义事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尤其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能够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越来越充分地顺应着人民的愿望，满足着人民的需要，维护着人民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中获取智慧，这是我们党所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历史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碰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很多成功做法都是群众首先创造出来的，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专业合作社，还是城镇的个体、民营等经济组织形式，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的重要基础。及时发现和掌握群众实践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把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上升为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征上是民族的，它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相贯通，表现出民族的气派和风格。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都愿意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风格反映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总是渗透着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的特色。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团结统一、和谐相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这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奋进崛起的精神源泉。这些文化精神，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着思想底蕴和精神营养。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断吸纳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断体现着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仅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把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其成为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们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维护民族独立、关心社稷民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品格，是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爱国主义强化着人们对强国富民的追求，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支撑。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于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献身于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事业，都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仅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是同艰苦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艰苦创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世人传颂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艰苦创业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开拓出新的事业，创造出美好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把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融为一体，使其成为社会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重和谐，讲信修睦，主张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长期受到人们的崇尚。这些思想精华，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这些思想精华，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供吸纳和利用的厚重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继承和弘扬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使这些思想精华与现代文明相承接，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都包含着对这些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语言表述上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使其能够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益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它的表现形式必然要带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例如，我们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用建设“小康社会”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表述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思想；用“三个代表”来体现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工程的一体化；用“社会和谐”来引导社会建设和社会进步，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它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体现着时代主题的要求，提升着时代精神，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在动荡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取和平，谋求合作，促进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外思和，对内图变，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内外战略和政策的中心内容。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扩大，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改革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时代主题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在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各种社会制度、各种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发展的成效，取决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但不是一条孤立的道路。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密切相连的，也表现出了对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积极回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始终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壮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显著的时代特色。通过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着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通过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为借鉴和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也为人们的观念更新和思想飞跃提供了一种横向比较和外部动力。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与时代同进步、与世界共繁荣的动力和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中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社会主义，也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当今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理念。千百年来，人类盼望和平，追求进步，而又总是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强盛，往往是通过武力扩张、暴力掠夺来实现的，这种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做法，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阻碍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欺凌，饱尝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苦难，更深知和平的宝贵、发展的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天下大势，既实现着自己的发展，也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中国发展起来了，决不会把这种痛苦再加之于人，也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去侵略压迫别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代表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大，体现着维护和平力量的壮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与世界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是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相互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没有绝对的高低优劣之分，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文明、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发展模式的共生共存，是世界多样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世界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不同的文明共同促进的；各个国家的社会理想，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的。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才能和谐相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现实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提倡各种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包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协商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尤其是要放弃同化别人的企图，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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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