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殖民地政令法规研究论文

大约在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渴望主宰自身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命运呢？历史的巨变常常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当时幕府对于开国还是相当积极的，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自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 周见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幅惟利是图的形象。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日本历史上第 124 位天皇——明治天皇，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在日本神话中，据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在实际历史上，从12世纪开始，大权一直旁落，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600年，直到1868年，也就是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第15年。美国黑船压境的傲慢和强势，凸现出幕府的软弱无能，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4岁的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国的最高领袖。年轻的天皇所要领导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日本。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纷纷仿效，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港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 100 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年轻的新政府怎样才能带领日本走出濒临亡国的困境？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字幕：求知识于世界，大拯皇基】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就在政绩显著的涩泽荣一接连高升的时候，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涩泽荣一的个人命运。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 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正是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寻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德国是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后发国家。几千年来，一直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老师。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久保家族依然珍藏着大久保利通当年出访时从巴黎带回来的西式红皮椅子，还有他使用过的砚台和珍爱的中国紫砂茶壶。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曾是大久保利通随身携带之物，诸多影响日本历史的政令都是用它来签发的。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缫丝场是日本最早建立的官办工厂之一，政府从法国购置了缫丝设备，还重金聘请了法国技师。工厂就要开工了，却招不来工人。因为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认为，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会吸走人的精髓。为了打消百姓的恐惧，明治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劝说士族高官的女儿进厂当女工。这些技术成熟的女工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地，缫丝也成为日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久保利通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标之一。今天的日本国内有一百多家三菱企业，海外还有数百家三菱的分支机构。而在1870年，三菱还只是一个拥有三艘小船的默默无名的小公司。但是，它很快获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轮船和海上军事运输业务；一年后，政府干脆将这13艘轮船送给了三菱，每年还拨给经营补偿费；此后，政府又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采访： 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成田诚一日本政府把这些事业交给民间企业去发展，就是说最初由政府实施，然后卖给逐渐培育成熟的民营企业来继续发展。日本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都是相继从政府买下官营企业来发展的。在政府的扶植下，三菱很快羽翼丰满，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刚刚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开辟日本到上海的航线。结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海公司就被逐出了这条航线，三菱公司独家垄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运业务。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很高，涩泽荣一他弃官从商，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到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成为日本工商业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东京清水谷，幽静中显出几分荒凉。1878 年5 月 14 日早晨8点，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就在遇刺当天的凌晨，大久保利通还在和一位前来拜访的地方县令谈起他对日本未来改革的设想。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束了大久保利通对这场变革的主导权，为什么明治维新在推进到第11个年头的时候，会突然给整个社会甩出这个巨大的惊叹号？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大久保利通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决的人，总是拥有毅然决然的态度，是个不妥协的人物。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全国对大久保利通的反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特别是在最后把大久保，士族把他刺杀以后，他的政权很快就过去了。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使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低价，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这一事件使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直到天皇出面罢免一批高官，才制止了事态的恶化。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把改革的难题留给了继任者伊藤博文。作为大久保利通一直以来的得力助手，伊藤博文将如何面对眼前的社会矛盾？他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明治维新的事业呢？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伊藤博文，大概在众多的（日本）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思想最宏伟的吧，视野宽广，性格开放。伊藤博文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近乎裸体的相扑手丑陋而愚昧。但是，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开始挑战政府禁令，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支持高砂的民众和前来干涉的警察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对抗升级，天皇不得不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恢复了这项运动。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首先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正是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使明治政府意识到必须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否则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推翻。惯于顺应大势的伊藤博文也意识到，日本国立宪，已是大势所趋。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他：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此时，伊藤博文的朋友涩泽荣一已经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对本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进了本国的传统。于是，一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在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权事实上也确实写上了民权的《宪法》中，伊藤博文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采访：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奥平康弘不知什么原因，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有些近似宗教性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如果这个宗教没有了的话，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包括当时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伊藤博文也当然会利用这种思想潮流。1889年2 月 11 日，东京都降下漫天大雪，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帝国宪法》在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同时，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帝国宪法》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表面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的天皇制，由此决定了日本在崛起初期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走向。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藤博文执政时期，在相扑这样的民族传统得到恢复的同时，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军国主义也随之被召回和强化了。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却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于是，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它日本文化非常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与此同时，日本也像德国那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 95%以上的男子，90% 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日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但是和西方工业强国相比，它显然还有相当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的目标？日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条捷径。早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那是（明治维新的）目标。19世纪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蒋立峰明治维新应该说到1889年，1890年前后维新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它整个的国家战略就发生了改变，怎么改变呢，原来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就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字幕：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 日俄战争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字幕：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治维新开始近八十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字幕：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原声）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从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人们都无法忽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金熙德（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和平宪法》的护航。这部从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火车站。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由英国人建成，明治天皇亲自前来参加通车典礼。七年之后，日本人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 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它的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日本人把它叫做“新干线”。与新干线一起延伸的，还有一大批在战后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正是它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新干线诞生四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就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日本一百年的大国之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但无论怎样去总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这是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日本的全部内容，你再改一下就成了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陶艺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乐烧（しがらきやき）：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郝绘烧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镉）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玻璃器皿：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碧多萝器皿碧多萝器皿：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传统的漆器餐具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来访者在「三和土」(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求人不如求己给你提供个线索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