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违纪问题的研究论文

认真分析 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前进方向，更好的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形势依然严峻。（一）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明显，但问题依然突出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反腐倡廉建设总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二是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进一步规范；三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四是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五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能力不断提高；六是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教育不扎实，效果不明显。一是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往往不分层次地搞“一锅煮”、“一刀切”；二是教育内容不丰富，大而空的东西多，联系实际的内容少；三是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重过程、重参与、轻效果，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还不浓厚。2、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够好。一是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本身存在漏洞与缺失，导致规范制约权力的功能大打折扣；二是制度的宣传教育不够，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真正形成。三是对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大，一些规避、违反甚至破坏制度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严肃地查处，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3、监督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一是缺乏激励机制，不愿监督。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二是缺乏透明机制，不能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逃避监督，公开制度不落实，公开手段不先进，导致群众信息渠道不畅通，无法监督。三是缺乏保障机制，不敢监督。由于缺乏保护举报人的有效措施，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班子成员对班长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难以实施。（二）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强，但形势仍然严峻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一是坚持以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推动了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三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纠风和执法监察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四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以及金融、投资体制和司法体制工作机制等各项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不断拓宽。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在资金密集的领域和行业，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三是重点领域和环节腐败易发多发的状况仍未改变。突出表现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交易、矿产资源开发、财务管理、选人用人等领域和环节，无论从信访反映、查办案件，还是民意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位居前列。四是群众对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反映仍然比较强烈。尽管通过这些年的严肃整治，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但在一些部门和行业，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三）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但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以人为本、执纪为民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中，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一是人民群众由衷拥护反腐败斗争 , 群众忧党忧国之心仍在 , 痛恨腐败之情愈烈。在全国县以上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有 80％以上的线索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提供的。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 ,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民群众参 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二是群众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 法制意识正在觉醒。以法律武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多 , 群众举报和监督的质量逐步提高。三是人民群众参与反腐防腐的渠道正在拓宽。建立了民主评议、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公开办事等一系列新的制度, 为扩大和推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树立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的思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2、多发易发的腐败问题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3、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当前，一些腐败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狡猾，采取有目的防备的作案，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给查办案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反腐败者与腐败者处于一种长期的艰苦的较量之中。二、反腐倡廉工作发展趋势探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将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反腐倡廉工作总的发展趋势是：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更加有效地治理各种不正之风，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更加有效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多角度、广渠道、全方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反腐倡廉工作的系统性将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1、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教育、制度、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融合，功能将进一步整合，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推进的态势。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间的衔接，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谋划和设计：通过坚持不懈的反腐倡廉教育，为制度建设和监督工作强化思想基础；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教育和监督工作提供法制保证；提高监督工作的成效，增强教育工作和制度建设的刚性，使教育的教化功能、制度的规范功能、监督的制约功能融会贯通。2、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单纯靠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单纯靠预防也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做到治中有防、防中有治，惩防结合、相辅相成。一方面，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各种腐败行为，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威慑力，为预防腐败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成果，为最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奠定基础。3、更加注重增强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反腐倡廉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一行动、协同作战、协调配合的良好局面。（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核心，是我国政权的根本属性。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必将更加充分地彰显以人为本的特性。1、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责力度，坚决纠正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的行为，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更加注重社情民意。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中，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听取群众呼声、体现群众要求、实现群众愿望，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3、更加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尊重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途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范围，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机制，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三）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深入推进与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加快，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程度将越来越高。1、更加注重反腐倡廉立法工作。既健全完善党纪政纪条规制度体系，又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反腐倡廉政策、要求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创制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律建设相协调，反腐倡廉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地方及部门（单位）规章相配套。既加强预防性反腐败立法工作，又加强惩治性反腐败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公务员从政道德、违纪违法惩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解决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不配套、不适应实践需要的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2、更加注重法规制度的执行。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加强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破坏制度的行为；建立健全惩处机制，严肃查处违法乱纪的行为，维护法纪权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执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不得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地方和单位负责人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解决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问题。3、更加注重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进一步加强党纪条规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将法纪知识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材，列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各单位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对党员干部开展经常性的法纪教育。进一步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加大对遵纪守法、勤廉兼优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力度，对党员干部进行正面引导；有选择性地剖析和曝光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告诫。通过进一步加强法纪教育和宣传，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四）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创新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办法。反腐倡廉工作只有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巩固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不断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1、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并予以提炼升华和丰富发展；吸取国际反腐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扬弃和借鉴；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防治思路和对策，形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实践。2、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把握，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考虑，放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去观察，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去谋划，注意方法，讲求策略，力求执纪监督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3、更加注重完善体制。在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及部门责任，强化行政监察职能作用；更加有效地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反贪等职能，形成统一高效、具有更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监督力量。4、更加注重拓展空间。工作对象由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延伸，工作领域由机关向社会延伸，工作范围由惩腐保廉向扶弱安民延伸，工作目标由遏制腐败向遏制与预防并重延伸。（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各项改革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深化改革，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漏洞，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虽然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既是制约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更加深入有效地推进改革，成为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1、更加注重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政事、政资分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快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办分离，建立公共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等制度，大力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2、更加注重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造，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价格改革，建立健全市场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3、更加注重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相关改革。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初次分配的平衡机制，完善二次分配的宏观调节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兼顾，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腐败现象和社会矛盾。加快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强化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的社会服务及公共管理职能。加快就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创业激励机制、劳动培训机制、失业帮扶机制、就业调控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预防用人不正之风。完善干部人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考评办法、考评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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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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