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论文文献综述

《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又能欺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因为自尊。德瑞那夫人迫于教会的压力写了一封信诋毁于连，眼看自己的大好前程就毁于一旦，自尊心也严重受挫，于是于连就要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女人。下面是我写的一篇《红与黑》的论文，希望能给你帮助。 生也自尊，死也自尊 ——论于连自尊而卑微的一生 每当人们提起于连•索雷尔的时候，就将他与野心家联系在一起，但是读过《红与黑》，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于连身上的自尊，以及自尊背后深深隐藏的自卑。 于连是一个自卑感极强的人，因而，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他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用自尊树立起一堵墙，挡住自己的缺点，这堵墙让人畏惧，偏偏于连又是那么地博学，因而他是那个让人敬畏的对象，倔强，冰冷的性格以及看似本分的行为让旁人无从说三道四，家族门第一直是当时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上层人看重它是因为高傲与排外，下层人看重它是因为嫉妒与痛苦，有着上层人一切优点却因自己“低下的身份“而无法跻身上流社会，上层的人嫉妒他所得到的”成就”，因而要揭发他，无论怎样，对于想混进社交圈的人，卑微的出身就是死罪。 于连强烈的自尊在他幼年时就已经形成了。“从孩提时，他那沉思的神态和苍白的脸，使其父亲觉得这孩子活不长，即便能够活下来，也是家中的一大累赘。他同全家人格格不入，特别恨哥哥们和父亲。每当星期天在广场玩时，他总是挨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文静的，无声的便是与之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下，读书成为于连唯一的精神出路，读书使本来就高傲的于连更加高傲。 于连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崇拜拿破仑，不仅是因为拿破仑的赫赫战功，更是因为拿破仑完成了他们保守起见爱，超越等级的梦想，也许这永远都只是梦想。 他出身卑微却在得知去做家教后说道“我可不愿意当奴仆”和“我和谁同桌吃饭”而不是工资薪水知多少。这里，于连强烈的自尊心可见一斑，一般人也许会问到自己是否是奴仆，但是绝对不会问道和谁一起吃饭这样敏感，细致的问题。但敏感的于连却能。 于连的自卑，敏感的自尊从他迈进市长家里就开始潜滋暗长，初见市长夫人，由于市长夫人一句话“您真的懂拉丁文吗？”依据便深深刺痛他的心，其敏感可见一斑。在回答太太话的时候，于连急于像太太澄清尽管自己身份,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并不卑贱。他将自己与两个哥哥，父亲划清了界线，将自己与勋章获得者老军医与西郎神父这类高尚的人联系在一起，他的自尊在他的辩解中一览无遗。 德•雷纳尔先生由于攀比心作祟，让于连签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于连拒绝了，理由是合同是单方面的约束于连而德•雷纳尔先生刻意随意地解雇他。因此，到市长加不到一个月，于连就已经受人尊重了——自尊，成为他进入这个家庭的敲门砖。 当他获得敲门砖之后，便开始利用他的自尊，别人的尊重和自己文静的外貌寻找并吸取他所缺少的精神的慰藉，与女主人通奸。 关于于连与德•雷纳尔太太之间的爱情，我觉得是弄假成真的爱情，于连开始将占有德•雷纳尔太太看作是一场战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内心独白一样：“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着这位家财万贯，荣华富贵，占有他太太的手侮辱侮辱他！”想到这，他对自己说，“是的，我一定做到，谁叫他对我表示那么大的轻蔑！”，这种心理是长久压抑的抑郁与自卑的表现。 德薇太太来做客后，于连有一天突发奇想，“我必须得到两个中的一个”他想到。他发现他喜欢钟情于德薇太太，这并不是因为德薇太太更美丽动人，而是因为她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是以一名博学，受热尊重的家庭教师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他腋下夹着一件叠好的平纹棉布上衣的工人儿子出现在德•雷纳尔太太的眼中。这是怎样的思想呢？是虚伪，还是更深层次的自卑？ 当恋情被发现，被迫到神学院念书，在学校里，同学们对于立案的评价足以显示的不合群与高傲。“看看这个绅士，看看这个虚伪的家伙！”、“他假装看不起最好的伙食，香肠和腌酸菜，呸！这个坏蛋，这个傲慢之人，这个该下地狱的人！”于连用自己的自尊，高傲在污浊的神学原理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神学院学员的虚伪，但是也不能否认于连的自尊已经使他“不食人间烟火”而备受憎恶。 于连的自尊心一直在暗中潜滋暗长，从市长家到神学院，再到侯爵家，他的自尊心因为外界环境的变换也在不断地膨胀，侯爵家的小姐马蒂尔德以及其他人对于连的态度不得不使他加倍设防。于是，“于连同年轻的伯爵关系也因为自尊而不在密切了，当伯爵的朋友和于连开玩笑的时候，于连总是反唇相讥。于连在一两次失礼后，下决心不再和马蒂尔德小姐说话，除非她先开口。”、“虽然德•拉穆尔府里的所有人都对他非常有礼貌，但他总觉得自己失宠了。他的外省常识，使他引用了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变化，那就是：“全新的就是全好的”一两次的玩笑对于贵族们来说是他们固有的高贵身份的体现，这对于于连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 对与德•拉穆尔小姐，几次交锋后，于连便对她很冷淡了，甚至有一次交锋后说出：“我真是讨厌这种女孩，她太过于时髦了——她的衣服几乎要从她的肩膀上掉下去了……她的脸色比以前更为苍白了……她的头发的颜色是那么的淡，简直像没有颜色一样！似乎是阳光照成这样的。她行礼和看人的样子是多么地傲慢！简直像一个皇后。”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到，马蒂尔德的骄傲开始激发于连的战斗欲，这就引发了以后所谓的“爱情”。 关于于连的两次爱情，我个人认为，是那个时代女人的苦闷与与众不同的于连的自尊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从德•雷纳尔太太开始，德•雷纳尔太太年轻时在修道院学习过很多东西，但觉得荒唐绝伦，不久便忘得一干二净，但无别的事填补这剩下的空间，因此她一无所知。作为家族产业的女继承人，从幼年起就周到众人的阿谀奉承，还有她那笃信守教的天性，注定她过一种内向的生活……曾被这个城的丈夫们引为楷模来教育妻子们，德•雷纳尔先生也为之自豪，可事实上这些都是她内心的独傲的结果……嫁人以后，平静的生活，唯利是图和总嘲笑她的丈夫，使她过分地孤独，高傲的于连于自己的性格相似，也能弥补她寂寞的生活。于是，她开始爱上这个与丈夫全然不同的年轻人，陷入了毁灭性的热恋中。 再说德•拉穆尔小姐，这个漂亮的侯爵小姐，贵族的身份决定了她与生俱来的骄傲，她被冠为“舞会的皇后”连于连都曾经感叹道“高贵的马蒂尔德，为了配她，王子也显不出高贵”。这样出生高贵，天生丽质的人儿，怎么会没有人去追求呢？追求的男人如苍蝇一样围着她，她用她的博学，机智和骄傲拒绝也同样在吸引着他们。正因为平日看见的低三下四的男人太多了，高傲的她便选择了于自己同样高傲的于连，于是，开始了双方互相“征服”的恋爱。 马蒂尔德到底还是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几个回合过来，她甚至愿意臣服于于连，他曾经想到过“这样的话，他就是我的主人了。”这和于连的“战斗”精神有什么区别呢？于连“征服”马蒂尔德后获得的精神上的胜利与满足远远超过了地位和金钱的利益。本来于连由此可以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但是又是因为他的自尊和对“荣誉”的重视，不容忍任何一个人污蔑他，哪怕是他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惯于征服他人的于连却被别人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名誉，为了内心的虚荣，于连选择了报复，在审判的时候，面对瓦列诺等人的轻蔑于连宣称“我绝不向你们祈求恩惠”，“要我向任何怯懦让步，我将一下子变得不幸。”于连高度的自尊心，使他选择了死亡。这条与世俗不同的道路，结束了他的一生。 生也自尊，死也自尊。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这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辩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因为德瑞拉夫人的揭发信毁了于连的前程.

这个问题最好是去图书馆解决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评论》都是较为全面的查索工具 网上资源也很丰富 可以通过google 或者是学校局域网的论文搜索查找 一般都有很多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几十年来中外各国已经有很多阐述了 应该不难查找 但要出心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祝你成功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提出：“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上。”[1](P79)这就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认为海明威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练就了简约干练的文体风格，在从事小说创作后，他还是提倡简练的电报体写作风格。海明威的小说使用的是最普通的词和日常用语，摒弃了空洞词藻。而且海明威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就是“由于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对现代文体的影响”。这样一来，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便成了关于文体学的一种理论了。在解释“冰山理论”时，人们更多地从海明威被称之为“电报体”的文体特点来论证。于是，“电报体”同“冰山理论”就常常被混淆了。 英国著名的评论家赫·欧·贝茨对海明威的评价十分独到、准确，他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力求砍去遮住读者视线的一切障碍，把并不代表大树本身的叶子砍去，给读者一个基本枝干的清爽的面目。这样可以把作者、读者和描写对象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认为这种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2](P132)。笔者认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引起的文学革命，或者说是对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文体风格，而在于他大胆地把原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也就是“八分之七”部分。本文主要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谈谈海明威到底隐藏了什么。 一、海明威隐藏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文学作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表现人物的感情世界。应该说，整个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发展史，文学家们把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做为第一任务来完成。到了19世纪，作家们更加关注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作家们经常用大段的笔触来描绘人物的感情，进行心理描写。可以说，《红与黑》的主线就是于连在复辟王政时期心灵的挣扎过程；《复活》的核心也无非是表现聂赫留朵夫精神忏悔的过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一部克利斯朵夫灵魂发展的历程。应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主调。而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切被降到最低限度，甚至都被省略了。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经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兴奋、失望、悲痛、轻蔑等，从不用过分渲染，也几乎没有心理描写，给读者以最大的感受空间。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不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而是读者自我感受的。这正是海明威所提倡的美学原则：“任何文学作品的作用都在于从读者身上唤起某种特定的情绪。” 海明威的作品，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从而唤起读者在这种环境下的“特定情绪”。所以，海明威的小说往往只表现人物的活动过程，而不去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感情，最重要的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先生同妻子一同去非洲狩猎，雇用了一个当地的白人猎人威尔逊一起打猎。在一次遭遇狮子时，麦康伯在危险时转身逃走，受到了妻子和威尔逊的嘲笑，而且妻子在晚间公然地同威尔逊偷情，使麦康伯遭受了极大的污辱，他力图要证明自己“男子汉”的力量。对于这个心理过程，作者并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只是在三个人下一次狩猎活动中，使他的主人公突然有了一种自信。 被打伤的野牛进入到林子里了（最危险的时刻）。“咱们现在能进去撵它吗？”麦康伯热切地问。威尔逊用估量的眼光望着他。这不是个奇怪的家伙才有鬼哪，威尔逊想。昨天，他吓坏了；今天，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迟。”麦康伯说。[3](P42) 作者在这里省略了麦康伯的内心经受的巨大煎熬以及整个的挣扎过程，但每一个读者，却在他妻子同威尔逊发生奸情之后，同他一起经受了煎熬和挣扎。直到麦康伯哈哈大笑——非常自然而由衷的大笑，读者才能畅快地长舒一口气。整个过程，作者没有写，但读者却真切地感受到了。 再看海明威30年代创作的一部优秀的、也是作者本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美国作家哈里在自己非常富有的妻子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狩猎，因为不小心受伤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在等待救援的飞机。整篇小说主要是表现哈里的回忆和内心感受，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虚实结合。作品结束前表现哈里的意识在飞翔，向着乞力马扎罗山上飞翔。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哈里是生是死，作者没有实写，也没有交待，只是表现哈里的妻子的感受： ……接着鬣狗的大声嚎叫把她吵醒了，一时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她拿起手电照着另一张帆布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说：“哈里，哈里！”接着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嚎叫声了。 其实，海明威就是要通过哈里妻子的反应暗示哈里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幅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甚至我们连哈里妻子的悲伤也没有看到。这正是海明威一贯提倡的，作者省略了读者所能感知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妻千里迢迢来到非洲，来时俩人健康快乐，而此时却只剩下哈里的妻子一个人在非洲原野，那么她的的悲伤，她的痛苦应是读者不言而喻的。但作品中，关于哈利妻子的内心感情没有丝毫的描写，那么读者感受不到吗？哈利妻子怦怦的心跳声淹没了鬣狗的嚎叫声，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人物情绪的感知，也就是“唤起了读者特定的情绪”。这样，就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和再创作的余地，甚至是许多的遗憾，但这也正是海明威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海明威隐藏了作品复杂的主题思想 作为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既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也有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曲折反映。所以，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不仅仅隐藏了人物的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且还隐藏了复杂的主题思想。 海明威的小说有一些主题易于把握，如上面说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还有像《印地安人营地》、《没有被斗败的人》等，主题相对鲜明；还有一类主题隐蔽，较难把握，如《雨中的猫》、《世上的光》、《白象似的群山》等，后一类作品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海明威倡导的“冰山原则”。 《雨中的猫》讲述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在旅馆里，同旅馆主人、侍女之间发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只是通过一只猫，才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夫妻俩在旅馆里百无聊赖，丈夫看着书，太太向窗外眺望，她看到雨中的窗下有一只猫，就想给捉进来，但没捉到，还遭到旅馆侍女的嘲笑。回房间后，开始同丈夫絮絮叨叨，想要这要那，而丈夫也终于不耐烦了。最后，旅馆老板叫侍女把猫送来了。 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人物也是非典型化的，其主题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理解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的的确确无法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鲜明的主题。海明威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把本应该由作者表现的思想和交待的内容，省略下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粗粗看去，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是感到是一些无聊的人们，做了一些非常无聊的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说所反映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来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再同海明威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情绪相结合，我们就能体会到作品中还是在表现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主题：迷惘的思想情绪。 我们注意到，一向惜墨如金的海明威，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里却用几百字进行环境描写： 旅馆里，留宿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打房间里出出进进，经过楼梯时，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就在面海的二楼。房间还面对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绿色的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那种长势，喜欢面对着公园和海的旅馆的那种鲜艳的色彩。意大利人老远赶来望着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用青铜铸成的，在雨里闪闪发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有一潭潭的积水。海水夹着雨滚滚地冲过来。停在纪念碑旁边的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这段描写，似乎同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这个特定的环境描写，是理解小说的一把钥匙。小说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我们从公园里用青铜铸的纪念碑，以及老远赶来看战争纪念碑的意大利人身上，可以感受到战争过后特定的氛围。 而小说中，我们看到旅馆里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住在面向美丽的大海的房间里，从房间里不仅可以看到大海，还可以看到公园以及公园里长势很好的大棕榈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让艺术家也喜欢的优美风景和鲜艳的色彩。在这一段的环境描写中，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但是，真的就让人们这样轻松愉快吗？我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我们感受的却是另一番景像：他们打房间里“进进出出”，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这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在人海中的孤独。 就是在这种孤独的气氛中，我们进入到了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处在一种无聊情绪中。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广场的侍者，在窗前看着雨中的猫的太太，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着书的丈夫，有一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的旅馆主人，随时可能绷紧脸的侍女。这一系列人物之间互不相干。作品通过太太去捉雨中的猫这一事件，把几个人联系起来。但我们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之间，表面看来通过捉猫似乎有一种交往，但其实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隔阂，根本无法交流。 丈夫听说太太要去捉猫，先是表示可以替她去，客气一下就又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他的书了。旅馆主人，从“太太喜欢他”来看，他似乎还好，但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上，永远是“听到任何怨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结果还都是一种职业的虚假。侍女一开始是面呈笑容，关心太太别被雨水淋湿。当她听到太太要去捉雨中的猫，感到非常好笑，继而就绷紧了脸。其实，太太并不一定非要一只猫，只是在这无聊中做一点什么事罢了。但无人理解她，她只会在这一举动中，感到自己的无聊与尴尬。无奈中，她开始絮絮叨叨，最终引起了丈夫的不满，让她“住口，找点东西来看吧”。 这部小说表现的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而此时的海明威对美国和欧洲青年的思想情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迷惘”情绪。战争初期，他们听信了什么“神圣”、“光荣”等宣传，带着青年人的激情和梦想，投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战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充满血腥的杀戮，他们的美好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这些青年普遍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了，人生理想、伦理道德都破灭了，他们对战争厌倦，普遍出现了“迷惘”的情绪。这种“迷惘”不是因为痛恨战争而成为自觉的反战主义者，而是苦闷、无聊、空虚，不知所措。就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他的最基本的情绪，并不反对战争，但“我已经与此无关”了，战争中人们的勇敢、镇定、明智，“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 《雨中的猫》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人们都处于一种冷漠中，什么事都与我无关，身边发生什么都不再是我的事。作品中太太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其实是作品中唯一对生活寄予了希望的人。但是，正是因为她的希望，才使得她在迷惘的人群中，在冷漠的环境中有点格格不入。其他人都在冷漠地观察她不合拍的行为，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的丈夫，对她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看来并不反对，从最初他要去替太太抓猫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但问题是，捉猫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与此无关”，太太愿意去捉，捉到捉不到，那是她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打扰我。所以当太太絮絮叨叨打扰了他时，他会喝令太太“住口”。 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使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极大伤害，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深厚内涵。 在海明威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常常有对主题的隐藏。如上面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就很好地体现了“冰山原则”。小说讲述一对男女恋人在车站酒巴等火车时，两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最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一对男女青年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甚至是很友好。姑娘说要喝啤酒，男人马上吩咐要两大杯；姑娘想尝尝掺了水的茴香酒，男人马上让酒保照办。在之后的对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男女的分歧：女人总是眺望远方，看到远处的群山像一群白象；而男人更关心的是让女人去手术。这种分歧只是在平平淡淡中发生的，好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冲突。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了男女隐藏了的思想感情和作者隐藏了的主题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不是一般意义的矛盾，简直就是人物间心灵的碰撞。女人眺望远处的群山，其实是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一再向男人提到白象似的群山，但男人只关心尽快把女人肚里的孩子打掉，不想为这个未来到世上的孩子担责任。最终女人终于明白了，“我们本来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切”，“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是“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最后，女人也醒悟了，“‘我觉得好极了，’她说：‘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罗。我觉得好极了。’”读者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被作者所省略的主题，揭示战后青年对人生万念俱灰，采取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最初是在男青年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但随着女青年的“醒悟”，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已经被扩散了，同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我们只有探明了海明威文学创作中“水下的八分之七”，才能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冰山原则”，而不仅仅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对写作形式的分析上。

给你提供2个链接，希望你能找到自己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