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研究论文

由陇入蜀,在杜甫的政治生涯、家庭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入蜀前的家庭苦难和入蜀后生活上的相对平静在诗人的家事诗中都有较具体的反映.此外,由陇入蜀,杜甫家事诗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入蜀前的慷慨悲壮至入蜀后一变为宁静淡远的唱叹.这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杜甫个人家庭生活环境变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苦苦追求的人生理想最终变成了泡影.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 “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回响。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 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供你参考一下下,呵呵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 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 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 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 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僚人入蜀”增加了蜀地的人口，但是落后的僚人还保持着氏族社会特征，他们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落后。僚人喜战，而且习惯山地生活，自僚人入蜀后，以前少见的山贼也在蜀地横行起来，以至于在后来的唐宋时期，中央政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清剿。蜀地先是遭遇六郡流民的掠夺，后又被僚人移民占领，其破坏力甚至大于秦灭蜀，因为秦时的移民到底还算来源于中原地区，虽然科学文化水平不及蜀人，但是毕竟还算比较开化；秦时移民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有一些流刑犯人，但是还有许多六国的富商大贾，王子皇孙主动要求迁入蜀地，他们认为在富庶的蜀地，秦人的管辖相对比较松懈，可以自由经商贸易，在这类移民中就包括卓文君的先人，赵地卓氏；彼时蜀人势力较大，能同化秦人，待到汉朝时期，如卓文君，已经完全融入蜀人社会，她不仅继承了蜀人特有的那种恬淡与超然，也继承了蜀人的倔强，当垆卖酒，不计虚名。僚人入蜀则不同，首先，蜀地已经十室九空，蜀人已经伤亡殆尽，其次，僚人基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他们移民蜀地，变成蜀地的主人，面对富饶的土地，先进的生活方式，完全不知所之，他们只能继续原始的生活，这是文明的大倒退。史学家认为，僚人入蜀，使得蜀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停顿近三百年。公元4世纪,两晋南北朝成汉时期,贵州境内几十万僚人北上入蜀，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社会发展。有研究认为,昆明人东侵入黔,与土著濮人剧烈冲突,晋汉蜀民外徙,南中地区长期战乱以及晋汉官吏的压榨掠夺等,均是僚人大规模迁徙入蜀的原因。因为之后的南宋末年、明朝末年四川人口两次大损失，今天四川人主体来自于清初湖广移民（湖广填四川），因此僚人对今天四川人的血统的影响不应高估。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 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 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回答者：盛一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4-5 16:22--------------------------------------------------------------------------------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 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 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 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 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