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可作品毕业论文

先给你一些做参考莫扎特：G大调长笛协奏曲第1号 莫扎特的G大调长笛协奏曲和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是为特定的使用目的而写的，这次干脆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筹措从萨尔茨堡到巴黎的一次昂贵的长途职业旅行所急需的款项。1777年10月底，莫扎特和母亲已远游至曼海姆，那里有著名的乐队和歌剧院。曼海姆的宫廷对这位二十一岁的天才并不太感兴趣。最后，一位业余长笛家德.让--一个在曼海姆的荷兰人--前来约请莫扎特创作一些简易的长笛协奏曲和长笛四重奏 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莫扎特并不喜欢，所以尽管手头拮据，还是迟迟不写。荷兰人于1778年2月底离去时，订货还远没完工，莫扎特的收费只好减半。但是，尽管他不喜欢这一乐器，但一动笔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荷兰人收到的一首G大调协奏曲远远超出了他原先期望的业余水平，并且成为此后二百年来长笛演奏家和听众的艺术享受 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G大调，4/4拍子，奏鸣曲式 在长笛独奏前，我们听到乐队呈示几个主要主题，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显然，这就是莫扎特在选用"庄严"来说明速度时心目中的主题。整首协奏曲虽然轻盈优美，开始主题却有某种程度的洛可可的庄严宏伟。独奏长笛接下去演奏时，不满足于单纯按照惯例换个调来呼应那些乐队主题，而且按照典型的莫扎特的路子，穿过关系调e小调领域，用一个似怨似慕、似泣似诉的短句来丰富这一乐章。这一短句迄今犹为长笛专有的主题瑰宝。 呈示部一个跳跃的小小的终止音型结束，这个音型毫无显眼夺目之处，直到莫扎特的想象力扑了过去，把它改变成一长段展开部（01段03分40秒），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几个基本主题的再现由独奏与乐队共同演奏，直到华彩段，这时莫扎特听任独奏者自由炫技。 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D大调，4/4拍子，奏鸣曲式 如歌的慢板乐章为全曲之冠，有浪漫派的惆怅之感，带有加弱音器的弦乐的夜曲色彩。一个肃穆的空八度动机式音型引入主旋律，先由单簧管唱出，然后是长笛在呢喃的小提琴上独奏。 对比的第二主题（02段03分35秒）是一个具有思慕之情的上行旋律，令人联想起格鲁克的巴黎歌剧《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极乐世界一场中著名的长笛独奏。这一乐章充分发展了交响奏鸣曲式，结束前有一段自由的华彩。 第三乐章：回旋曲，小步舞曲速度，G大调，3/4拍子，回旋曲 这个精美的洛可可风味的末乐章采用法国回旋曲式，基本主题第一次都出现在独奏乐器上，这一主题回复三次，每次都略事装饰。各插段都是以晶光璀璨的炫技开始，然后在音乐内容上越来越丰富，中间一个插段按法国习惯主要采用小调，最后一个插段结束在自由华彩上。接着，转入回旋曲基本主题的最后一次回复，最后几个小节似乎在温柔地抚爱。莫扎特：D大调长笛协奏曲第2号 这首可爱的乐曲似乎特别适合长笛，中间乐章颇有诗意，第三乐章充满火花。然而，最近学者发现这首协奏曲原先是为双簧管写的。莫扎特创作此曲时二十一岁，是为意大利双簧管演奏家裘塞皮.费连迪写的，此人从1777年4月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服务。我们不知道莫扎特写完总谱的确切时间，但显然是在这一年秋天前往巴黎以前。 莫扎特把这首双簧管协奏曲带在身边。去巴黎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是曼海姆，著名的曼海姆乐队是当年技艺最为精湛、影响深远的乐队。队员中有不少著名大师，其中有些还是有影响的作曲家。曼海姆乐队的首席双簧管弗里德里希.拉姆几度演出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屡获热烈喝彩。 莫扎特在曼海姆乐队队员中还有一位朋友--长笛家温德林。通过温德林，他从一个荷兰的业余长笛演奏家德.让那里得到了一笔报酬优厚的订货。他交出两部协奏曲和三首长笛四重奏，到手九十六个盾。两部协奏曲中，第一部是新创作，第二部从他为费连迪写的双簧管协奏曲改编而成，原来是C大调，长笛吹奏时移至D大调。 作品分析 第一乐章：开朗的快板，D大调，4/4拍子，奏鸣曲式 第一个乐章在当时听起来一定特别别致，轮廓分明的小音型、烂漫的节奏、洋溢着古典主义风格的意大利席歌剧轻松活泼的气息。切分的正主题在开始几小节由乐队奏出，立即继以歌唱性较强的对比旋律，由第一小提琴奏出。独奏长笛的进入十分辉煌，是一个急剧上升的音阶和一个长久持续的高音，乐队在其下面再次宣布乐章的正主题。长笛继续吹奏辉煌的经过句，转入旋律优美的第二主题（04段01分33秒）。 在莫扎特的后期作品中变得如此重要的，中间的"展开段"，这里不过是连接乐章前后两半的一个灵巧的过渡。基本主题素材的再现十分正规，用一个华彩段和华丽的乐队全奏完美地收尾。 第二乐章：不太慢的行板，G大调，3/4拍子 慢乐章充分发挥了长笛的歌唱能力，特别是在乐队的副旋律上持续吹奏长音。莫扎特小心地使用他所熟悉的倚音，给这支歌增添了几分富有诗意的哀愁。 第三乐章：快板，D大调，2/4拍子，回旋曲式 末乐章是一首步态轻盈的回旋曲。它所根据的主题，莫扎特歌剧的爱好者一定会认出，是《后宫诱逃》中最明媚的灵感的源泉。那就是歌剧中勃隆德的热情洋溢的歌《何等幸福，何等快乐》。她在这首歌中盼望她所热恋的佩德里洛来救她出宫。这个选句由长笛的仙乐般的音色吹出后，立即由乐队接下去。 独奏长笛吹奏的第一个插段，好象是最初的选句的再现，但很快就用琶音和音阶向其他方面岔开去。乐队间断地加入，但在长笛尚未到达高潮性的华彩段之前，乐队早以成为它的快乐而听话的奴仆，乖乖地退居幕后，这主要是为了同迷人的独奏声部的感情相呼应而插入。

洛可可风格是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是在巴洛克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洛可可风格的特点是：室内应用明快的色彩和纤巧的装饰，家具也非常精致而偏于繁琐，不像巴洛克风格那样色彩强烈，装饰浓艳。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洛可可建筑的内部空间非常复杂。 洛可可装饰的特点是：细腻柔媚，常常采用不对称手法，喜欢用弧线和 S形线，尤其爱用贝壳、旋涡、山石作为装饰题材，卷草舒花，缠绵盘曲，连成一体。天花和墙面有时以弧面相连，转角处布置壁画。 为了模仿自然形态，室内建筑部件也往往做成不对称形状，变化万千，但有时流于矫揉造作。室内墙面粉刷，爱用嫩绿、粉红、玫瑰红等鲜艳的浅色调，线脚大多用金色。室内护壁板有时用木板，有时作成精致的框格，框内四周有一圈花边，中间常衬以浅色东方织锦。 洛可可风格反映了法国路易十五时代宫廷贵族的生活趣味，曾风靡欧洲。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是巴黎苏俾士府邸公主沙龙和凡尔赛宫的王后居室。洛可可式建筑风格（Rococo Style），于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是在巴洛克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洛可可风格的基本特点是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纷繁琐细。它以欧洲封建贵族文化的衰败为背景，表现了没落贵族阶层颓丧、浮华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绪。他们受不了古典主义的严肃理性和巴洛克的喧嚣放肆，追求华美和闲适。洛可可一词由法语ro-caille演化而来，原意为建筑装饰中一种贝壳形图案。1699年建筑师、装饰艺术家马尔列在金氏府邸的装饰设计中大量采用这种曲线形的贝壳纹样，由此而得名。洛可可风格最初出现于建筑的室内装饰，以后扩展到绘画、雕刻、工艺品、音乐和文学领域。 洛可可建筑风格的特点是：室内应用明快的色彩和纤巧的装饰，家具也非常精致而偏于繁琐，不像巴洛克风格那样色彩强烈，装饰浓艳。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洛可可建筑的内部空间显得非常复杂。洛可可装饰的特点是：细腻柔媚，常常采用不对称手法，喜欢用弧线和 S形线，尤其爱用贝壳、旋涡、山石作为装饰题材，卷草舒花，缠绵盘曲，连成一体。天花和墙面有时以弧面相连，转角处布置壁画。 为了模仿自然形态，室内建筑部件也往往做成不对称形状，变化万千，但有时流于矫揉造作。室内墙面粉刷，爱用嫩绿、粉红、玫瑰红等鲜艳的浅色调，线脚大多用金色。室内护壁板有时用木板，有时作成精致的框格，框内四周有一圈花边，中间常衬以浅色东方织锦 洛可可世俗建筑艺术的特征是轻结构的花园式府邸，它日益排挤了巴罗克那种雄伟的宫殿建筑。在这里，个人可以不受自吹自擂的宫廷社会打扰，自由发展。例如，逍遥宫或观景楼这样的名称都表明了这些府邸的私人特点。尤金王子的花园宫就是一个节奏活泼的整体，由七幢对称排列的楼阁式建筑构成，其折叠式复斜屋顶从中间优美匀称地传至四个角楼的穹顶处。上面有山墙的单层正厅具有几乎是中产阶级的舒适，两个宽展的双层侧翼则显示出主人的华贵，却又没有王公贵族的骄矜。两个宽度适中的单层建筑介于塔式的楼阁之间，而楼阁的雄伟使整个建筑具有坚固城堡的特点——总之，极为不同的建筑思想，却又统一在一种优雅的内在联系中。正是这种形式与风格简直相互矛盾的建筑群体漫不经心的配置，清楚地体现出了洛可可艺术的精神。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