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生态翻译学研究重点与难点

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基础是其客观性、存在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前提和理据。其中的逻辑理路是：如果没有“关联序链”的启示和指向，那么，就不可能思考翻译活动(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关联和共通问题；如果没有翻译活动(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类似性和同构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将适用于自然界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到翻译学的研究中去；如果没有将“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那么，就不可能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以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为基础，那么，就不可能进一步开发和拓展宏观生态理念、中观本体理论、微观文本操作的生态翻译学的“三层次”研究；最后，如果没有生态翻译学的“三层次”研究，那么，相对完整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就难以实现了。这是一个由较小到较大、由局部到整体、由不太系统到比较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生态翻译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循环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它不片面强调翻译过程，所以，生态翻译首先注定要带有特色。生态翻译作为一个跨学性的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理论。

生态翻译学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胡庚申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先生对该定义中的“选择”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译者的选择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

特点：

生态翻译学之所以没有延用“语境”或“文化语境”，一是因为要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术语一致，二是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与语境、文化语境在基本概念、范围、所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生态翻译学认为“语境即语言的环境，而文化语境还是语境，只是侧重在文化学视角，或只是用文化学的术语而已”，而“‘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