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文学作品研究论文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论民间音乐的内容、种类与特征。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民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 1、劳动歌劳动歌包括各种号子、夯歌、田歌、矿工歌、伐木歌、搬运歌、采茶歌等所有直接反映劳动生活或协调劳动节奏的民歌。它是一种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起来的民间欧谣。它伴随着劳动节奏歌唱，与劳动行为相结合，具有协调动作、指挥劳动、鼓舞情绪等特殊功能。 在民歌中，劳动歌产生的最早。鲁迅先生认为：我们不会说话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劳得特别吃力的时候，懂得唱唱歌谣，来减轻肌肉的疲乏，来鼓舞工作的热忱，来集中注意力……。民歌，不是有闲阶级的士大夫或骚人墨客，坐在屋里的无病呻吟，它是一切体力劳动者的血汗搅着泪汗的结晶和升华，所以农民们有秧歌，打渔的有渔歌，采茶的有茶歌，牧人有牧歌等。 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常常发出前呼后应的呼喊。这些伴随着劳动重复出现的、有强烈节奏和简单声音的呼喊，就是萌芽状态的民歌——早溯的劳动歌。这种古老的劳动歌，历代相传，不断创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劳动歌。在劳动中，到处都有劳动歌：搬运劳动中有装卸号子、板车号子；水上劳动中有行册号子、捕鱼号子，建筑劳动中有打夯号子、代木号子等。这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古往今来的一切体力劳动中，都有符合它那劳动节奏和特点的劳动歌，只有大机器所到之处，劳动歌才愈来愈多地被它那轰轰隆隆的吼声所代替。 早期的劳动歌调子比较固定，歌词比较单一，有的则只是咳嗬、哎嗨的呼呐声，在劳动中起着号令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劳动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呼喊号令，而且还描写劳动的过程，表现与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相关的生活情态和风俗特征。 呼喊号令式的劳动歌的特点是：歌声与劳动节拍和谐一致。 它的内容主要是靠劳动的呼声组成，在一领众和的形式下，加入少量指挥劳动和鼓舞情绪的伺句。如《上滩号子》，节奏极为短促，几乎全由“咳！咳！咳！咳！”的呼语组成，表现了在紧要关头，船工们和激流险滩搏斗的紧张气氛。 抒情式的劳动歌，歌词比较长一些，其内容都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劳动的呼声在其中起着点缀节拍的作用。如反映劳动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态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人民对劳动是积极热情的，唱出了“神农皇帝也是种田人”，充分显示了农民的自豪感和乐观主义情感。但是，在贫富悬殊的旧社会，倍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对剥削者的反抗情绪。如《十二月长工》、《十二月采茶》等歌中，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生活情景，发出了“你享福来我受穷，这种世道要改变”的呼声。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那强烈的节奏感。每一首劳动歌都有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节奏，它是凝集了生活中的劳动节奏而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从事紧张而又高强度的劳动时，动作强烈，呼吸短促，劳动气氛浓烈，这时唱出的劳动歌必然节奏鲜明急促、强音不断、顿挫有力，给人以集体力量的雄壮和劳动创造世界的有力的感染。在体力劳动比较轻，或间歇时间长的劳动中、劳动歌的速度比较柔缓，节奏感较弱，音乐上的变化比较丰富，结人以优美的旋律感。 2、时政歌时政歌是人民有感于切身的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某些政治事变、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和态度，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理想和为此理想而斗争的精神。 劳动人民从不无病呻吟。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济上受到重重的压迫，政治上受到残酷的剥削。他们不满于现状，于是就把自己对当时的政治见解，用形象的语言编成歌谣，借以表达对统治者的愤懑和抗议。汉未董卓专权，人民不堪其苦，唱出了“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当人民无法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怒时，就会喷涌出控诉之歌，甚至连者天爷也在控诉之列。 劳动人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当他们忍无可忍，就要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想着想着心不甘，一心要去上梁山，学会一身好武艺，来挖老板黑心肝。”这类反映农民起义的歌谣，是传统歌谣中政治色彩最浓、斗争住最强的部分。我国秦代未年第一次农民起义时，就产生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歌谣。毛译东同志指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反映农民起义的时政歌，正是历代劳动人民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真实写照。 颂歌是解放后新时政歌的主流，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欣喜若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等歌谣大量产生。 时政歌以民谣居多。它一般篇幅短小，句数和字数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鲜明性是其主要特点。如“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语言坚定有力，毫无矫饰晦涩之处。 3、仪式歌仪式歌是伴随着民间礼俗和祀典等仪式而唱的歌。它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力的威力尚不认识而对语言的力量又很崇拜的时候，即幻想用语言去打动神灵，用以祈福、免灾。 仪式歌就其仪式应用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诀术歌，节令歌、礼俗歌和把典歌四种。 诀术歌是巫婆、神汉进行巫术活动时唱的歌，如“天灵灵。 地灵灵……”之类，也包括用以医病的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 节令歌是对某种节日或对时令描述的歌，它常与舞蹈和游艺相结合。如壮族春节舞春牛时唱的《春牛歌》，主要内容是歌唱农事生产、人畜太平等。 礼俗歌经常被用于男婚女嫁、贺生送葬、新屋落成、迎宾待客等场合。如《哭嫁歌》、《妈妈的女儿》等。 把典歌是在重大的庆典时吟唱的祈祷性的民歌，它根据祭祀和庆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如播种祭、收获祭、颂租祭、招魂祭等。人死了，也有丧歌，以表示生者对死者的哀思。 4、情歌情歌是广大人民爱情生活的反映。它主要抒发男女青年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它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纯朴健康的恋爱观和审美情操。有的情歌也表现了对封建札教的蔑视和反抗。 有相当数量的表现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歌，如“妹是桂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困转，花逢蜜蜂朵朵开”。这优美抒情的描写，充分表达了他们热烈相求、亲密相爱的情意。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生计所迫或天灾人祸，拆散了多少对情人，把他们抛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深渊，产生了大量的倾诉离别思念之苦的民歌。如大理白族情歌所唱的“大理坝子弯又弯，妹在海来哥在山；苍山洱海两相隔，想见不能见”。 旧中国，封建礼教摧残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爱情悲剧，但坚贞不渝的爱情和精神却世世代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人们用歌声表示了誓死相爱、决不屈服的决心和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意志。 土地革命以后产生的新情歌，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受慕之情的表白，而是把个人的爱情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送郎当红军的歌，就是证明，如“红军哥哥人人爱，当兵就要当红军”等。 情歌，在艺术手法上的运用极为丰富，而比较突出的有比兴、双关，重复，如一百蒙古族情歌唱道：“震动山峰的，是黑马的四只蹄；扰乱人心的，是韩蜜香的两只眼睛。”用马蹄嗒嗒震动山峰比喻少女美丽的眼睛扰乱人心，充分体现了比兴的艺术魅力。 双关在情歌中也运用了不少。如“街头铜锣声声打，打着中心响嘡嘡。”锣声的“响嘡嘡”只是表面，姑娘心中的“想郎郎”才是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这种手法使真挚、热烈的感情含蓄地表现出来，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和深思。 重复的表现手法，把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接二连三地使用，给人以情意婉转、回肠荡气的感觉。一首贵州情歌唱道：“哪个认得妹要来，请人挑水去洗街；请人挑水去洗路，洗条大路等妹来。”运用重复的手法，把殷切盼望情人的心情深刻地表达出来。 5、儿歌儿歌是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井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 儿歌的内容丰富多彩。大体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和绕口令。 游戏儿歌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歌谣。当婴儿还在襁褓中，就听过母亲温存的歌声，如《催眠曲》、《摇篮曲》。孩子们渐渐长大了，便学会一支支游戏儿歌。这种儿歌能丰富孩子们游戏的内容，增添孩子们的兴趣，如《拉大锯》。儿童踢毽子、跳皮筋、捉迷藏等，都有与之相配合的游戏儿歌。这种歌，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唱起来倍感亲切、有趣，大大增加了游戏时的趣味。 教诲儿歌侧重对儿童的教育作用。它不但能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启发他们的智慧和想象，而且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习惯，成为教育孩子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觉留一个。” 绕口令，由于它读起来绕口，颇受孩子们的欢迎。如“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孩子们往往由于念错而哈哈大笑。 儿歌在形体上一般都比较短小，没有固定的形式。在语言上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节奏鲜明，最适宜儿童唱诵。 6、生活歌生活歌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所说的生活歌只取它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反映人民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歌。 如反映社会生活不公平，不合理的歌：“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字里行间，透露了劳动人民对这种生活的不平。 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及宗法观念给广大劳动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她们从生到死都得不到与男子一样平等的待遇。“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人民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事物，人们总是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抒发内心的情感，《十送红军》就是优秀的抒情之作。它触景生情，寓情于景地抒发人民与红军的血肉感情。人们借物抒情，使情景交融，形式优美，实是民歌中的珍品。 生活歌在表现手法上，大量地运用对比手法。人类生活中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对立的统一，美与丑、善与恶、痛苦与欢乐，革命与反动、剥削与被剥削等，通过鲜明、生动的对比，表达歌者的思想和感情。 民歌在千百年的人世沧桑变化中，也在不停地变化、发展，至今已形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在浩如烟海的民歌之林，我只采撷了其中的这几朵小花，以完成此次论文。

民族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相互关系民间文学 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包括神话、民间传说（见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见中国民间故事）、歌谣、民间叙事诗、说唱文学（如平话）、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 民间文学的特征 ①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不能使用文字，他们只能用口头语言去构思、表现和传播。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识文字，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 ②集体性。民间文学作品，是群众的集体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既包括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诸方面，更包括整个创作和流传的过程。有些作品，在不断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唱述者的加工、琢磨。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无法署名。有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经群众中具有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个性，但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 ③变异性。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和讲唱的过程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特征是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所产生和自然的果实。 ④ 传承性 。民间文学同风俗习惯一样，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这种群众集体传承的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德国16世纪的民间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成为后世作家（如歌德）创作取材的源泉。 ⑤直接的人民性。在衡量文学的价值时，往往提出“人民性”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口头创作有它的巨大优越性。民间文学的作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它的见证人。具有优越的人民性的民间文学，内容相当广阔，它蕴藏和放射着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崇高思想和美德。民间文学不仅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也表现了他们的典范人格和崇高品质。 ⑥优越的艺术性。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一种用语言以及兼用表演的艺术。它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艺术的特点。散文故事、叙事诗等大都有人物、情节，长诗、短谣以及部分谚语、谜语，大都有一定的句式和韵律，小戏有故事情节与对唱形式等。但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证明它的艺术性。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还有独自的和优越的艺术特点。中国近年陆续发现的兄弟民族史诗，其艺术成就使世人惊异。至于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情歌和抒情歌谣，在表现欢乐和痛苦的情思上 ，往往超越作家的同类作品 。而那些短小的故事 、谚语、歇后语，真正使思想、经验、智慧凝缩得像 5个指头捏紧的拳头 。从风格上说，朴素、简练 ，是一般民间文学的特点。总之，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和优点是多方面的，有的还是不可企及的。 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凭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和流传，它反映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 、教诲 、鼓舞和希望，其中有些本身就是生活的构成部分。与一般专业作家文学相比，在这一点上，民间文学有其独特性。由于它的作者人数众多和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够更广泛、深切和精确地反映社会生活。它的社会功用，也和书面文学颇有不同的地方。许多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生活和劳作的教科书。不少劳动歌，是他们在各种劳作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许多世代相传的古老神话和传说，不但传述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培养着国家民族团结的感情。许多保卫乡土、保卫祖国的英雄传说，永远给予广大人民以鼓舞力量。 民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 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有很大歧异。但这两种文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来源说，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原始文学。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学的一些种类——神话、歌谣、传说大抵已经产生，这是氏族和部落大众共有的文学。阶级社会形成后，替上层阶级服务的文艺专职人员以及史官、诗人和宗教执行者产生了，文学日益书面化。与原始文学的传统距离远了 。但是 ，广大的下层人民因为被剥夺了文字的使用权，基本上仍沿用着原始文学的传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加以变化。这两种本来同一发源的文学的性质和面貌，在长期的阶级社会里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形成对抗或对立的状态。 另一方面，这两种文学又互相影响。不但有不少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文学；而且，不少书面文学的诗歌、故事、传奇、小说等体裁，往往也是由民间文学发展而成的。至于书面文学取材民间文学或用它作“词藻”的，就更多了。同时作家的书面文学，在思想、想象和语词等方面也多少对民间文学起过一定的影响。到了现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思想等的剧变，两种文学互相影响的地方就更加增多。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影响 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的明显现象。不同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在中国，汉族的民间文学，与各民族民间文学交错着、联接着。特别是那些民族间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所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著。 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接受影响，大都是以自己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基础，对它进行选择、取舍、改造、加工。他们尽力使它民族化。这是民族间文化交流影响的自然法则。 民间文学的世界关系 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裁，如民间故事，在国境以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地区，民族的民间故事 、传说和谚语等 ，不仅有许多构思 、表现手法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这一类。此外，像故事或叙事诗里，某些构思或部分情节相似的，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别的民族影响的结果。如中国与邻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就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学与那些国家的同种类作品的关系相当密切。从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影响现象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 民间文学的研究 民间文学是国家、民族中广大物质财富生产者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称为民间文艺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索和阐明，或对它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近年来，学术界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予科学的探索和确当的叙述，给予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 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探究、叙述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要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或文化学，决不能抛掉民间文学这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物，否则，不仅概括不周全，还可能影响到对整个文化现象评价和叙述的准确性。

全书按研究对象的范围、体裁等一定体例选编。上册选入的主要是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和民间文艺学史方面的论文。其中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和高尔基、鲁迅等的民间文学理论和观点的论述文章；有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赵景深、贾芝、毛星、天鹰等关于民间文学的性质、作用、价值、界限，在诗歌等一般文艺创作中的意义等的论着，以及何其芳、马学良等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蒐集、记录、研究、翻译的探讨论文。还有钟敬文关于晚清、“五四”时期民间文艺学史和天鹰关于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学史方面的论述。中册汇集的是论述民歌、民间歌手、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文章。其中有：关于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理论探讨，如严辰的《谈民歌》、天鹰的《新民歌的创作规律》、周健明的《民歌──诗歌的母亲》、许钰的《民歌中的比兴》等；关于对各地民歌种类如“花儿”、“爬山歌”和民歌体裁如情歌、童谣以及对各时期(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等时期)民歌的研究文章；关于著名的民间歌手如李有源、韩起祥的介绍、研究论述和王老九、康朗甩等民间诗人自我总结民歌创作经验的文章；还有对中国各民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阿细的先基》等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产生年代、流传地域和其中主要英雄人物的研究、探讨论文以及这些史诗的蒐集、整理情况和世界各国对它们研究现状的介绍。下册汇集的是论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和谜语的文章。其中有袁珂等关于神话，贾芝、毛星等关于民间故事，戈宝权等关于机智人物，顾颉刚等关于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鲁班等传说故事的论着；有关于农民起义传说、动物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长工地主故事等的专题论文，以及研究谚语、谜语的内容、特点、表现手法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