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诗歌作品研究论文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唐太宗李世民626年登上皇位,次年改年“贞观”,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下面就让我评价一下唐太宗.节用戒奢：唐太宗深受隋朝急速灭亡的震撼,决定力戒奢侈,尽量节俭,克制自己的欲望,减轻百姓的负担.他针对官多职滥的现象,下令精简机构,裁撤了大量冗员,完善了隋文帝的三省六部制.从这一点看出他爱民如子,怕百姓受苦,力求节俭,也加强了百姓对他的信任和他的统治.招贤用能：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知人善任,不论资历,不计亲疏,只要是治国安邦之才,就委以重任.他发展科举制,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都有了深远的影响,使天下的英才,尽在他掌握之中.这点可看出他重用人才,无论文化程度高低,只要是贤臣他都重用.虚心纳谏：唐太宗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于是虚心听取他人教诲,使得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经济富裕.这看出唐太宗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是一个虚心的皇帝.晚年得失：到贞观中晚年,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古人,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大大地滋长,不再鼓励臣下对自己提出意见,臣下提出意见后,接受时多少也有些勉强,而在个人享受的贪欲方面也与日俱增.这时的唐太宗有些自大,极度虚伪,骄傲自满.唐太宗的得与失有很多,这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虚心听取他人教诲,一旦骄傲自满,就不会得到他人的爱戴.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 ）在位23年（627－649）民族英雄,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千古一帝，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大唐帝国。他少年英雄，初出茅庐救隋帝，匹马单刀斩老生！他是晋阳反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和直接的行动者！他天资地质，李密为之倾倒！南征北战结束了数十年的中华分裂割据状态，一统华夏！他五骑会蛮主，四年灭突厥。他成功的消灭了隋以来的中华最大的边患，并将其融入了中华的怀抱！他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着三权分立的雏形！他是天可汗，他开创了夷汉一家的时代。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民族融合团结的时代。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和他国家的先进，开放，使他的国土和朝堂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羡慕向往的地方！他和他国家的胸怀和实力，让他无可争议的成为维护东亚政治秩序的领袖！他发展了读书人最好的考试制度，他给了士人最高的礼待--尊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重视人道，更重视法律，他让他的首要功臣来负责法律的修缮！并完成了历史上最好的法律贞观律！他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他的部下名臣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比的！太宗皇帝在唐朝建立中出生入死，运筹帷幄，在李卫公答对中对其军事思想给予了详细介绍。 即位后，统一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同时执行夷汉一家的政策，是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良好的时期，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位二十三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后人称他在贞观年间的统治为“贞观之治”。太宗的飞草非常著名，开创了行书写碑！太宗诗歌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太宗编写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在帝范和唐会要等书籍中，对太宗的政治理论有相当多的描述。【李世民早年】唐太宗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公元599年出生于贵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登基后称长孙皇后）。 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10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从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提出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夜以钲鼓相应的疑兵计。时值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十三年六月,与其兄建成率兵攻西河(治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于七月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进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克其城(见霍邑之战)。九月，军至河东(郡治今永济西南)，力主急速进军长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军西渡黄河，顺利占领渭河以北地区，各大族豪强纷至军门投效，数支农民起义军亦来归附，兵力迅速发展至13万人。十一月，会诸军攻克长安(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世民被封为秦国公。唐朝政权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睡觉，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指挥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军和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青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1.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2.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3.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