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败利钝论文范文资料

写一下诸葛亮吧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 正文如下： 诸葛亮的人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千古无双,万世罕见：“（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拜亮为丞相...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客观评价了曹操,和荀或,荀攸,贾诩、郭嘉,司马懿后，这几个人的军事才能才被得到还原,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但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对此没有客观评价？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易中天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只被称之为“军事奇才”. 但只是提供意见,不是决策,你门可知道决策是要考虑无数方面的事情,包括军事,内政,外交,人事,人心,法纪,战略,战术,成功与失败的后果,和后患,而决策者要做的事就是权衡利益,择取最优方案,提供妙计的人顶多是参谋,而懂得决策的人才是帅才啊!世界上懂得谋划的人很多,但是懂得决策的很少!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有些人总是讲这个胜仗是刘备打的，那个胜？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通过司马懿之口夸赞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及军退仗是刘备打的，可为什么不想想，在得到孔明之前，刘备东投西靠，如丧家之犬；得孔明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难道是他在得了孔明之后突然自己脑袋开了窍而与孔明没有关系吗？ 比如，火烧博望，有人说是刘备干的，与诸葛亮无关，因为诸葛亮那时还没出山呢？果真如此吗？《裴松之注*三国志》记：“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而“（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同上），夏侯敦、于禁败于博望应该是在曹操北征乌丸之后，如何能肯定地说火烧博望于诸葛亮无关呢？ 让我们看看世人是如何评价刘备与诸葛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干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何为不济也？’”一个“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的人，居然终成鼎立三足之一，没有诸葛亮的“谋”，哪得如此！ 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说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那末，为什么后来他未待“天下有变”就急于出击曹魏呢？有人说，这是诸葛亮自恃才能穷兵黩武。但问题不能这样看：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天下尽知这是个平庸的皇帝。有诸葛亮在，刘蜀固然可以自保，但一旦诸葛亮去世，则刘蜀必然成为别人（或曹魏、或孙吴）的口中食、囊中物，这一点也是天下尽知。因此，诸葛亮必须要赶在自己在世时完成统一大业，即使力所不殆也要勉为其难以求一逞。即所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后出师表》）。 明了了这一点，对诸葛亮以最弱小的刘蜀却频繁征讨最强大的曹魏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弱小蜀汉终究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有些人却因此诟病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人真是太浅薄了！ 拿破仑先有法俄战争之败，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使其再无回天之力，但全世界没有人否定他军事家的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尽管有众多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但也打了不少败仗，特别是灭袁绍、收荆州之后，其实力已是天下第一，尽管如此，还是遭遇了赤壁惨败，以后又在征汉中的作战中折损了大将夏侯渊，失利于刘备。却没人因此否认曹操军事家的地位，而诸葛亮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智慧，统帅千军万马东征西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以弱敌强之势，却依然能攻城略地斩将夺隘进退自如，怎么就“军事才能平平”呢？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更何况，北伐果真无功吗？第一次北伐夺得三郡，虽然得而复失但迁徙人口入汉中扩充了国力；第二次北伐进退有度，因故退兵时斩敌大将王双，令魏军望而却步不敢进逼；第三次北伐夺武都、阴平二郡扩展了蜀汉的版图；第四次曹魏强势攻蜀，诸葛亮以弱抗强，举重若轻潇洒御敌，轻松击退司马懿入寇；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获得“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之战果。在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时还顺手射杀了名将张郃；第六次北伐兵临渭水，直指长安，以十万军兵对抗二十万众，以弱敌强，主动出击，接连取胜，打得国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及其统帅司马懿龟缩不敢出战。正像前面提到的张俨所说的那样：“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如果不是征战途中诸葛亮病死与五丈原，最后的胜利也许属于诸葛亮。 可惜孔明劳碌过度,天妒天才-------这才是诸葛亮人生最大的败笔-----鞠躬尽谇,死而后已. 至于有些人认为诸葛亮的声誉是被《三国演义》捧起来的，更是荒唐之极。说这话的人，既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又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给诸葛亮这样高评价的人是谁，诗圣杜甫。难道唐朝的杜甫也会受明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游过成都《武侯祠》的人都知道它门前有座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的作者斐度是中唐时期功绩卓著的名宰相；书写者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也是位大书法家，刻碑者鲁建是当时碑刻者中的绝顶高手。因文、书、刻历来为人们称绝，所以此碑被称为“三绝碑”。如此兴师动众，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碑文言道：“尚父（姜子牙）作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仲）、晏（婴），总汉萧（何）、张（良），异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后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如说罗贯中、毛宗岗等人受了前人的影响更确切。因为，毕竟人家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三国时代近了好几百年。 最后，我用杜甫的另一首咏颂诸葛亮的诗《《蜀相》》结束本文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青苗法义称常平新法，肇始于宋太祖而大备于宋真宗的仓储之法，是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用于调控青黄不接时节的的一个法令，当然啦，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多。首先明确一个观点，青苗法的实施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救民吗？苏轼是这么说的：“哎呀我知道青苗法是为了救民，可是实行起来全部都走样。”开篇就错。再其次，割断的历史是无法窥其全貌的，举个例子，某天我看到了按住一个人的头朝他拉尿，我会感觉你是神经病吧？当然以后我知道了，在这之前原来他就这么对你做过更加过分的事情，所以我能理解你的举动。对于王安石和他的青苗法也是这样，王安石在弄青苗法的时候处于宋朝急需用钱，记住这点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急于用钱……那就是另外一个回答了。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态度，几乎是全、盘、否、定的。这就非常非常值得玩味了。青苗法从来不是为了救民、富民。是为了杀富户，学术一点来说，是叫做“抑制兼并”。关于历史的探讨中，大家都未免陷入脸谱化的陷阱种，的确这样有一种舞台式的感觉，但是人这玩意儿，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先来看看青苗法的原文。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是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中颁布的一项重要的农业信贷法令。关于青苗法之得失，历来争议不断、褒贬不一。且让我们回归青苗法的本来面目，从解读青苗法制度设计本身看起，辨析各家史料所载的青苗法的得失，从而对王安石青苗法之得失进行重新的审视与探究。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青苗法法令的原篇。关于青苗法法令，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较为明确和完整的记载，其它史籍中亦有可补充之的记载。这里取用漆侠先生《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一七所载为蓝本、并参以多种古籍材 料加以校正的校勘史料 ：“熙宁二年九月四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 言粜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 窃以为省仓以待廪赐，常苦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 以难于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请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于次料收熟日纳钱。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 必待年歉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 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借转运司应付，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 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不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 非一，……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俟成次第，即 推之诸路。其制置条约，别具以闻。而从青苗法法令本身看，“百姓之弊”则可能出现以下数端：“豪民”“上民”不愿领或与官吏勾结牟利 ；使民领之而不能保其用于“青苗”等。事实上，这些忧虑也同可能出现的“官吏之弊”一样,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如《净德集》卷三载，随着青苗法执行中流弊日深，一些豪民上户不但不愿请领，甚至“诡名冒领”，“盖欲复行借贷，取过厚之息， 以困贫弱”。他们又与官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作弊， 敲剥勒索贫民下户，“除头子钱，减克升合，量收出剩”，“以陈粟废麦代见钱支表”，“包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扰， 能以悉数”。又如《燕翼治谋录》卷三载，发青苗钱时，有 些别有用心之人设唱台酒肆诱人前来娱乐吃喝，甚至还“令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以期“酒课暴涨”而从中牟利，一些贫民借得的青苗钱图快一时后便没有了，并不能用于购 买青苗以事农业。青苗法法令中完全没有设置监督农民将“青 苗钱”用于农事的机制，此时的“青苗钱”在一定程度上看来已名不符实，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贷款”罢了。然而，然而，我们不能被蒙蔽，这些所谓的“以济困弱”，只是幌子，只是说出来好听的一张皮。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件事儿，是王安石窃取了当时整个朝堂大人们，这一阶层了利益，所以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妈个鸡的你把农民的租子由国家放了，那我们放什么？！须知，当时的生产资料，就有由这些大人们所把持的。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也暗暗捣鬼，所谓的青苗法操作性不大，也正是由这个根子决定的。小弟可不是咧着一张嘴乱说。说两件大家说不定都听过的小事儿：1. 有个开封附近的农民找到神宗说，青苗法弄起来全乱套啊，乱七八糟的，官府强行摊派啊。神宗听后，面有愧色，开始有废除新法的心思。2. 司马光曾向神宗建议，听取各州各地关于青苗法的上书，信件，来判别青苗法的好坏，结果当然是一片哀鸿。这两个例子经常被用于说新法的不好。那么我们细细的在想一层，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就在开封就在天子脚下：这群官员，依然，依然有胆子玩儿花样。第二，司马光，我的史学大家，您这史学功底上下五千年拿绝对是排得上前五的，问您一句，写信这玩意儿，是乡绅会啊还是佃户会？佃户们活着就很艰难了，还学什么写信。很显然，写信给神宗的那些人，说不定他们家就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土地兼并者，王安石的新法，很明显伤害的就是他们的利益。能拿出这么个逻辑证明废法的合理性，就像我问日本右翼势力怎么看侵华战争一样。那么千好万好，司马光们千贱万贱，为什么新法还是失败了呢？上面也说了，这挑战了是整个阶层的利益，整个阶层，而在统治者缺乏相应的手腕，社会缺乏相应的基础之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你挑战的就是士大夫，难道叫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总的来说，纵观青苗法法令之制度设计，变法之意不可谓不勇，变法之目标不可谓不远大，也确实在施行前期起到了既“利民”又“惠国”的效果。如《都官集》卷五载，山阴县颁行青苗法后，“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净德集》卷三载，南方颁行青苗法后，“民便之，无不喜者”；《西台集》卷五《青苗法》载，“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说明青苗法在颁行之初对于缓解农民受民间高利贷的 压榨、及时获得生产资金进行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而在“惠国”方面，史载数据显示，使国家 财政从“国用不足”转向“国帑日丰”，暂时缓解了国家的财政紧张。然而就如全文所言，青苗法制度设计本身便存在着设计思想、设计参考和不虑“人弊”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再加之封建国家制度等其他外在原因，其在施行后期走向“害民”以至于“败国”，也可以说是势之所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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