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与畲客文化关系研究论文

人口为709592人。 民族概况 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散居在我国东南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省境内，其中90％以上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畲族是我国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他们自称“山哈”。“哈”畲语意为“客”，“山哈”，即指居住在山里的客户。但这个名称，史书没有记载。唐代，居住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蛮”、“蛮僚”、“峒蛮”或“峒僚”。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畲民”和“拳民”的族称。“畲”(She)，意为刀耕火种。解放后，改称为“畲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畲族人口数为709592。畲族使用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99％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语完全不同。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 畲族的民族来源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持此说者比较普遍。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宋代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始大量出现于闽东、浙南等地的山区。江西东北部的畲族原住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后迁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大约在宋元之后至明代中叶以前迁到赣东北居住。安徽的畲族约在100年前从浙江的兰溪、桐庐、淳安等县迁来。各地畲族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就葬在这里，并认为妇女的头饰扮成凤凰形式，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在畲族中，广泛流传着属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因为帮助皇帝平息了外患，得以娶其第三公主为妻，婚后迁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婿姓钟，子孙逐渐繁衍成为畲族。这个传说不但家喻户晓，而且载入族谱，绘成连环式画像，称为“祖图”，在节日里悬挂出来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祀奉甚虔。每一家族有一根祖杖，祖杖雕刻作龙头，这也是畲族图腾的主要标志。畲族居民现在仍以蓝、雷、钟为主要姓氏。

畲族族称有自称和他称两种。畲族自称为“山哈”，“哈”畲语为客人，“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畲族原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元、明、清时期，从原住地陆续迁徙到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山区半山区。先来为主，后来为客，先来的汉人就把这些后来的畲民当为客人。畲族自称“山哈”，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迁徙历史有关。畲族、輋民是汉族对“山哈”的他称。“畲”字来历甚古。在《诗》、《易》等经书中就已出现。“畲”字读音有二，读yú(余)，指刚开垦的田；读shē(奢)，意为刀耕火种。“畲”字衍化为族称，始于南宋时期。据刘克庄《漳州谕畲》载：“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畲，刀耕火耘”①。“畲”作为族称，是由于当时畲民到处开荒种�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被命名的。 因此《龙泉县志》说：“(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輋民”名称也出现在十三世纪，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①。“輋”音shē，是广东汉人俗字。“輋”字作何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显然，以“輋”字作族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指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群。“輋”的含义虽与“畲”有差异，但非指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指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前者指福建畲族，后者指广东、江西畲族，这是由于汉族文人对闽、粤、赣畲族经济生活观察的侧重点不同而出现的异称。宋末元初，各地畲民组织义军，加入抗元斗争的行列，《元史》中又出现“畲军”、“畲丁”等名称。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畲民”、“畲人”和“畲客”等称畲族的非常普遍，粤、赣各地方志以“輋户”、“輋蛮”和“山輋”等称畲族的也比比皆是。清代以降，由于许多人不了解畲民的民族成份，还有以“苗族”、瑶族”、“瑶僮”和“苗民”等称呼畲族的。总之，史书对畲族的族称记载相当混乱，称呼也因时因地而异。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畲族的族称问题十分重视。1956年由国务院正式公布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从此，“畲族”(写作“畲”，音shē)成为法定的族称。畲族族源歧见很多，但概括起来有外来说和土著说两种。外来说者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代的“长沙武陵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武陵蛮”和畲族有共同的盘瓠图腾信奉。土著说者认为畲族源于周代的“闽”人。“闽”是福建的土著，福建最早的主人，其遗裔就是今天的畲族。“闽”、“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此说的主要论据是“闽”、“畲”之间有着密切的内涵联系，即“闽”——“蛮”——“僚”——“畲”一脉相承。畲族，福建土著民族。此外，畲族族源还有“越族后裔说”、“东夷后裔说”、“河南夷的一支”和“南蛮族的一支”等多种说法。总之，众说纷云的畲族族源反映了畲族在其历史曲折发展和民族形成过程中，同蛮、越、闽、夷以及汉等各族群体彼此互动、混化、交融的关系。畲族，现有630378人，主要居住在福建、浙江两省的广大山区，其余分布在江西、广东和安徽省境内。其聚居点多为数十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寨，因而形成典型的散居与杂居特点。畲族地区处于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山不高但苍翠，水不阔却纵横，气候湿润，资源丰富，除品种多而优的水稻和薯类等农作物外，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香菇和惠明茶最负盛名。畲族山区以农耕经济为主，过去,狩猎活动也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畲族人民早在唐代就在闽、、赣交界地区繁衍生息。南宋时期“畲民”的族称见于史书。畲族自称“山哈”或“山达”，意为“山里的客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统称为畲族。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大部人讲当地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语文。自唐代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畲族人民一直没有中止过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且往往与当地汉族人民共同起义，并肩战斗。唐代有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等领导的起义，坚持近50年；元代畲族人民积极参加张世杰、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而且产生了妇女起义领袖许夫人；16世纪初反封建斗争影响更为巨大。精巧的编织工艺畲族的编织工艺最受赞誉的是彩带和竹编。彩带即花腰带，又称合手巾带。畲族姑娘从五六岁起，就跟着母亲学习编织彩带，彩带精致的程度，是衡量姑娘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畲族地区盛产石竹、斑竹、金竹、雷公竹等竹子， 为竹编工艺品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畲族妇女服装，各地略有差别，其共同特点是上衣多刺绣。尤其是福建福鼎和霞浦的女上装，在衣领、大 襟、服斗甚至袖口上都有各色刺绣花纹图案和花鸟龙凤图案。畲族妇女最主要的装束，那就是“凤凰装”。别具一格的民族体育畲族人民历来重视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的项目也很多，有武术、登山、“打尺寸”、“操石磉”、骑“海 马”、竹林竞技等。畲族武术以畲拳最著名，棍术次之。畲拳乃畲族独创，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创编者名叫雷乌龙，人闪尊称为“乌龙公”。畲拳的主要动作有冲、扭、顶、搁 、削、托、拨、踢、扫、跳等。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赣闽粤交界的广大山区，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本来是百越民族的世居之地。这些百越民族的居民，在传世文献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山都、木客、蛮撩、莫摇、理、理撩、山越、桐蛮、桐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统称为百‘越的土著居民，在后世迁徙、生灭、混化、分合不定，但至迟到南宋时期，此地的土著居民已有畲民之称。客家先民来到此一区域以后，先是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各百越族土著民错居杂处，南宋后便主要是与畲族人民错居杂处，互相矛盾斗争，互相融合同化。因此，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几乎到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以分辨的程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些典型事例略作分析。先看畲族影响客家的方面：1、服饰客家人的服饰，与唐宋时期中原人民的服饰差别甚大，却与畲族服饰类似，显然是在长期与畲族人民交往中，受到畲族的影响，吸收了畲族服饰文化的有益养分所致。历史文献对于畲族人民的描写，与描写其它蛮撩一样，都说他们“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这种装饰打扮，与数十年前客家人的装饰打扮几无二致。以妇女发髻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替，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把辫发盘成高髻，用红头绳一扎，象独木舟似的，这就是所谓“椎髻”；“髻上可套凉笠”，笠沿还要饰以五彩布条，也就是所谓“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两相对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真是一目了然.再拿妇女衣着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右侧开襟上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裤头阔大，裤档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往上翘，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花线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练子系结，裙子状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像个畲族妇女。”（同上）在衣着的颜色方面，直至几十年前，客家人还特别喜欢一种叫做阴丹士林的布，其颜色正是属于青、蓝色的范围。显然，客家妇女的这种衣着打扮，也是受畲族影响所致，或者简直就可以说是从畲族妇女那里学来的。2、饮食客家饮食文化所受畲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广泛而深刻。先从饮食的原料说起，客家人很重视的棱米，就是从畲族学来的。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载：“汀人……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木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说明棱米本为畲民特产，后来却成为汀州客家人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在饮食习惯方面，客家人喜食和善食薯芋，又盛行“绿荷包饭”、“竹筒饭”，也应是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土著民那儿学来的。例如，唐代柳宗元《柳州炯氓》诗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着裹盐归炯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说明“绿荷包饭”是古代百越民族的重要风俗，是客家“绿荷包饭”源于畲族或畲族先民之一证。名闻中外的客家风味小吃“汀州八干”，有的也与畲族先民的习俗有关。例如宁化老鼠千，把面目狰狞的老鼠制成美味佳肴，在中原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渊源亦来自古代岭南蛮撩。唐代张文成《朝野金载》记载：“岭南撩民好为蜜卿，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慑慑而行，以着夹取吱之，卿卿作声，故曰蜜卿。”原来唐代岭南的“镣民”早就喜食而且善食老鼠，“蜜卿”就是生吞尚未开眼而喂饱了蜜的小老鼠，这是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古代蛮撩吃老鼠的方法之一。“岭南撩民”是广大岭南地区的少数族土著居民。在张文成的时代，福建属于岭南道，“岭南撩民”自然包括福建的土著民族在内。而当时宁化一带，正是“撩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既然包括宁化在内的岭南土著自古就有吃老鼠的习惯。现代老鼠干的产地又正在宁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想，宁化制作和食用老鼠干的方法，应是客家人民从“蛮撩”—即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人民那儿学来的。当然这种学习是一种借鉴和改造，“蛮撩”吃“蜜哪”是生吃，茹毛饮血；客家人的老鼠干是精心制作的美食，包含着丰富的烹饪学、营养学、药用食物学的知识。2 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3、生产技术和方式前面提到的“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是畲族人民惯用的一种生产技术，叫做“种畲”或“畲田”。其起源非常古老，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系列歌咏湖南和广东连山地区“莫摇”、“蛮撩”的诗歌中多有描述，如《畲田行》写道：“何处好畲田?团团缉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萦。苍苍一雨后，若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褥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这正是畲民利用地力，烧山种畲，地力一衰，即行弃去，故尔迁徒不定的典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如《连州竹枝词》九首之九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是专写当地土著妇女种畲的篇什，突出了山间环境、装束打扮和使用的工具。所有这些，都与今日畲族的种畲方式相同，而在客家山民的生活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形，特别是明清以声有一种称为“棚民”的客家山民，其烧畲、种着，与畲民已无二致。于此可见畲族生产、生活方式对客家人民影响之深。另外，狩猎也是客家人民从畲民或畲族先民那里学来的一种特殊技能。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其地多平原而少山岭，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并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自从迁来赣闽粤边大山区以后，与畲民长期相处，耳濡目染，加之环境有了狩猎的可能和需要，遂使客家人民学会并精于狩猎，耕猎结合成为不少地区客家经济的基本结构。4、信仰、习俗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互相融合和同化，必然会反映到信仰和习俗的层面，客家信仰、习俗受畲族影响的主要事例有：（1）民间信仰猎神信仰。由于狩猎在畲民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信奉猎神自古以来就是畲族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客家人受畲族的影响，也普遍信奉猎神。据人类学学者郭志超对福建省南靖县和永定县若干闽客社区所做的民俗宗教调查，南靖县塔下张姓客家人社区和永定县湖坑李姓客家人社区都盛行猎神信仰，塔下是把溪岸一陡立的石壁作为猎射神的象征，“村民认为壁越陡、流越急，‘猎射神’越有灵感。出猎前祭祷，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山里田园遭野兽侵害，亦祭祷‘猎射神’。”湖坑则“一半以上的村子有个‘猎射先师’。‘猎射先师’的象征或是溪水急流边石壁，或筑一小石坛，坛后立一石。打猎前，在猎神前烧香祷告，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猎获丰，再用三牲祭谢。若要猎虎、野猪，要在猎神前杀猪祭祷。”（郭志超《闽客社区民俗宗教比较的调查研究》）三山国王信仰。三山国王是在今日粤东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神低之一，不少人认为它是客家人独有的神明。但其实粤东的福老人、畲族人民以及从粤东移居台湾、海南岛、东南亚各国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国王。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丰顺风吹m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以但族为主的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应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的。蛇崇拜。蛇是百越民族的图腾之一。东汉许慎着《说文解字》解释“闽”字说：“闽，蛇种。”意思是说属于百越系统的闽越族，是以蛇为图腾的。赣闽粤交界区域古属百越，其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闽越的范围，这里的土著民多以蛇为图腾，对蛇抱有尊崇、亲切的感情。以汀州为例，长汀县西门外罗汉岭就有一座蛇王宫。古老相传“没有汀州府，先有蛇王宫。”可见这蛇王宫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即已存在，它是当地土著民崇拜蛇的物证之一。另外在长汀、上杭二县交界处，有一座灵蛇山，山麓有蛇腾寺，寺庙中塑有蛇神，是美貌的白蛇娘娘形象，也是汀州土著民蛇崇拜的遗迹。3 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汉族本来并没有崇拜蛇的习俗，相反的，一般汉人对于毒蛇猛兽都有一种僧恶和畏惧的情绪。但是客家先民到了赣闽粤交界地区定居下来以后，与土著民相处久了，渐渐地容纳和接受了蛇崇拜的习俗。突出的表现，就是蛇王宫也成了客家人崇拜的对象，灵蛇山的蛇腾寺也插上了客家人的香火。富于想象的客家先民，还以蛇王宫和灵蛇山为对象，编造出二则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赋予蛇王以惩恶扬善、明断如神的性格；把灵蛇山人格化为美丽善良的白蛇娘娘。这就说明，客家人的蛇崇拜，确是从畲族人民那里继承过来的，也说明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确有以土著民的宗教信仰为主体改造演化的成分。（2）风俗、习惯在风俗习惯方面，客家受畲族影响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婚俗、葬俗和妇女不缠足的习惯为例以见其概。婚俗.曾有学者报道说，“过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数夜晚出嫁，男家点蒸子或松明火把迎亲，女子婚后第三天即回娘家谓之‘转门’”。（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此类做法也颇似畲民。大概畲族先民即所谓“蛮撩”保留着抢亲的原始婚俗残余，客家先民与蛮撩错居杂处时，所处环境也不安全，遂把作为古代抢亲残余形式的夜晚嫁女做法借用过来了。葬俗。客家人有所谓“检骨葬”的风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赣南，以及与客家相邻的闽南地区都很盛行，其要点是“每至大寒前后，携锄执篓，齐诣坟头，自行开视，如骨少好，则仍安原所，否则检骨瓦婴，挑往他处。明岁此时，又再开看，’（明、黎愧曾《托素斋文集》）因为重在检骨再葬，所以“有数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择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后，乃发扩启棺，检取骸骨贮之罐中而改葬焉。”（《嘉应州志》卷1、卷63）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此葬”；检骨改葬之时必须用于布把骨殖擦干净，称为洗骸，故又称“洗骨葬”。此俗的来源，以前论者多归之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徒的历史原因，或归之于争风水。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晋张华《博物志》、《南昌史•顾宪之传》、《隋书•地理志下》、宋朝朱辅《溪蛮丛笑》等书都有相关记载。中原汉人素主入土为安，《周礼》有“禁迁葬者与嫁疡者”之制，客家此俗源于蛮俗和古越俗，是客家先民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湘赣闽粤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产物，可以无疑。妇女不缠足的习俗。过去论者常把客家妇女不缠足归因于客家先民常处在辗转迁徒中，不能没一双大脚。其实客家妇女不缠足实系受蛮撩风俗影响所致，与之相联系的是客家妇女承担大部分生产事务，或所谓客家人“女劳男逸”的问题。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昊震方《岭南杂志》以及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清稗类抄•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劳》等论都记载客家妇女内主家事，外承劳务之风俗。此俗成因为何?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很可能是百越民族母系社会的遗存。昊永章、刘佐泉教授对此都有所论述。可见无论粤东粤北，客家妇女之勤劳能干，都是历史上受僚蛮风俗影响所致。闽西、赣南也有相似情况，其原因亦复相似。既然客家妇女承担着这么繁重的生产和生活事务，当然不能作小脚女人，只能作大脚“蛮婆”。5、语言现在的畲民，除了分布在广东罗浮山区的少数人外，基本上操客家方言，或者说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这固然反映出客家先民语言对当时土著民语言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土著民的语言也影响了客家先民的语言。例如在词汇方面，据语言学者研究，客家话中表示女性长辈称谓的词尾“娓”等十四个土俗字，在汉文辞书中查不到这样的词，或虽有其字而词义不同，它们倒与侗—泰语族语言的读音和词义相近。因此这些词都有可能是客家向土著借用的。在语法方面，客家话中的语序与普通话颠倒，又有“来去”并用只表“去”的意思，这些都与一般汉语不同，而与泰语、苗语等某些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相近。这些现象，都可断定为受百越语影响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客家先民的语言受土著语言的影响，融汇而成为客家话。4 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以上所述，是畲族文化影响客家文化的大致情形。至于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土著居民（包括金族先民）先进，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久后都为畲民所接受，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宗法制度等等，都给予畲族巨大的、多方面的、强烈的、深刻的影响。如宗教信仰，客家先民入居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他们带来的佛教、道教，对土著民的民间信仰即所谓“土神”、“淫祀”进行了斗争，结果是佛教、道教获得广泛的传播，连土著民也有不少接受了佛教、道教，但佛教、道教本身也改变了原来固有的面貌，掺进了不少巫术的因素，变成一种适应当地固有文化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如民俗佛教的定光佛，民俗道教的涂、赖二公，就是客家先民带来的宗教在同化与被同化的过程中被土著民族接受的二则典型事例。在社会风尚方面，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以门第观念、中原正统观念的封建礼教观念表现得最为显着，分别简述如下。1、门第观念门第观念是土族制度的产物。唐末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但士族重门第的观念却顽固的保存下来，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支配着官宦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在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家庭只占少数，但这部分人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很自然地成为客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以此之故，门第观念在客家社会特别盛行，主要表现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权贵为祖宗两个方面。以生氏源流而论，本来每一个姓氏都有多种来源，像刘氏，有彭城刘、中山刘，还有虏姓的洛阳刘；像谢氏，有陈郡谢、会稽谢，还有西南蛮姓之谢；李氏则有陇西李和赵郡李两大系，还有虏姓契丹之李；其它各姓率多如此。但出现在客家族谱和堂号上的，却几乎一律是著名望族之陇西李、范阳卢、太原王、陈郡谢、荣阳郑、颖川陈、彭城刘、天水赵、江夏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暴露出客家人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弄虚作假，伪造祖宗。土著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与汉族不同，本来并没有类似于汉族的门第观念，特别不会有汉族的郡望和汉族的官职。但与客家人错居杂处久了，受到客家门第观念的熏染，竟然视自己不是出自显贵郡望、祖上没有任过汉族官职为丢脸，甚至以自己的土著出身为羞，也想方设法伪造族谱，把自己粉饰为汉族名门之后.但是既然是伪造，就不可能天衣无缝，总要露出作架的痕迹。例如梅县《松口钟氏谱抄》，称“唐高祖之时，寇如蜂发，公（指钟宝）收拾金铜宝图，避兵江南”，（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这一段话，就很耐人玩味。第一，说唐高祖时寇如蜂发，倒不算错，但其时之“寇”有不少就在江淮以南，如李子通、林士弘、沈法兴、萧铣、杜伏威、辅公等，所以钟宝为了避兵而从颖川迁居江南金陵之说不能成立；第二，所谓“金铜宝图”其“宝图”应该就是畲族视为传家宝的祖图。畲族及其先民视祖图为宗族荣誉所在，又是本族互相识别和认同的标志，不可须臾脱离，迁徒时当然要收拾好带着同行。所以，钟氏一族唐高祖时自颖川迁居金陵是假，但其族大概在唐初曾携带祖图迁徒是真。观此，可知此族钟氏就是金族，其与颖川钟氏挂搭不上。显然，钟氏等土著民族之所以要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名门，是受客家门第观念影响所致，也是迫于社会风尚为了减少民族歧视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2、中原正统观念客家社会流行的另一种风尚是中原正统观念，以来自中原为荣，以南蛮出身和中原之外其它地区出身为耻。这也是官宦士大夫阶层因长期受封建正统教育而产生的观念，又由士大夫阶层影响至一般平民百姓，进而影响至土著民族。客家各家族都自认中原郡望（非常广义的中原概念，把范阳、陇西、江夏、彭城等都包括在内），并都声称由中原辗转经宁化石壁迁来，就是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同样的，土著民族编造的族谱，也总要认同于某一中原郡望，还要将先世的迁徒路线说得曲曲折折，无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都经过了宁化县。例如前引《松口钟氏谱抄》，除了附会上颖川郡望外，还要牵强地叙上一笔“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以此证明自己祖宗乃中原望族。于此也可见中原正统观念与门第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观念可说是互为表里的。3、封建礼教观念土著民族刚刚跨过氏族部落制的社会发展阶段，本没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染，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汉族三纲五常那一套，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开放自由。后来由于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阶层之社会意识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地方官的整治，不少土著民也接受了汉族的封建伦常思想，并且表现在实践上。例如宋代的韶州，据《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五十三世益，字舜良，宋仁宗时，登进士第……出知韶州。岭南习于蛮恶，男女无别。益首严治之，未几，男女之行者别途。”习于“蛮恶”的粤北土著居民，经过重视封建礼教的州官治理，能做到“男女之行别途”，的确有点彬彬乎君子国之气象了.这是土著民族受客家封建礼教观念影响收效显着的一例。总之，客家文化和畲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同化，都是广泛而深刻的。不过，客家文化对于畲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人们容易认识和接受；畲族文化对于客家文化的影响已消失在历史的过程中，比较难于觉察。更有一些人存在大汉族主的思想.故意抹杀畲族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这是不正确、不应该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兼容，在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畲族和其它民族、民系文化的有益养分。我们要弘扬客家文化，首先必须认识这个道理。

现代的畲族已经基本上不会讲畲语了。他们在客家地区的讲客家话，在闽南地区的讲闽南话。有些从客家地区外迁的畲族人仍然讲客家话。真正的畲语现在只有几千人会讲。畲语一个快要消失的语言。

其实现在好多少数民族都非常汉化了，不必太担心和他们的相处。和他聊天时了解一下他出生成长的城市是哪儿，有什么节庆，这样即可以增进友谊，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也许你通过很多资料了解的情况连你的畲族朋友都不知道呢，说不定他会以为你是在搞汉族民俗呢。

据1981年出版的《畲族简史》，畲族分布地区主要在福建的宁德和浙江的温州、丽不和金华等地区，占总人口的90%以上。还有少量分布在江西的铅山、贵溪、兴国和安徽的宁国以及广东的潮安、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和博罗等县。畲族的原住地除广东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已经很少有畲族了。据了解，闽西只有长汀县琯堂乡和连城县田畲村有少数畲族。上杭县的庄和卢丰的畲族是1988年才恢复的，赣南地区也只有兴国县少数畲族。原来聚居在闽粤赣交界区内的畲族那里去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除部分外迁外，大部分则被当地汉人所同化，成为汉族〈客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最近几年在福建漳州和龙岩地区恢复了好几万人畲族成分就是一例。据傅衣凌《福建畲姓考》，历史上畲族姓氏除盘、蓝、雷、钟外，还有章、邱、陈、李、罗、何、娄、黄、谢等20多个姓氏。①有的史书也曾记载有将盘姓改为潘、盆、苟；将雷姓改为螺、吕、娄。②由此可见，客家发展壮大拥有数千万的人口，它不单是靠中原南迁汉人的自身繁衍，而且也包括同化当地土著畲族及其他汉人。故客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土著民族被同化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间的相互同化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手段。文化变迁总的趋势是向上的，是朝着每个时代进步的方向发展的。畲族及其先民文化要比汉族落后，因此两族长期相处在一起，文化上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尤其是在民族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畲族被迫改姓，逐渐被同化为汉族，这是历史造成的。1.畲族修谱之风是受客家影响。唐宋以来汉族都十分重视谱谍，诚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而唐世犹尚氏族，奉勒第其甲乙，勒为成书。"唐太宗的官修的氏族志，旨在树立关陇新门阀、压制山东士族。可知谱牒之制源自汉魏的士族制度。客家系中原衣冠南渡的士族，他们对于其先人们光荣历史念念不记，并引以为荣。于是每个姓都修有家谱，并有堂号、堂联，每到除夕，将书有堂号的大红灯笼悬于门首，将堂联贴于大门框上，隆重其事，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从客家人姓氏族谱看，没有一个姓的祖先不是出自中原望族，他们张贴堂号、堂联，目的都是为了光宗耀祖，提高自己姓氏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修谱的目的。畲族也极重视修谱，也有堂号，他们的祖先同样也都是出身于中原的贵族或官家，如盘姓堂号为南阳、蓝姓为汝南、钟姓为颖川、雷姓为冯翊。相传盘姓始祖自能，受封南阳郡"立国侯"、蓝姓始祖蓝光辉，受封汝南郡"护国侯"、雷姓始祖雷巨佑，受封冯翌郡"武骑侯"、钟胜始祖钟志琛，受封颖川郡"国勇侯"。南阳、汝南、冯翊湖、颖川都是在今河南、山西一带。畲族与客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中原是汉族发源地，如果禽族祖先也是从中原迁来的，那他们就不可能是少数民族。族谱应是汉文化的产物，畲族的造谱者有可能是请汉人修的，或是参考汉人的族谱的，故畲族的族谱明显是受客家文化的影响。2.语言问题。畲族有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学术上有所争议，1979年出版的《辞海》认为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清周硕勋编《潮州府志》："畲人谓火曰'桃花溜溜'，谓饭曰'拐火农'"。《丰顺县志》："(畲民)其操土音，俗称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极少。"可见历史上畲族是有自己的语言。今人研究畲语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畲语属汉语客家方言，又是"一种超地域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有的主张属苗瑶语族苗语史。《现代汉语方言》则认为："粤东粤北客家住地原先是畲族居住，客家移入后，有一段客畲杂居的时期，可以推测，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应渗透的作用。"③"(客家〉到达广东东部〈主要是今梅县地区〉定居的一批，多与当年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信要就吸收了一些畲胞的实用语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族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话误认为'蛮语'"。从畲族历史考察，闽东、浙南的畲族相传是从潮漳地区迁来的，时隔数百年，至今绝大部禽族仍保存有自己的语言。潮漳地区并不是客家的主要聚居区，如果说畲族所说的是汉语方言，那他们应该会使用潮汕或闽南方言，而不该是客方言。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畲族使用的是汉语客家方言，倒不如说畲话中既受到汉语的影响，也包含有他们原来的语言成份更为合适。3.畲族服饰对客家人的影响。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服饰，在古代，中原汉人是"束发冠带"，南方百越族人则"断发文身"。虽然世经沧桑，随着民族的迁徙、文化相互涵化，服饰也将随之改变。根据史书记载，畲族早期服饰极简陋，男女皆椎鬓箕倨，跣足而行，不冠不履。随着生产力提高，妇女服饰也不断讲究美观。唐宋时"椎鬓卉服"，即头饰是高鬓，衣服是花边。这种服饰至明代仍无多大改变，"(潮州)郡州县，其地曰白笼窑、曰水南，去城不过十五七里......州之旧俗，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鬓，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鬓之遗风。"④如今畲族妇女服饰虽因地而有差异，但仍保留浓厚的民族特点。过去长汀县客家妇女，发辫盘成高鬓，状如独木舟，谓之"船仔鬓"，并系以红绳，插上银簪。身穿右侧开襟上衣，衣领、袖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裤头阔大，裤脚口亦缀以花边，腰间披着围裙，用银链子系靠，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和图案。逢年过节或串亲走戚时，脖上还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穿的布鞋，鞋端略往上翘，状如小船，上面用五色丝线绣了花，打扮起来活象少数民族。这种服饰明显与中原妇女不同，而同现在畲族妇女服饰则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明显是受到畲族的影响，或许她们原来就是畲族。4.客家和禽族都热爱山歌。畲族是一个热爱山歌的民族，有的人认为"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也是潮歌的主流。"故今潮州的民谣犹称为逗畲歌。如今畲族仍以歌行乐，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抒情。畲歌多七言一句，称四句为一条，歌词都有严格韵脚。唱法普遍流行假声。山歌中以情歌居多，这些歌大都运用比喻、引起连想，把抒情和描绘交织在一起。但是唱情歌场合要受到一定限制。每年还有定期歌会，称为"盘诗会"。山歌有编成的歌本，代代流传，大都是即兴随编随唱，展现了他（她）们的才华。山歌在畲区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客家人也爱唱山歌，客家山歌的特色常用"比喻"、"起兴"、"迭句造字"、"双关"等手法。山歌亦以情歌居多，唱时也要受到一定限制。目前客家山歌仍很流行，也有歌会。从客家山歌和畲歌比较，具有很多的共性。中原汉人并不时兴山歌，因此客家山歌有可能是在入迁畲区后受到畲文化的影响。当然，畲歌中同样吸取不少汉文化的东西，这也是畲族民间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客家与畲民长期住在一个地域里，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从事农耕生产，具有勤劳、勇敢、刻苦耐劳和勤俭持家的美德。妇女们同样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没有缠足习惯。

客家文化概述概述一：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客家文化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返本追源的气质。客家文化的内容包括：历史文物遗迹、方言文化教育、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风水文化和民间文艺等。概述二：客家文化根植于河洛文化，肇因于移民生活，因而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客家人既继承了中原古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环境里创造丰富了它，从而使它嬗变成了一种内有自己特色的新文化——客家文化。概述三：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广义的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客家人自身中，在客家人求生存、争发展奋斗过程中，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被客家人认同和接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客家话、客家风俗、生活习惯、客家人的性格、气质、心态、思想、观念、意识及它们的载体；客家人物特别是众多的客家精英、客家建筑、装饰、客家妇女的服饰、艺术品、客家文艺，各类客家文献资料等等，都是客家文化的具体体现。客家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民系.唯其特殊,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们首先面临的是客家源流问题。关于“客家",史学界一般认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以后,继而再往南、往各地分散迁徙，形成客家散布许多地区的局面。较早提出“客家南来说”的是罗香林先生。在其作《客家源流考》中，他认为“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属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他指出中原先民经五次南迁而形成客家人。这五次迁徙的过程现已较多地为研究者们所接受。 第二次南迁，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这次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
宋时，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这次由于文天祥等组织人马在闽粤赣山区力抗入侵外族，三省交界处成为双方攻守的重地。于是，先至闽赣的中原氏族再分迁至粤东粤北。而与此同时，流入汀州者也为数日多。
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国。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民众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各地。相当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火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是即第四次迁徙，“移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迁徙，当在清后期。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
经过多次的辗转迁徙，客家人始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殖，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特殊的民系。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客家南来说”及其迁徙过程产生了疑问，并作出了新的探讨。试举几例关于客家源流之论述：
1、客家民系的形成取决于集团自觉性意识的形成。种族集团自觉的强烈程度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种族自觉亦有高潮有低潮。客家的自觉性，第一次是在17世纪的岭南出现，第二次是在19世纪。
（梁肇庭《客家历史新探》）
2、客家是由古越族残存者与秦汉以来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们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残存者之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
3、客家的形成与畲族关系密切。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的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客家的形成可能始于元代，明清时期是其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蒋炳钊《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4、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的血统并无明显差别。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而形成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总之，“客家”称谓的界定及客家源流的探讨，众说纷纭，都是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工作。或许这将有赖于新的材料的发掘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寻根问祖的事业能否最后成功，客家人翘首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