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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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