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墓碑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魏征由于眼神不好，推荐的人谋反了；魏征还把他和李世民的私人聊天整理了一份给史官，李世民的个人隐私被泄漏了。李世民愤怒了，别人也就算了，魏征可是他一手打造的啊，他自己为魏征付出了那么多，魏征怎么可以背叛他，卖掉他，去换取名声呢？所以推掉了魏征的墓碑。

因为做的一些事情被发现了。他生前做的一些事情惹怒了皇上，所以皇上下令将他的墓碑推倒。

［收稿日期］!""# $ "% $ &"［作者简介］伊葆力 （&’#! $ ），男，满族，黑龙江阿城人，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双聘教授，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学术顾问、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万方数据第 !( 卷!""# 年 ( 月第 ( 期哈尔滨学院学报)*+,-./ *0 1.,23- +-345,637849:;!()<=; !""#-9;(［文章编号］&"">—#?#( （!""#）"(—"""&—">完颜翰鲁神道碑残石考略伊葆力（大连大学 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摘要］黑龙江省阿城市大岭乡吉兴屯发现了金代碑石， 但碑石已残缺为三块。 从碑石上残存的较为完整的文字分析及与历史事实印证，认为该墓碑主人应为完颜翰鲁； 同时， 对此碑的损毁原因进行了推测，认为此碑应是多年前被当地村民砸碎成多块， 用来盖造房舍， 砌于墙内至今， 此碑最终毁于愚民。

［关键词］完颜翰鲁；神道碑；金代［中图分类号］@?AA;>!： @!>(;>［文献标识码］.!""% 年 &! 月 % 日， 《新晚报》在一版刊发了题为 《 “金代第一碑”亮相阿城》的一篇报道， 披露了黑龙江省阿城市大岭乡吉兴屯发现金代碑石的情况。 报载： !""% 年 && 月 ， 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政史系的几位教师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在阿城大岭乡吉兴屯一位农民的帮助下，于当地一个俗称 “高丽王子坟”的地方， 发现了三块残断的碑石。 从石质、厚度和纹饰上看，此三石应同属一件碑刻。 其中一块为碑首， 两侧雕螭纹 （已残， 仅存轮廓）， 中间碑额篆书， 竖刻# 行，原为 !" 字， 现仅存 “仪同金源烈王公神”?个完整的字。 其余两块残石为碑身， 碑身厚 >!厘米，较大的一块存字近百余，文字完整可成句者少，已难通读，可以辨认的有 “部族群牧”、 “招讨统军司”、 “光禄大夫”、 “沙离质”、 “金吾卫上将军”、 “太祖时终”、 “僧像”、 “虎将”、 “辽”、 “完颜希尹”、 “先皇帝”等个别字句； 较小的一块存字不足 &" 个，字为楷书完颜翰鲁简介，字径近两厘米， 字体端整、书法秀劲。

关于墓碑主人的考证， 报道采用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政史系主任王锴先生的推断，王先生认为， 通过初步考证， 碑额的全文应为 !" 个字，即 “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烈王完颜公神道碑”。 同时其指出，墓主应是生活于金朝 （&&&# B &!%>） 初年的开国勋臣， 其死后谥号中应有 “!烈”字， 生前则应有 “金源郡王”的爵位。 据此，王锴认为，墓主的 “候选人”有两位： 一是金朝宗室完颜斡鲁；二是金太祖四子完颜宗弼，即稗官野史所称的 “金兀术”。 阿城是女真人发祥、 大金国 肇兴之地， 史称 “金源内地”，也是金朝第一座都城上京会宁府的所在地。 那里保留了数量众多的金代文化遗存， 历年都有发现、出土。 然而遗憾的是，石刻类文物在这里发现却很少— — —此前， 仅发现了两件宗教碑石： 一为宝严大师墓幢， &’"’ 年出土于金上京遗址西北侧的上京宝胜寺故址， 大定二十八年 （&&?? 年）刊石，幢铭存 (>( 字；另一件为曹道士墓碑，立于阿城市松峰山太虚洞内，金章宗承安四年 （&&’’ 年） 刊石， 志文存字 >#" 个。

以上两通刻石，分别为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遗存，在研究金朝史和女真史方面， 相对于见于史传的人物类碑石， 其文献价值当 然会大打折扣。因此，多年来，致力于金代早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 一直希望在金源内地的考古发现中能有涉及金初重要历史人物的石刻出土。一这三块残石的发现， 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研究者们的企盼。 然而，由于残存文字太少，又给人们带来许多待解的谜团。 !""# 年 $! 月 %日，笔者藉公出之便去哈尔滨，在哈师大阿城学院目睹了这三块残石， 并到碑石出土地— — —大岭乡吉兴屯北山南坡， 踏查了现场。 现仅据碑额文字和 《金史》有关记载， 参照当地专家们的意见，对这块神道碑的主人、刊立年代以及破坏原因，略陈浅见。王锴先生考证碑额全文应为： “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烈王完颜公神道碑”!" 字， 此论甚确。 又据文中的 “!烈”谥号， 王先生遍查《金史》，发现金初勋臣中，只有完颜斡鲁和完颜宗弼的谥号中带 “烈”字 （前者谥 “刚烈”，后者谥“忠烈”）!，所以便将研究视线锁定在这两个人身上。

这里，先考证一下是否为宗弼。 据碑额之文， 能推定为此碑碑主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是姓曰完颜；二是官至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三是爵封金源郡王；四是死后追谥曰“ & 烈”。 考宗弼为金太祖四子，太祖、太宗朝即随军伐辽征宋， 屡建奇功； 熙宗朝他出将入相，执朝柄十余年。《金史》本传记其天会十五年（$$#’ 年）为右副元帅， 封沈王； 皇统七年 （$$(’年）为太师， 领三省事， 都元帅， 封越国王。"另宗弼封梁王，不见于本传，正式的记载则始见于《金史・礼志》： “八年 （大定八年— — —笔者注） 上命图 画 功 臣 于 太祖庙 …… 皇 伯 太 师梁王宗弼”［$］ （)’*! + ’*#）；大定十六年， 又有 “左庑迁梁王宗弼于斡鲁上”的记载，可见，梁王，应是大定年间世宗对其的追封；而 “忠烈”谥号，亦非皇统八年其逝世时追赠，而是大定十五年世宗的追谥。据上述可知， 宗弼一生并未有开府仪同三司和金源郡王的除授和封爵，而其担任的太师一职，阶为正一品， “师范一人， 仪刑四海”， 与碑额中“开府仪同三司”［$］ （)’*! + ’*#）的从一品相差一阶，万方数据不可能误题碑中； 另外， 其爵位沈王、 越王与梁王皆为大国封号， 而金源郡王秩在小国封号之下，与越王、梁王封号相差三阶， 所以更不能误刊石中。

宗弼死于皇统八年，按常情，他应礻 付葬于太祖睿陵傍，而据近年出土发现考证，太祖睿陵遗址，在今阿城松峰镇老母顶山南麓，而非大岭吉兴屯北山。 另据 《金虏图经》和 《大金国志》中关于大房山金陵的记述， 贞元三年 （$$,#年） 海陵王除把太祖、 太宗和其父德宗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的陵迁于中都 （今北京）大房山金陵外，还把其叔父宗弼的陵迁葬于太祖陵旁，以至当 地老百姓把金太祖陵误称为 金兀术陵。［!］ （)$$$）据以上引述可知， 碑额所示墓主的官阶和爵位，与宗弼本传所记截然不同，况且其 “忠烈”谥号，追赠于大定年间， 而彼时， 其陵墓已迁往大房山二十余年， 如何仍能在白山黑水间的上京立碑？ 所以，宗弼乃此碑主人之说，实为无据之论。二完颜斡鲁， 金宗室， 上京路人， 他是景祖之子，韩国公劾者的第三子， 即国相撒改的胞弟，粘罕 （宗翰） 的叔父， 与太祖阿骨打为兄弟行。《金史》本传记其在太祖、太宗两朝平定内部，破高丽，伐辽征宋， 战功卓著， 累官至都统。 太宗天会五年 （$$!’ 年） 卒于上京， 皇统五年追封郑国王， 天德二年配亨太祖庙廷。［#］ （)$*#$ + $*#,）海陵正隆二年， 诏令削降王爵， “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 斡鲁依例降为金源郡王。

其谥号 “刚烈”，不见于本传，而仅见于 《金史・ 礼志四》： “至明昌四年，次序 （指功臣配享太庙的顺序— — —笔者注）始定，……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刚烈王斡鲁”［$］ （)%*! + %*#）。 那么，斡鲁获赠 “刚烈”谥号， 究竟在哪一年呢？ 虽史无明载， 但与其同为开国功臣的完颜宗翰、 完颜希尹、 完颜杲、 完颜斡鲁古等的谥号， 均为大定十五年 （$$’, 年） 追赠。据此，推测斡鲁的 “刚烈”也应在此年同时追谥。据上述可知，斡鲁的姓氏 （完颜）、 官阶 （开府仪同三司）、爵位 （金源郡王） 和谥号 （刚烈）， 与碑额中的文字相符， 故可断定此碑碑主即是完颜斡鲁。 而碑额上残泐之字也可据此补齐：!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公神道碑烈王完颜金源郡刚仪同三司大金开府如果上述推定不误，那么，这通神道碑的刊立年代，应在金世宗大定后期，其上限不会超过大定十五年 （!!"# 年）， 因为此前斡鲁可能尚无谥号；而其下限， 笔者估计， 也不会晚于大定二十五年 （!!$# 年）。

因此， 顺便说两句：《新晚报》报道题目中为此碑下的定语 “金代第一碑”，是不准确的。 据笔者所知， 目 前已知全国发现的三百多通金代石刻中， 天会、 皇统、 正隆和大定初期的碑石已有数十件之多， 但此碑墓主虽生活在金代初年，而此碑的形成时间，则在金中期略后，故尔 “第一碑”之谓，应属炒作之辞。三这里， 笔者还想引用已发现的几通金初功臣的碑石， 为斡鲁神道碑刊立的年代作一下辅证。 自清代迄今， 我国东北地区共发现金代额题有 “金源郡 % % 王”的神道碑共四通， 除这通“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刚烈王完颜公神道碑”外，尚有 “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 （以下简称完颜忠碑）、 “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公神道碑” （以下简称娄石碑）、 “大金故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 （以下简称希尹碑）。 其中，完颜忠碑发现于旧黑龙江境绥芬河中游双城子 （今俄罗斯境为乌苏里斯克），仅存碑首，有龟趺，趺与娄室碑龟趺和希尹碑趺相似。

按完颜忠， 金宗室，本名迪古乃， 字阿思魁， 随金太祖伐辽屡立大功，累官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定二年封金源郡王，后赠谥号 “明毅”。［&］ （’!!&$）娄石碑发现于吉林省长春市东 !( 公里的石碑岭。 碑 “高八尺八寸， 阔四尺五寸， 厚一尺二寸”，螭首龟趺。 王彦潜撰文，任询书丹，碑文计四千余字。［#］完颜娄室，金宗室，字斡里衍，女真著名 将领， 金朝开国 元勋之一。 天会八年（!!)( 年）病死于军中， 皇统六年 （!!&* 年） 被追封莘王，正隆二年依例改赠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 （!!"# 年） 谥 “壮义”。 此神道碑立于大定十七年 （!!"" 年）。希尹碑发现于吉林省舒兰小城子乡完颜希万方数据尹家族墓。 碑螭首龟趺， 高一丈， 宽四尺五寸，厚一尺三寸五。 王彦潜撰文， 任询书丹。 刊立时间约在大定二十一年 （!!$! 年） 前后。 完颜希尹，金宗室，又名谷神、兀室，辽末随阿骨打抗辽征宋，战功卓著， 累官至尚书左丞兼侍中， 加开府仪同三司。

天德初追封豫王， 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谥 “贞宪”。值得注意的是， 完颜忠、 娄室、 希尹和斡鲁四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是出身完颜氏， 同是金代开国功臣，爵位同至 “金源郡王”，同时获赠谥号，都同样获得 “功臣配亨”太庙的殊荣。!而且他们神道碑的形制，也十分接近，［*］特别是额题，都是篆书、竖刻， 分 # 行排列， 每行 & 字， 计+( 字— — —这不能不使人产生如下猜测： 这四通神道碑很可能刊制于同一时期，其规格、形制和铭文撰述是有统一规定的。 换言之， 这些彰显金代开国功臣的石刻， 是在金世宗大定后期承平日久、国力富足的背景下， 朝廷表彰功臣、 缅怀往夕的一种行为。 也许， 当时受到这种刻石纪功的勋臣还有一些， 只是其石早毁或现在还未被发现罢了。四这通斡鲁神道碑的原发现地点在张广才岭余脉东麓一座兀然隆起的山岗上， 这里西距金上京故城 +& 公里，附近的村子属阿城市大岭乡吉兴村。 墓址位于山的南坡，坡下有溪流 （海古水源流之一）穿过。 墓址约一千多平方米，遍布着被发掘的墓坑数十个， 其迹象为早年被毁。

墓址破坏甚巨， 仅存一巨型石龟趺， 花岗岩质，形制与娄石墓神道碑龟趺相近， 但已碎裂。 据传是 “文革”前，当地一村民认为其下埋藏珍宝，用雷管炸碎。 在墓址南五百余米的一块农田中，发现金代建筑址一处，有许金代条纹砖布面瓦散落地面。 前些年，有农妇在遗址上耕作，捡到一面八出菱花形鱼龙变化镜，镜缘刻有 “泰州官”款识，为金代遗存。 据此推定，此墓址为完颜斡鲁家族墓无疑完颜翰鲁简介， 但也有可能是建立于皇统四年 （!!&& 年）的景祖 （乌古乃）定陵遗址， 因为斡鲁是景祖之孙。笔者曾细审斡鲁碑残石， 发觉三块碎石周边均被较细致地打凿， 其大小、 形状近砌筑用石，并且三石文字， 风雨剥蚀之迹较轻， 而磨擦)第 * 期伊葆力：完颜翰鲁神道碑残石考略之痕较重。 据此，笔者怀疑，此碑应是多年前被当地村民砸碎成多块，用来盖造房舍，砌于墙内至今。 近日 读到一篇谈斡鲁碑残断原因的文章，作者认为此碑被砸得如此之碎，是蒙元仇恨金代功臣使然。 其实， 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想。按照封建正统思想，对于开国功臣，不独为本朝所敬仰，隔代也少有微词； 况改朝换代， 乃历史发展之正常运转， 深山中碑碣， 何能招致仇恨？此碑最终毁于愚民， 而不是毁于隔代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是有实证的，无需再辩。

注释：!实际上， 金代开国功臣中完颜氏被追赠有 “烈”字谥号者，不独斡鲁、 宗弼二人， 另 有完颜杲为 “智烈”、 宗干为 “忠烈”，均见载于 《金史・ 礼志四》。"《金史》卷 !! 《宗弼传》， 中华书局 "#$! 年版第 "!%& 页。按越国王系大国国王封号， 正隆二年， 依例削爵应依次而降，估计不会降为郡王。 此说有例可循，可见 《金史・ 完颜杲传》。#完颜忠和完颜斡鲁碑虽残佚， 但据残首、 断趺看， 与娄石碑、希尹碑一样，均系奉诏而建、形制高大的丰碑。［参考文献］［"］金史：卷 ’"・ 礼志四 ［(］ ) 北京：中华书局，"#$!)［*］杨亦武) 房山历史文物研究 ［(］ )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金史：卷 !"・ 斡鲁传 ［(］ ) 北京： 中华书局，"#$!) ［+］王竞) 黑龙江碑刻考录 ［(］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吉林省文物志・碑刻 ［(］ ) 长春： 吉林人民出 版社，"##" )［&］金史：卷 "・ 世纪・ 景祖 ［(］ ) 北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 唐金石!"#$% &’ "() *)+,- .,/,0) !"&0) !")+) &’ 123423 560+#,- ./0123（4/23/5 653789:3;<， 4/23/5 ""&=""， >?35/）278"96-"： @ A35 B<5/:;< :;058 :;828 C/: D0E5B 35 @F?85G F3;< 0D H83205GI3/5G J90735F8， C?3F??/B K885 K90L85 35;0 ;?988 J38F8:) M3;? F/98DE2 :;EB< 05 ;?8 C93;35G: 35 ;?8 :;828， /205G C3;? 0;?89?3:;093F/2 873B85F8， 3; 3: K823878B ;?/; ;?8 0C589 0D ;?8 :;828 :?0E2B K8 M@N,@N H/52E) (8/51C?328， 3; 3: /::EO8B ;?/; ;?8 :;058 :;828 3: K90L85 K< 20F/2 7322/G89: C?0 O3G?; E:8 3; ;0 KE32B ;?839?0E:8:， :0 ;?8 :;058 :;828 C/: 9E358B K< :;EJ3B 7322/G89: 35 ;?839 K93FL C/22:):)% ;&9$8： M@N,@N H/52E； B37358 :;058 :;828； A35 4<5/:;<+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万方数据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当今收藏的门类多种多样，其价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对墓志铭加以收藏，更会别具一格。 所谓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内的刻石。《神僧传》云：“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制铭于冢内。”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时和棺椁一起埋在墓内。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衔、事迹、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铭”“塘铭”“塘志”“葬志”等名称。墓志铭也有刻在砖上，叫塞砖铭。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铭赞颂死者，故称墓志铭。 墓志是由墓碑发展起来的。前些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一直沿袭至清末。墓志的形状各异，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两块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椁前，上石为志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还饰有花纹、神象，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下石为志底，刻有志铭，主要内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阶、事迹等。 墓志可以说是地下档案，资料最原始、最真实。对于研究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有较重要的价值。首先是考古价值，可以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中的阙遗和错误，如1974年河南省浚县出土的唐代上柱国邢国公李密的墓志铭，弥补了新旧唐书无李密安葬记载的缺陷，同时纠正了旧唐书中关于李密安葬地点的错误。其次是艺术价值，历代许多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铭的作者，多系历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学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不但文笔生动，感情丰富，堪称千古脍炙人口的绝作，而且书法拓片至今仍是人们临摹的字帖。 总之，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铭或是墓志铭拓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同时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一、邓茂钏墓志铭该件系1973年10月间在浔中公社高蔡大队(今高阳村)后晏岭开山造田时出土。墓志用砖制成，高、宽各米，呈四方形，厚米。砖版完好，表面已有风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据铭文记载，邓茂钏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铭文计312字，墨写楷书。二、郭兰庭与妻刘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在浔中镇仙境村塔仔岐锦坑头。墓志铭系墓葬被盗挖后丢弃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县文管会办公室。郭兰庭(公元1544—1591年)，明处士，本县盖德村人，其妻刘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铭系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刘氏柩合葬时所立。铭文为兰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隶扬州府同知晋阶朝列大夫郭维翰撰，户部主事郑扬题篆额，用贝页岩刻制，高米、宽米，已残断，部分铭文已无法查补。在尚存的788字中记载了郭兰庭夫妇的生平事迹。三、张九娘墓志铭该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队29生产队社员在蜈蚣山泗滨分支山开山时出土。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带乳黄，高米、宽米、厚米。铭文共127字，分别阴刻在版的两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迹清楚，保存完好。据铭文记载，张九娘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铭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十月所制。四、孙醇宇与妻周氏合葬墓志铭该件系浔中村民在尾糍棨开山种茶树时出土。墓志用黑色贝页岩刻制，宽米，高米。额中部竖刻“皇清”篆字，两旁刻有对称的云龙，额下从左至右横刻篆字“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宜人勤顺墓志”。铭文坚刻楷书1083字。字迹工整秀丽，有些部位因损坏文字不清。根据铭文记载，孙醇宇生于明天启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桢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两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五、僧会司静正和尚墓志铭1973年12月18日下午，县农械厂(程田寺旧址)修理铸工车间至翻砂车间路面时出土。墓志铭用砖制成，高米，宽米，厚米，铭文共284字，用红漆写在砖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认清。根据铭文记载，静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丰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为安葬时所立。六、昊缉堂墓志铭该墓志为1984年12月19日在浔中镇浔中村双鱼山(俗称必石贡)北侧基建平整土地时出土。墓志用瓷版制成，分为铭文版和底座两个部份。铭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时与铭版脱离。铭版中部最高处(包括连接底座的插版)高米，两旁高分别为和米，上额呈微圆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长分别为和米，总宽为米，其中插版宽米，铭文版厚米。铭文共512字，为釉下青花楷书，色泽鲜艳幽菁。字的颜字浓淡不均，字迹尚端庄清晰。根据铭文记载，吴缉堂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光锗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七、郑二常与妻黄氏合葬墓志铭墓葬在龙门滩镇硕儒村龟山，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时出土。郑二常讳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黄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铭。铭文用贝贡岩刻制，共489字，记载死者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八、连逊斋墓志铭该墓在龙门滩镇硕儒村，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连逊斋，清岁进士例赠修职郎，卒时88岁，墓志铭长米，宽米。用贝页岩双面刻制，已残断。赐进士文林郎湖北郧阳府郧西县知县兼署竹溪县知县丙子科湖北乡试同考试官王必昌撰文，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郑秉钧篆额，儒学训导侄孙天手书。正面铭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铭文刻在另一方贝页岩上。现存残断的铭文记载了连逊斋的简历。因为只能写一万字，故一下部分继续~

因为魏征过于耿直，管李世民管得太多了，他死后，李世民为了泄愤，就把他的墓碑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