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论文600字

如何欣赏音乐马俊辉(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9)摘要:音乐欣赏是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手段,来体验和领悟音乐,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一种审美活动。民族音乐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中国人理所应当地接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熏陶。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学中运用的方式包括:以感受体验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和以丰富人文内涵为主线的教学方式等。关键词:音乐;欣赏;民族中图分类号: J 60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672-5409(2007)08-0091-03音乐欣赏是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手段来体验和领悟音乐,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一种审美活动。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我们力求通过对不同音乐作品的欣赏,培养学生终生渴望欣赏美好音乐的情感,使他们的心灵终生与音乐息息相通。一、音乐欣赏(一)音乐鉴赏能力的形成1.音乐欣赏能力的形成:多听、多欣赏听得多了,自然慢慢地就能听得懂,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开始觉得好听,就要经常去听。当然,开始时可能只是一种朦胧、初步的感受。如果继续听下去,就能逐渐感受到音乐的变化和特点,不但能够辨别出不同特点的旋律、节奏和音色,同时对音乐所表达的感情、意境也会有所领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是听得懂音乐了。多听音乐,还应该多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不断扩大自己的音乐欣赏面,正如科普兰所说的那样:全部投入音乐意味着要扩大自己的趣味,只喜欢传统类型的音乐是不够的。趣味像灵敏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但这两者都可以通过明智的练习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对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新的和旧的、保守的和现代的音乐都要听,这意味着尽可能不带偏见地聆听。广泛地倾听各种类型和不同风格的音乐,一方面可以增进学生对音乐的爱好和兴趣,同时还可以使学生从对音乐作品的比较和鉴别中提高音乐鉴赏能力。我国著名音乐家朱践耳先生主张音乐家必须具备四副耳朵:即听古典音乐的耳朵、听民族民间音乐的耳朵、听现代音乐的耳朵、听流行音乐的耳朵。广泛地倾听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作品,对于增进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对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大有裨益。可以说,音乐欣赏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与其他艺术门类、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音乐作品可以涉及到诸如历史、地理、自然和风土人情等许多方面,大大开阔了学生的音乐视野。总之,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只有通过欣赏者自己的聆听、欣赏,才能逐步获得音乐欣赏能力,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捷径的。2.聆听需要插上想象的翅膀丰富的想象力是欣赏音乐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音乐是抽象的艺术,这一点是它与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最大的区别,但并不是说音乐是不可感知的,它可以通过各种音乐要素使模糊的东西具体化和造型化。同一首作品,不同的人的感受必定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里对同一首作品的感受也可能是不同的。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应不失时机地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鼓励学生自由想象,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通过“音乐的耳朵”感受不同情境的音乐作品。例如,学生在欣赏陈纲编曲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时,应启发他们注意聆听乐曲中模仿鸟鸣的声音和力度的变化,引导他们自然地联想到这是描写早晨的音乐,进一步引导学生想象出不同的早晨的景象,再通过分析乐曲的旋律素材运用苗族音乐的特点,最终联想到这是苗岭的早晨。3.反复聆听,充分发挥通感作用通感是人类不同器官之间的相互联通。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种感官表面上互不干扰,实际上却相互感通,我们经常会在欣赏一幅花鸟画的时候,仿佛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叫,在听赏一首抒情曲时,仿佛看到了青山绿水的景象。这都是通感在起作用。白居易的《画竹歌》中“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中“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欣赏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作品《月光》时,可让学生在第一次聆听时,利用手中的纸笔画出自己对音乐的感受,通过色彩与线条,把听到的音乐表现出来,再请学生根据自己所画的内容为乐曲起名。第二次聆听时,可请学生朗诵法国印象派诗人魏尔伦的诗《月光》,进一步感受乐曲意境,最后出示莫奈的名画《日出-印象》,让学生边看画面边聆听音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欣赏教学中,还可以发挥其他各个器官的作用,积极地参与到音乐之中,如拍手、点头、跺脚、晃身、演唱、舞蹈等与听觉相结合,让“音乐的耳朵”和运动的身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尽情地表现,发挥各个感官之间的通感作用,促进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发展他们的艺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二)学习有关音乐知识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传入人的耳膜,刺激大脑中枢神经,能够使人体分泌多种有益的生化物质从而达到净化心灵,陶冶性情的作用。按理说,人只要有健全的听觉,就能够听音乐,但人仅有健全的听觉,却不一定能听懂音乐。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是没有意义。”古人云“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如果想通过聆听深刻感受、体验、理解音乐,就需要具备“音乐的耳朵”。“音乐的耳朵”是要通过培养训练才能获得的。在欣赏教学中,必须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节奏、旋律、和声、速度、力度、调式、织体等各个基本要素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和体验,逐步感受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使转瞬即逝的音乐给他们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为了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学习一些音乐知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特别是欣赏一些比较大型的、结构复杂的音乐作品,例如交响曲、协奏曲、歌剧等,更要尽可能多学习一些音乐知识。音乐知识的范围很广,学生不可能全部掌握,这就要求有选择地学习和掌握一些音乐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一方面是关于乐理的知识,例如音阶和调式、主题和旋律、节奏和节拍以及乐谱的读法等。学习这些乐理知识,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学生对乐曲进行理性的纯技术分析,那是音乐理论家的任务;而是要求学生学了这些理论知识,去更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另一方面是关于音乐背景的知识,这包括音乐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作品的风格流派,作曲家的生活经历、艺术道路、创作个性以及具体音乐作品的创作意图等。学习这些知识不是为了对音乐作品进行概念上的分析,而是使学生不仅能够了解音乐作品的外部音响形式,而且还能通过这些音乐知识去进一步了解音乐作品的丰富内涵,从而有助于学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音乐作品。(三)提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音乐鉴赏能力是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艺术修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音乐鉴赏能力所达到的水平。有些音乐作品作为综合艺术的一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例如电影、戏剧、舞蹈中的音乐部分。还有些音乐作品是根据其他文学艺术的题材重新加以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无论从作品的题材或表现内涵来说,都和一定的文学艺术作品密切相关。这样,丰富的文化艺术修养,对于理解这类音乐作品就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对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感受与理解越深刻、越细致,那么对相关的音乐作品的欣赏和领会也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文化艺术修养对于音乐欣赏的作用,也不仅仅限于与其有直接相关的音乐作品的欣赏,而是对全部的音乐作品,其中也包括无标题音乐的欣赏都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外,人的生活体验与音乐欣赏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将非常有益于欣赏者对于音乐作品的体验与领会。英国音乐学家柯克以自己为例说:“我自己对莫扎特的大调作品的理解曾经是: 1,在童年时期,悦耳的音乐; 2,青年时期,优秀而典雅,但不深刻的音乐; 3,成年时期,优美而典雅的音乐,其中贯穿着深刻而扣人心弦的情感。在这里,我要不踌躇地说,在1、2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根本不是在理解莫扎特的音乐。”从这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欣赏者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对于音乐欣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讲,他们的生活阅历自然很简单,情感体验自然很单纯,但教师可以向他们提出: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加深自己的情

接上面---感体验,这是获得音乐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人的音乐鉴赏能力是以个人的主观爱好的形式出现的,它和一定社会的审美理想、艺术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有时会对同一音乐作品作出不同的评价,表现出音乐鉴赏的差异,但是音乐审美评价必须符合音乐美的客观标准。二、加强民族音乐欣赏中国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珍贵的财富。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九千年以前,在河南省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已经能准确的吹奏出五声音阶。笔者曾做过一些民族音乐素养的相关调查,在我们社会中的成人知道这些知识的人非常的少,接受调查的大部分朋友都具备大专以上学历,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痛心,一些具备鲜明特色的地方民歌他们大多不能分别出它是出自我国的什么地区和民族;一些基本的乐器比如巴乌和洞箫也分不清;古筝和古琴也不能分辨出来。这个令人痛心的现状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学校文化教育中对于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落到实处的结果。(一)民族音乐教育的作用1.民族音乐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闻名于世。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使一个民族能最深层地感受自己的重要方面,也是使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中保持自己个性的重要方面。因而作为中国人理所应当地接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熏陶,这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本分。2.我国的民族音乐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和追求。我们56个民族拥有数以万计的色彩独特的民歌,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还有品种繁多的民间歌舞、民族器乐、曲艺及戏曲种类,都具有鲜明的音乐风格。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可以增强学习者的艺术修养。3.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必然联系到相关地域民族的历史、地理、风情,著名民歌和地方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服饰文化、节日、独特民族乐器等等,这些是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主体,这些知识的积累能够培养学习者宽广的艺术胸怀,并潜移默化地进行了综合学科的学习。(二)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学中运用的方式1.以感受体验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在音乐教学中,应创设多种情景,提供各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活动中去。在民族音乐教育中也应如此,课堂上应有大量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听、唱、奏、演的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有外在的愉悦表现,而且有内在的成功体验。让学生与民族音乐多次面对面地接触,品尝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使民族音乐中蕴涵的伦理道德、人间真情、人文境界、民族尊严等感染学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例如,在讲授民歌《茉莉花》时,可以让学生演唱、演奏《茉莉花》,欣赏江苏、河北、东北、广东的不同版本的《茉莉花》,还可观看歌剧《图兰朵》及申奥宣传片的片段,再让学生创编新版的《茉莉花》。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民歌的“变异性”及民歌的发展与传承。2.以丰富人文内涵为主线的教学方式音乐教师应该努力挖掘民族音乐的“文化蕴育点”,在课堂上营造文化气息,通过音乐作品向学生传递民族音乐的多元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例如在欣赏《二泉映月》时,教师可先介绍阿炳的悲惨命运、曲名的由来、创作的背景,并了解“二泉”的地理环境,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还可在欣赏的基础上,让学生用文字或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一次文学、音乐与美术的文化整合。这样学生能初步感受到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了解这部作品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价值,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因此,音乐教师应明确自己的责任,不能将学生领入艺术殿堂后就放任他们自行审美体验了事,而应当选择最优秀的作品作为范本加以分析、解释、评价,有意识地指导学生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让学生在“操千曲”的审美实践中,由浅入深地知晓音乐艺术特有的审美性质、手段和方法,提高审美敏感性,从而达到培养音乐审美力的教育目的。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