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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生物多样性科学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贵州是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据统计,贵州省境内植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四位,动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三位,贵州还是野生食用菌生长的天然温室,此外还拥有十分丰富的极端微生物资源和生长环境。显然,贵州典型喀斯特岩溶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开发利用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贵州省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着力量分散及创新不够等问题,已难于适应今后贵州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使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真正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对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已势在必行。本文概要介绍了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贵州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情况、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待拓展的学科领域以及贵州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概况,并提出了对贵州省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初步设想。

基于地域文化的农村小学德育教育初探论文

一、地域文化融于德育教育的缘起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综合。华蓥山地跨巴蜀，横贯川渝，华蓥山文化是川渝两地人民在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渝北区茨竹镇在挖掘华蓥山文化基础上，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杨家八盒、华蓥高腔、佛教文化等四大文化。目前，只有华蓥高腔搬进了课堂，其他文化的价值则被忽略。寨坪完小借鉴以往德育活动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基于华蓥山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通过体验式德育活动，诱发学生的道德情感，推进素质教育。

二、地域文化融于德育教育的实践

（一）依托华蓥山四大文化资源建德育基地

在当地教育部门指导下，寨坪完小通过多方联动建立四个德育基地。依华蓥山地区“红岩”革命精神，在位于同仁村场镇的同仁革命活动联络点同仁老庙、位于华蓥村华蓥山游击队秘密活动点太平洞，建立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依托具有两百多年历史、成功申报市级非遗名录的华蓥高腔，以及成功申报区级非遗名录的藠头、青椒鱼传统工艺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依托素有“东朝华蓥，西朝峨眉”赞誉的华蓥山宝鼎佛教文化，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依托杨家八盒、龙腾四海武校、竹松湖体育健身公园建立武术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四大”德育基地的建设，使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地域文化资源紧密结合，在教育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习惯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平台，也成为了学生终身教育的'课堂。

（二）依托四大德育基地开展体验式德育实践活动

1.依托红色文化德育基地，该校利用蕴藏在身边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参观一次红色革命活动遗迹，坚持每年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同仁革命活动联络点参观教育，让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学生听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课，定期邀请该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到校讲王璞等人领导华蓥山武装起义以及幸常嘉、幸世伦等人在同仁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故事，让学生缅怀革命先烈；走一段红色革命小道，设计了“同仁完小——同仁老庙”徒步参观路线，让学生体验革命的艰辛；吃一顿游击队套餐，让学生感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唱一首华蓥山歌，让学生振奋精神。通过体验式德育课程，让红色文化变得有血有肉、生动感人，能够让学生在德育实践活动中得到思想道德的升华。

2.依托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基地，藠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该校要求学生参与藠头加工制作，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去根除须、切块、入缸等操作，也鼓励学生将亲自制作的藠头带到学校给同学们品尝，让学生感受到传统工艺的精髓。邀请青椒鱼传统工艺传承人“周老七”为学生展示青椒鱼制作方法及流程，亲口品尝青椒鱼传统手工艺美食，激发学生对传统工艺的热爱之情。邀请华蓥高腔传承人王远召教授学生传唱华蓥高腔，组织学生参加该镇举办的华蓥山歌大赛，让学生在学习、感受和展示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通过体验式德育课程，学生的地域文化传承意识得到增强，自身素养得到提升，让学生对乡土文化充满情感，更加热爱传统文化和生活。

3.依托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该校将佛教文化与封建迷信区分开来，将佛教文化引入德育教学，发挥佛教文化在引导人心向善、提高道德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教人向善，引导学生向善做人，从小树立崇德、向善的理想信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众生平等，引导学生尊重生命，尊师敬道、知孝心懂孝行，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去恶存善，引导学生团结友爱、诚实守信，善于助人为乐。

4.依托武术文化传承教育基地，该校开设了武术课，邀请王恒田教授杨家八盒，也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龙腾四海武校锻炼身体，通过激发学生对武术的热爱，发扬武术运动中蕴含的尊师重道、坚韧笃实、讲礼守信等优良的道德品质，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三、地域文化融于德育教育的反思

渝北区寨坪完小利用地域文化构建校本模式，将地域特色鲜明的华蓥山文化融入到学校德育教学，挖掘利用了本地德育资源，建立了德育教育基地，做到了就地取材，用充满生活味道的乡土气息的材料来教育学生，实现农村小学德育的校本融合，使学生知、情、意、行相统一。但如何让教学计划更加合理、德育活动更具操作性和取得成效更明显等方面，需要进行反思和改进，而且学生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还需调动家庭、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