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有关作品的论文研究

《恶之花》究竟说什么？——波德莱尔《恶之花》核心思想直指 大名鼎鼎的波德莱尔，如雷贯耳的《恶之花》，至今凡言必称现代艺术的人、凡爱好现代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今人对波德莱尔的思想之晦涩处能钩沉索隐、明白阐释的却不多，今试作简单梳理和明确揭示，不弯弯绕、不故作高深，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波德莱尔以及阅读《恶之花》提供参考和帮助。 波德莱尔勘破了人生的真相----虚无。一切都归于毁灭、死亡和腐朽。但是对于习惯并生活于欺----“美好”现实----中的人们来讲，真相仿佛是一种罪恶。这种令人不堪的真相，正是波德莱尔的忧郁的原因。“生活（生命）”中到处充满了欺与自我欺，“现实”就是一个大，而波德莱尔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慧眼发现了“美”的真相，原来俗世间通常认为的“美”是用来遮蔽真相的遮羞布，人生的真相恰恰是“丑陋”和“恶”。但因为这种“丑陋”和“恶”存在一种巨大的超越性----真，故而真正的诗应与其相通，这比廉价的唯美、虚伪的吟颂更体现出博大的人性关怀，这才能创造出“诗”中之“诗”。这里要分清波德莱尔的“世俗美”与“超越美”（我们姑且做如此分别）：“世俗美”即完善、高尚、优雅及永恒之美，而“超越美”即宇宙、人生的真相，其恰恰呈现一种“反动”性（老子曰：反者道之动）。真相虽然令人震惊和不堪。但若从丑陋和消逝性中提炼出“存在”，体味出腐朽中的神奇力量，这种生死纠结中生发出的超越洞见与对虚假、痛苦的正视与体认就可化为“神启”的诗歌，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平凡的超越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世俗的美才是丑陋的、虚伪的、不真实的，而摊开来的丑陋、恶和撕开的伤口因其真实反倒是可以接受的。在真实中，人生的虚幻与丑陋是真正令人萦怀、纠结而不能自已的，这种基于虚无的忧郁是真正的“诗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此唯有通过诗歌而与宇宙本源达到某种神秘统一性，才能于灵魂得到片刻安顿与慰藉。 波德莱尔在揭去了资本主义的虚幻“美好”面纱后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幻灭，真相令人不堪，但真相就是真相，与其幼稚地歌颂虚假的美好，不如用丑恶来敲击人们早已麻木的灵魂。让人们从浪漫的迷梦中猛醒。但波德莱尔的高明并不在于此，他还有更宏大的工作要做。如果说现实的幻灭和人生的无意义让我们消极堕落地话，波德莱尔又要把我们从沉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单纯的揭示“恶”、表现丑陋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救赎，生活本身的意义并不能彰显。现实虽然令人气馁，但生活毕竟还得继续，我们还要活着。于是波德莱尔给我们指向了某种超越的美好天堂。但这种天堂并不在基督教所谓的彼岸，我们也不需要上帝来救赎，因为上帝的天堂是为良善和美好之人准备的，而波德莱尔这种不入世人法眼的浪子是没有资格的，但他也并不稀罕。波德莱尔发现了真正的天堂----超越（至少是属于他自己的天堂），但通往天堂的道路或门户却是“丑恶”、“毁灭”和“暂时”，而这些的东西全部都指向“死亡”，于是天堂离“死亡”很近，但我们不能去自杀（尽管波德莱尔确实曾经自杀过，但未成功），于是我们只能“反身”以自己的背部向世人展现一种反抗的姿态。天堂与“丑恶”为邻，“毁灭”成为某种正义。这样我们就接受了某种现实，丑恶与死亡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积极的意义。原来被视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所曾经倍加珍爱的东西，全部被过度、易逝性所浸染----一切永恒的东西是艺术堕落的产物----这就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贡献。“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见《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一切“存在物”都避免不了“有限性”，都逃避不了过渡、短暂、偶然。可以说都并非“存在”本身。相反，那使万物“应和”的“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却永恒“存在”，但这种超越性的“存在”对于活着的平凡人来说永远接近不了----除了巫师和诗人（或者死人？）----“在字和词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率意为之。巧妙地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施行某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论泰奥菲尔·戈蒂耶》，见《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诗人是死亡边缘的舞者，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波德莱尔-----一个“通灵”者。 当然，我们切莫误会波德莱尔。波尔莱尔的“丑”中见美，“恶”中见美，是一种超越现实通常美丑标准的诗意发现，是以一种超脱姿态、俯视眼光发现的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之美。但如果有论者不理解这一层次，不是站在波德莱尔的立场、心境中去感受那种“万物应和”的神秘博大的宇宙生命本身----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大化流行”（当然这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可能有赖于酒精和大麻的帮助），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就丑论丑，就恶说恶，以常人的角度评论诗人的诗心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丑恶中见出美好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变态地以丑为美或心灵扭曲式的反社会，恰恰相反，他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人类的悲悯式同情与热爱。我们最低层次也应该理解到他的这一层用意----既然世界的真相是虚幻丑恶的，一切不能固守，我们所能抓住的只有幻灭和死亡，但事物正是从幻灭和死亡中显示出新生的勃发，美好事物的生发只有在僵死事物的毁灭中才有可能，才可期待（僵死就是丑陋，当“美”永恒化后就变成了僵死之物，这正是最丑陋的）。这确实有点儿“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并沟通交流。）

浅析古典主义艺术与浪漫主义艺术在审美上的差距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法国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一种美。波德莱尔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心中的郁闷与苦恼。书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恶之花》是在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分。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这一部诗集而成为法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诗歌的最初一位诗人。由于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成了后来许多不同流派相互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恶之花》是一部诗集，但不是一般的、若干首诗的集合，而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恶之花》中的诗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其中《忧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诗人用一个英文单词SPLEEN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并希望通过出走、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搏斗。于是，他把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头的所见所闻构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内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工业社会大都市的写真画，在这一部分里，忧郁和理想的斗争让位于邪恶与善良的斗争。诗人眼里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丑恶的人间地狱；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以及赌徒、小偷和僵尸等，强大的恶势力压得仅有的一点善良抬不起头来。诗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都找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觉，建造一个人造天堂。他在飘飘欲仙的幻觉中仿佛看到捡破烂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辉之中，魔鬼化装成美女前来诱惑，风尘女子暗送秋波，情侣们手端着酒杯......他尽情地驰骋在对失落园的梦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毕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后，他便从人造的天堂回到现实的地狱。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却又盛开着鲜花。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他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高尔基所言：“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最后，他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绝望气息的阴暗狠毒的诗而死去了。为了这些诗，人们在他生前称他作疯子，在他死后称他为诗人。”法国文学家魏尔伦认为，波德莱尔“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对现代人的表现，并指出：“依我之见，未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为了不挂一漏万，必须认真而虔诚地阅读这本书，因为这是本世纪的精华，本世纪一切的集中反映。” 诗人雨果在他流亡的盖纳西岛收到波德莱尔奇给他的《恶之花》后，抑制不依激动的心情，马上回信说： “你的尊贵的来传和美妙的书我全收到了。艺术无派、如同苍空，你对这点作了证明。我对你的宏伟的才华为之唱采。”

选题为：浅析波德莱尔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如果说狄德罗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浪漫派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美学基础（主体性），1那么波德莱尔则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自足的艺术原则的充分意识，要等到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与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之后。正如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Morawski）所说：“艺术与美学的概念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成长时期诞生并得到巩固的。学院与画廓的诞生、批评的专业化、艺术生产不断从既定的宫廷或教会赞助中独立出来——所有这一切及其它相似的现象是相互交织的，并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审美文化的出现辅平了道路。但是对自足的艺术与美学的充分意识，却只有随着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感性的出现而出现。”2可以明确地说，由于波德莱尔在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中的至高地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由他奠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将艺术真正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这可以一劳永逸地反驳那些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等于没有内容（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当然，人们可以援引许多段落来证明波德莱尔宣称艺术自主，谴责道德说教、哲理诗、艺术与文学中的政治倾向性等等。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波德莱尔只是在早期表示轻蔑地提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流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排除道德、往往甚至还有激情，它必然是没有孕育力的”。但是后来波德莱尔一贯申明反对“说教的异端”，拾起爱伦?坡的术语并且发挥了“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和“艺术愈是从说教中摆脱出来就愈能上升到纯洁而无关利欲的美”的论旨。3波德莱尔如韦勒克所说是自相矛盾的吗？不是。波德莱尔所信奉的艺术自主并不是无所指的艺术自主。强调艺术自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忘记现代艺术的关怀：即它对作为不断敞开的地平线的现代性的诉求。他切实地领悟了创造性想象力、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运用艺术去变形的艺术语言，后者植根于关于普遍相似物、应和、象征的一套理论。4这样一来，韦勒克就无法解释似乎内含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矛盾。一方面，韦勒克指出，对超自然主义和创造性想象抱着这种总的看法，波德莱尔谅必会强调艺术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形式和风格乃至常规的作用、主题化为神话的转换功能。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由于把自然视为五彩缤纷的象征画面，他至少在绘画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预想，即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他说，“知道一幅画是否有旋律的正确方式就是保持较远的距离去看它，这样就无法理解它的主题或辨别它的线条。如果它有旋律，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此处的“旋律”是指“色彩的统一”，看来值得推荐的便是某种类似抽象的设色构思的东西——一幅无主题、或至少是没有辨认得出的抑或有形的主题的画作。在别处波德莱尔曾直截了当地谈到线条和色彩“绝对不依托画的主题”。但是，波德莱尔又说：“主题之于艺术家来说构成了他天才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主题并不“值得”。5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并没有放弃主题批评，不然他就不会说某个艺术家的主题值不值得这样的话。在韦勒克看来，这是波德莱尔思想中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因为，它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波德莱尔绝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之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乃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才能最有效地做到“为人生而艺术”。换言之，“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手段，而“为人生而艺术”才是目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辩证法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关怀，没有主题内容（真理断言与道德诉求），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从而产生形式。形式是艺术家面临各种压力下的产物。形式不是单纯的艺术史的既定语言逻辑发展的结果，形式来自艺术家所遭遇到的、来自社会－历史的主题内容的压力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形式（艺术的构形）必须被理解为主题内容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辩证运动。6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观既建立在浪漫派美学的遗产上面，也批判了这一遗产，并开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首先强调了审美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显而易见，这得自浪漫派。他反对美的绝对的、非时间的概念，认可浪漫派的美学观念，认为美的标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的本质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他断言“浪漫主义就是美的最晚近和最当下的表现”。7也就是说，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而浪漫主义则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美走到了当下的形态。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提出了古代论者与现代论者之间那个著名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席勒的名作《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得到过新的概念化表述，其后在施莱格尔以及浪漫派对古典派的论战中又作为一个恒常的主题出现。不过波德莱尔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在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美与浪漫派宣扬的相对美之间转移了重心。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8因此，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为此，波德莱尔号召画家们勇于观察和描绘现代生活，而不要躺在古人的现成模式上睡大觉。他说：“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9“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历史性本质的最好的概括。与此相应，波德莱尔大力倡导发掘现代社会的新的美质，从易逝的、过渡性的和琐碎的普通现象中提炼出美来。他赞美画家居伊就是这样一位从现代生活中挖掘美点的艺术家。“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10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波德莱尔率先在艺术批评中，而且可能也是在所有哲学与美学探讨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波德莱尔所关注的、确立绘画的现代模式的特征的术语，经常被简化为对浪荡子的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体验。11但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也可以得到更宽广的读解，因为它通过“现代性”这一术语暗示了，现代性的图像（the image of modernity）可以在绘画中，并通过绘画得到建构。这篇论文还确立了一个概念前提，即在现代性与再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以至于现代生活成了视觉建构的结果，正如现代性也是这些绘画的来源。再现不是照相式的描摹，波德莱尔之所以选择雕刻家与插图画家居伊（Constatin Guys）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范，并且通过描述居伊的作品，乃是因为他要提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从空间上也从主题上与作为一种再现角色的艺术手腕（artifice）与改造、变形（transformation）有关。12波德莱尔围绕时尚与易逝性的主题建构起他的现代性的模式。他的讨论集中在某些人物身上，但是，他并不是从街头直接观察这些人物，而是从时装画与印刷插图当中推断这些人物及其描写的。而且，波德莱尔所选的人物——浪荡子、纨绔子弟、*女、军人等等——都是以精心建构的术语（将他们建构为“图像”）加以描绘的，因此他是通过对他们的自我再现的策略的阐述，来分析他们的身份的。13换言之，现代绘画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现代绘画是“现代性的图像”，而现代性则通过这些图像被把握。从一开始，波德莱尔还阐述了他的断言，即时尚需要特殊与一般、过去与现在、过渡性与永恒之间的区分。通过使用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术语，波德莱尔坚持这些两两对立中的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以获得其身份。因此，任何试图陈述一种有特征的品质都内在地位于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特征中（例如永恒的或易逝的），都与波德莱尔的意图相反。波德莱尔强调易逝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永恒条件。那些凝固了这种易逝性的图像的特点因此不得不在对变化的持久过程的认知中发挥功能，而波德莱尔将这种变化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要点不单单是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那种传达注意到并参与在现代性的过渡性与漂浮性特征中的方式。14在一个今天的观众眼里，居伊的作品是乏味的，也缺少特点。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其爽快、缺乏细节，特别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信息。现代生活不能被直接加以描绘，而是要从被当作艺术家头脑中的印象、记忆加以制作的图像中加以描绘。这些图像的主题、人物、场景，以及时尚的空间，都要在一种速记中得到传达，而这恰好与信息密集的描摹手法相反。在这儿，波德莱尔再次强调了现代艺术家对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收集的机制（暗示着生活早已成了一种图像，现代性则是一种景观）与一种传达的概念性策略的结合，依赖于对那些正在被记录下来的漂浮的图像的熟悉。这些图像是草草勾勒的，以至只有在其他漂浮的、同样易逝的图像的持续之流中才会有意义。在《现代公众与摄影》（1859）一文中，波德莱尔蔑视并谴责了摄影那种不加区分的现实主义。15 他嘲笑了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认为“如果一种工业性的处理〔指摄影〕可以给我们一种等同于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绝对的艺术了”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说， “由于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精确性的每一种我们想要的保证（他们相信这一点，可怜的疯子！），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了。”16这些立场 ——强调视觉的特殊性与反对摄影——尽管看上去矛盾，事实上却是互补的。对摄影的谴责呼吁一种记忆的肖像，一种来自经验的收集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的图像制作。波德莱尔的再现模式强调了沉思与主体性，而不是机械的客观性。照相机，带着它对世界的自动记录，机械、中立并被认为带有文献性，对波德莱尔来说却并不能再现现代性的图像。相反，他的现代景观的观念是非常直接地与重要地通过社会领域，以及主观的过滤（作为一种记忆中的体验的建构性图像）相中和的。居伊在工作室里回忆起来的东西，他从在大街上体验的大量信息中回忆起来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一种被分享的体验的可交流与可辨认的符号的速写。这是把握居伊作品表面上空洞的特征的关键。因此，对波德莱尔来说，精确的图像恰恰不是那种机械的、巨细无遗的视觉信息的文献。相反，他强调了简化了的、示意性的和索引性的符号，其充分性存在于被分享的知识的领域，它自身却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与变化无穷的。到该文最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波德莱尔观念中的现代性的唯一普遍性特征，乃是成像（imaging）活动，是再现的技巧，和人为的建构。17至此，我们来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从审美角度探讨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自我确证，以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主题。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问题已在笛卡尔哲学中萌芽，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明确的主题，而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提炼和深化。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一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个定义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它把发端于浪漫主义的对当下的关注概念化为一种原理，即只有现代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或古典的）。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著名的“现代性”一节中，波德莱尔说：“他（按指画家居伊）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接着，他给出了“现代性”的一个著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8这一点极其重要：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性定义的基础。当然，关于现代这个“新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正在形成的、有待于被未来否定的过程的观念，从而认为现代只是一个过渡，在这种过渡中，唯有瞬间的在场（当下）才是确实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孕育。在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中，现代作为流动、作为过渡的敞开性，是以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哈贝马斯曾将这个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术语译解为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原理：现代性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19然而，使现代性概念自始就沾上审美蕴含，并且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般态度的，仍得归功于（或归罪于）波德莱尔。由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刻画带有太强烈的审美内涵，迄今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批判的特征。所以，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审美意识及其现代性的一般观念，成了现代性的捍卫者如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否定者如福柯的争论的核心。20此处不是处理这一争论的适当地方。不过，最简明地作一个勾勒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福柯认为现代性没有什么规范内容（即可以成为一般准则的内容），现代性纯粹是一种批判意识与批判态度，因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显然，福柯的这一识读继承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否定性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福柯在此的策略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揉合到康德的启蒙定义的读解中。21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有其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自始就处于既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又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性之中。如果说笛卡尔与康德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一面，那么，卢梭与休谟则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性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得到最高程度的表达。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认为现代性除了不断的自我否证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是秉承了波德莱尔的过分强烈的审美批判的倾向，不仅与现代性历史的事实不符（比如，哈贝马斯指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正面价值：个人自由与个人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法律平等与司法制度的人道化，物质生活、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而且也与欧洲现代性的现实，即欧洲的统一的事实或前景不符（哈贝马斯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尼采），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海德格尔），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德里达），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福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22姚斯在《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这一长文中也探讨了波德莱尔所“现代性”意识，以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误读。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姚斯的论文旨在通过术语史与概念史的探讨，来捕捉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姚斯追溯了“现代”一词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描绘了与之对立的概念，诸如“古代”与“古典”，以便弄清楚“一个时代的新意识是如何离开其先前的传统的。”姚斯在这个结论中指出了本雅明在处理一对对立概念古典性／现代性（或古代／现代）时所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含混。一方面，本雅明在对梅龙（Meryon）的评论中追随波德莱尔，认为古代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本意相反，本雅明“把现代性与古典性之间的功能的关系倒退到一种内容的对立。姚斯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居然被这位本雅明误解，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正是这位批评家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新理解。由于本雅明，人们才不再把《恶之花》视为诗歌退进它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门槛；通过他我们才得以意识到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产物，一种将19世纪的社会进程转换为艺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23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是单向的：他把《恶之花》仅仅解释为城市大众的远离自然的经验的证据。接下来，他忽视了异化的辩证的“另一面”，即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能量；对此，波德莱尔的大都会抒情诗和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本雅明似乎忽略了波德莱尔现代艺术理论的奠基石：1859年论居伊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姚斯指出，波德莱尔对“美的双重性”的洞见不仅质疑了作为古典艺术的本质以及作为学院艺术的准则的“美的普遍性”观念，而且恢复了古典艺术一直加以压制的“历史的”，亦即暂时的美的观念的正确地位。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中，现代艺术可以将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有权威性的过去加以打发，因为隐含在现代性概念中的暂时的或过渡的美带来了它自身的古典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来自暂时性的神秘的美乃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古典性”。如果人们不再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自然与素朴的丧失”视为来自第二帝国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异化的结果，那么本雅明在解释波德莱尔时面临的矛盾就会得到另一种观照。为了欣赏波德莱尔对自然的批判的辩证意义，人们就不应否定那种生产能量的标志——在他的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人类的新的生产热情——既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生产——*了这种热情，他想要克服他的自然状态，以便开创通往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的道路。本雅明极力加以描述的大都市危险，荒凉，孤独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发现中却有其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一面。24而本雅明的误读，常常是后人的普遍误读的先兆：这种误读，就是将波德莱尔刻画为一位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诗人。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关键。弄清楚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性质——是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还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决定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性质及其原则的理解。我们通过对波德莱尔的不厌其烦的讨论，已经来到了基本结论的时刻：即波德莱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是一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拥有深沉的“为人生而艺术”关怀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对现代性持纯粹的审美否定的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性持辩证的审美否定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其过渡性、易逝性与偶然性）的人，而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其正面性和相关性（即其永恒性、不变性与必然性）的人。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真理内容和道德倾向性与其形式的辩证关系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性（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与其建构性（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图像建构”）的双重性原则；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的否定冲动（“新”、“现代性”）与其本身追求不朽渴望（“在场”、“经典”）的张力原则。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自从浪漫派以来，艺术批评在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法则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那么，艺术批评还有原则可言吗？它不是已经沦落为任意的党派性了吗？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部分地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回应。对此，波德莱尔提出了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却不是任意的党派性）。他说： “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为了〕讲求公正，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25可见，波德莱尔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性法则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来看待艺术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来论证他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或有限视角原则的。波德莱尔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趣味这一事实，而批评本质上也只能是视角性的。但是，令波德莱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事实本身或存在着不同的批评观这一事实，而是：在批评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党派性的事业之后，批评是否还能保证它的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是否还有合理性基础？显然，波德莱尔并没有给出一种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元叙事”。但是，波德莱尔确实相信批评有其“合理的存在”（“为了讲求公正……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没有一种关于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或元叙事，与相信批评有一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加以调和：在波德莱尔看来，批评虽然不再拥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客观法则，也不可能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落墨，换句话说，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仍然可以就各种流派的艺术现象中哪一个流派要好过另一个流派，或同一流派当中的哪一位艺术家要好过另一位艺术家，以及同一个艺术家中的哪一件作品要好过另一些作品，达成共识。这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之所以赞扬德拉克罗瓦、莫奈与居伊，乃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某个既定时刻的艺术创作中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浪漫精神、对当下的关注、现代性，等等）。这样，波德莱尔就论证了，即使在没有一种客观的艺术法则的情况下，艺术批评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建立在批评的临时合理性之上。为了这种合理性，批评就要有所侧重，有所限定。没有侧重、没有限定的批评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侧重、没有限定，正如后现代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品会掉出艺术史范围之外”、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恰恰毁灭了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前提：艺术是对真理的揭示与对道德倾向性的提示，最终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苍白琐碎与萎靡不振之中。换言之，如果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批评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既要坚持批评的限定性与党派性，还要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限定性与既定时刻艺术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的原因。波德莱尔特别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种游戏规则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的限定方面。他说：“因为形式起着束缚作用，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你注意到吗：透过天窗，或从两管烟囱、两块岩石之间，或透过老虎窗所看到的一线天要比山顶望去一览无遗的全景能产生更深刻的深邃无垠的想法？”26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现代主义是形式主义，好像现代主义为了形式而形式，殊不知，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形式的限定对于艺术游戏活动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形式的束缚，“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对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现代主义，但是确实只有到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限定”才成为最突出的标识。形式作为一种限定，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先决条件；取消形式就是取消艺术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杜桑（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代表）27，并大谈特谈那只臭名昭著的小便池，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丑行之所以成了一种荣耀，乃是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帝的所谓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身露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