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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以下是我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之论文范文。

一、《南行集》与其中苏轼诗歌江水意象

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他在《赤壁赋》中论述了他思考的结论。关于苏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嘉祐四年（1059年）的苏轼诗歌中，便已初见端倪。这一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一同进京，此时苏轼二十四岁。此次进京路途分为舟行和陆行两个阶段。从四川眉州至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舟行，父子三人汇集舟行诗文为《南行前集》，苏轼为其作序。从江陵开始，陆路北上进京，江陵至京师诗文汇集为《南行后集》。前后两集合称为《南行集》。从苏轼研究的角度来看，此次进京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苏轼步入仕途的开始。其次，这也是苏轼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关于前者，此处不再赘述;而后者，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论证所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在嘉祐四年进京之前，苏轼已经有文学创作活动这是必然的，如子由《怀渑池寄子瞻兄》自注云：“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可见三苏第一次进京时，即嘉祐元年（1056年），他们也有文学创作活动。但是从今天所存资料来看，《南行集》之前的苏轼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极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作品未能大量流传，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其作品质量不能与日后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从苏轼一生的文学活动也可以看出，此前的创作应算作苏轼的练笔阶段，甚至在《南行集》中我们仍然看得见这种艺术上的青涩感。另外，从现存的苏轼作品来看，此前创作也确实没有惊人之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行集》确实有其幼稚之处。但是无疑《南行集》对于苏轼而言，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生涯正式的起点，同时，伴随着《南行集》的诞生，苏轼的创作活动真正进入个人的文学自觉时期。《南行集》的编撰标志着苏轼文学创作的觉醒。 这一方面表现在，《南行集》是苏轼参与的第一部有意编辑成册的诗文集。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开始有意保留下自己的创作。无论这一行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这都说明，至少从形式上，他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文学上的认同感。他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审视自己的创作。其次，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大量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后世对苏轼青年时代文学活动的认识，绕不过去的就是《南行集》。《南行集》诞生之前，苏轼的生活范围以四川为主。嘉祐元年三苏第一次进京，一路陆行，路线与第二次进京完全不同。嘉祐四年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这次旅行，让苏轼与孕育了一半华夏文明的长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南行前集》中对江水的描写非常多。江水的流动、渺远与永恒带给了苏轼很多思考。在苏轼对江水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年轻的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模糊认识与思考。《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的开端，而这一文学开端又展示了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最初思考，所以说苏轼这一哲学思考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以《南行集》为起点的。

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

《南行前集》是嘉祐四年，三苏进京沿长江顺流而下舟行部分诗文的汇集。《南行后集》是舟行结束以后，弃舟登陆，陆行至京师部分诗文的汇集。因此，《南行集》中与江水意象有更多联系的实际为《南行前集》。《南行前集》今存苏轼诗歌四十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涉及到对江水的描写。旅途中描写自然风物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无论与同样在其路途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山意象相比，还是与同行的苏洵、苏辙笔下的江水意象相比，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印记。这种个性化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其中的哲学思考。此次舟行，三人尽览长江景致，而浩浩汤汤的长江水则给了苏轼无尽遐想的空间，在此期间，苏轼的创作中已然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了他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最初思考。

（一）水边的思想者

潺潺的长江水，让我们看到的是独立江边思考着的苏轼。从故乡眉州出发，至嘉州开始舟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有同题诗三首。今将三人作品迻录于此，对比观之：初发嘉州（苏洵）  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初发嘉州（苏轼）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初发嘉州（苏辙）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橹。至楚不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初发嘉州，开始长江之上的数月漂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人都或多或少有对江水的描写。苏洵绝句以江水之急，写舟行之速。虽仅短短数语，却是别有洞天。苏辙由江水颜色之黑，想到“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忆往事，思来者。苏洵、苏辙诗作虽各有佳处，然从其诗歌言意关系来看，写眼下真实的所思、所想，大体上也都可算作是言已尽意了。

与父亲和弟弟的诗歌相比，苏轼的诗歌没有父亲的浑然天成，也没有弟弟的博古通今，却比他们二人更多了一重意境。纪昀评此诗说“气韵洒脱”。清晨出发，带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和热情，奔波良久，方生出思乡之意。随着江水东流，故乡已离自己越来越远。此刻的兴奋之情尚能够让自己暂忘这一丝乡愁，看着奔腾的江水，仍能引出一片诗情。只是，日落时分，独立江边等待相约会别的乡僧，恐怕久久望着潺潺江水之时，心中不能只是白日里那种顺流而下的畅快和为自己比友人先到一步的欣喜了。傅道彬先生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日暮情思”，落日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太阳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家园”。黄昏时刻是最容易引出绵绵情思的时候。久立水边，年轻的苏轼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灵动的江水给人以深邃的宁静和无尽的想象。日落时分独立水边的苏轼让我们看得到日后那个面对江水可以进行无尽思考和想象的诗人。诗人“久立”所思为何？所有的这些都在“水潺潺”三个字中烟消云散。《初发嘉州》是苏轼人生中与江水的第一个约定，正如末句的“久立水潺潺”所造之境一样，在苏轼以后的人生中，在渺远的时间和空间中，苏轼面对浩浩江水完成了那么多人生与哲学的思考。南行之时，那个在黄昏时刻面对江水“久立”的身影，让我们隐约看到一个一如写作《赤壁赋》时的、思考着人生的苏轼。

（二）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笔下的江水是大气的、渺远无穷的。《竹枝歌》有“苍梧山高湘水深”;《初发嘉州》有“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入峡》有“长江连楚蜀，万脉泻东南”;《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有“江边晓起浩无际”;等等。江水意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苏轼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牛口见月》有“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之句，壮阔的山川景物，为苏轼创造出新的空间概念，仿佛置身“大荒”之境;《舟中听大人弹琴》又有“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探听独激昂。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江浦夜弹的静谧，将时间拉长，这一时，这一刻，仿佛永远静止江面之上;前文所引《初发嘉州》有“久立水潺潺”之句，渺渺幽思如江水般缠绵不尽;《神女庙》中同样有“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相似的意境，潺潺的水声，给苏轼以无尽的想象;《白帝庙》中有“荒城秋草满，古树野藤垂。浩荡荆江远，凄凉蜀客悲”之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而浩荡荆江却是源远流长。

滚滚长江给苏轼的始终都是一种浩荡无边的、模糊的意绪。历代都不乏描写江水的诗人，也不乏描写江水的佳作。苏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那么多面对江水的篇章都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同样的山川景物，同行的苏洵和苏辙便没有给人留下这么多想象的空间。苏轼的江水，是其个人化了的江水，不是矫揉造作，也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感受。苏轼和江水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所以他才写得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句子，苏轼后期，面对江水的这种阔大的胸襟和打破时空局限的思考在《南行集》中便已初见端倪。

（三）哀吾生之须臾

长江滚滚东去，而随之消逝的却是“千古风流人物”。与渺远无穷的江水相比，舟中行人，则不过宇宙之过客，沧海之一粟。面对浩浩江水，苏轼的心底时常涌出这样一种“过客”之悲。他在《仙都山鹿》中感慨“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留题仙都观》中更有“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的悲叹;《望夫台》亦是这种情绪的一次集中表达：山头孤石远亭亭，江转船回石似屏。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谁能坐待山月出，照见寒影高伶俜。有情之人生苦于太短，化作无情之石像才得以与江水长存。而化作石像，得以永存之后，日日看到的却又是“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数千年如一日的味道便在此一句中了。这其中百转千回的矛盾心理正是苏轼对有限之人生和无穷之宇宙思考的困惑。

然而，在这种生命的困惑之中，苏轼的仁者情怀仍然更多地让他对人生生发出同情和赞美。绵延不断的水流，让苏轼想到昼夜不息的时间流。以时间流和水流的绵延不绝写出已化作石像的女子守望的永恒。以彼之动，写此之静。以自然万物之永恒的流动、生生不息来衬托人性、意志和情感的恒常不变。他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道家“物化”的思想在这其中若隐若现。苏轼作品的大气，很大一方面便来源于此，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脱去言辞上的浮夸，纯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这无疑是悲壮的。因此，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悲壮美。《南行集》中苏轼诗歌与其后期诗歌相比，虽然算不上优秀，但是这种艺术个性已然初见端倪。《郭纶》一诗写英雄迟暮，“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落魄英雄郭纶与望夫台的石像，都给人以永恒的守望之感。因此，郭纶之人也无异于不朽的石像了。然而这种不朽中，又总有一种生命与自然相抗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悲凉。

三、苏轼哲学思考与江水意象的双向推动

诗人描绘了江山，江山塑造了诗人。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得以和长江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苏轼毫不吝啬地用数十首诗文描绘了数月之间，旅途所见的山川风物与自己的所思所感，而长江一带壮阔的景物也给了苏轼不尽的灵感。一个人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的道理，一个文人的文学初创期对其一生的文风也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很难说，苏轼早年若是没有这次长江之上的数月旅行，日后面对浩浩江水，是否也会产生那么多想象，是否也能为我们呈现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千古佳作。长江的水遇不到苏轼，或多或少都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减色几分;苏轼没有长江水所带给他的想象和灵气，也不会完全如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苏轼。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和江水之间，实现了一种双向的推进。

（一）苏轼人生的重要课题

《南行集》的创作本身便是“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并非刻意为之。而在此途中，苏轼对江水这一意象的完整塑造更不是有意的。苏轼所赋予江水意象的所有内涵都在自然而然间完成，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嘉祐四年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仍然处于练笔和起步的阶段，《南行集》中的苏轼作品甚至都很难与这一时期的苏洵作品相比。但是这次旅途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主要表现在此时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中。长江的自然风光与苏轼的个性品质，在这一时期极好地融合、交流、碰撞，就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在年轻的诗人心中萌芽，最终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课题。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的悖论困惑了苏轼几十年。古往今来不乏文人墨客感慨人生苦短，天地无穷，却鲜有人如苏轼一般，用毕生的思考来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并去践行这种人生观。黄州是苏轼凤凰涅槃的地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让他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蜕变。而这个困惑了他几十年的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最终解决——苏轼用《赤壁赋》完美地回答了自己。《赤壁赋》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原因之一便是，它标志着苏轼的这一哲学思考有了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轼日后的处世态度。

（二）独特的美学特质

悲壮美的气质。“自然”在苏轼的诗歌中是伟大的，因为它永恒。人的生命亦是伟大的，因为人有情。苏轼在有限之生命与无限之自然的悖论中，构建起有情之人生与永恒之宇宙相反相成的双重美感。然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穷之自然，这注定是悲壮的。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为苏轼贴上乐观、旷达的标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发展变化的。苏轼早年对于“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思考，始终带有一层掩盖不住的伤感。而这种伤感，随着苏轼对这一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困惑而逐渐演变成悲壮，直到随着《赤壁赋》的完成，他才终于获得解脱，得以坦然、旷达地面对这一问题。水气氤氲的浪漫。如前所述，《南行前集》在三苏由眉山进京沿长江舟行时期创作而成，因此，江水是《南行前集》绕不开的话题。苏轼面对浩浩江水所生发出的无尽思考，让整个《南行集》带有了一种湿漉漉的水气，一种高远的意境和纷飞的浪漫。唐宋诗不是时代概念，而是两种美学范式。苏轼是宋诗的典范，而他这一浪漫的格调又让他突破宋诗、超越宋诗，而向唐诗靠拢。

形而上的超越。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而心境之“静”的表象下涌动的又是人不同于自然的“情”。情如暗流在静的表象下流动。苏诗中含有很多哲学的思辨，或许这种思辨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不能否认的。而苏轼的思考中又有一种道家的超然物外之感，我们可以在苏轼的诗歌中找到仙风道骨的意味，被赋予了哲学意味的江水意象，在苏轼的诗歌中便具有了形而上的高度。施议对先生在《新宋四家词说》中对比苏轼和辛弃疾时说：“苏轼思考的问题是在哲学层面上，辛弃疾思考的问题是在利害得失上”，“苏轼思想超越古今。既能使之大，又能使之高，高到天上”，苏轼是“神仙中的人”。施议对先生是就苏轼的词来论述这一问题，同样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苏轼的诗歌。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苏轼的大气，无需像李白、杜甫一样选取一个“制高点”，“站在空中俯瞰山河大地”，哪怕暮色遮住视线，只是静静地站在江边，他都能用永不停歇的思考，给人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大宇宙。苏轼站在地上，都可以给人以飞翔的感觉，苏轼作品正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之感，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后期培训活动，包括音乐专业素质的培训、思想道德的培训、音乐教育中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方面的培训等等，由此使其深化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的认识，并掌握科学、有效的德育方法，由此顺利地实现高校音乐教育活动的德育效果。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活动顺利实现思想道德教化功能的又一项重要保障。

（三）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音乐教师一方面要制定出系统而严格的考核措施，提升学生对于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些既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德育观念，又符合学生音乐审美特征与审美心理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展开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音乐学习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音乐教育中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与感染，最终逐渐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俗。”人们在很早便已意识到音乐艺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由此进行相关的音乐创作、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活动。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针对高校学生现状，制定出系统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加强对高校音乐教学活动的指导，由此发挥其应有的德育价值。

建议看看诗经,因为上面的爱情诗有很多种,我也写国类似的小论文,把那些诗总结起来,比较一下,一定会有启示的哦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内容摘要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1 . 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 . 李因笃、陈祚明等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3 . 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4 .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5 . 金伟源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我认为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男权意识和封建的性道德对女性的压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