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性善论是他的政治思想仁政的理论根据,它反映了一定阶级的阶级意向。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孟子的人性论,它又标志着中国探讨人类本质达到一定阶段。在人类认识论上,它的消极影响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用虚假的“仁君”观来欺瞒人民群众,成为一条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使人民甘于忍受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其中,孟子在《公孙丑上》提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把“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人类先天就有的道德心,并认为,“仁”、 “义”、 “礼”、“智”就是从四心中发出的。因此,四心就成为四德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孟子突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能动性。但是,把四心看成是人先天就有的道德之端、道德之本,就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了实际上,四心应该是人借助于后天的实践才逐渐形成的。然而“四端”之说是孟子人性论的基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孟子的人性论也起到一起的积极作用。它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人类本质的理论。推动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孟子在性善论基础上提出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起到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思想家的民本主张无不受孟子民本思想的渗透与影响。明清之际及其后,鉴于前朝君主专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许多思想家都试图在孟子的思想中寻找有效的治国武器。例如,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及“以天下万民为事”。(《原臣》)又如,康有为认为:“国之所立,以为民也”。(《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谭嗣同说:“君末也,民本也”(《仁学》)等等。但孟子的民本思想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孟子民本思想中,并没有赋予人民相应的政治权利。孟子虽然主张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但是人民并非政治权利的主体,君主的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君主的权力也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反而仍坚持“君权神授”的观点。来源：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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