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公文综述研究论文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这漫长时期中的金文，如西周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周宣王诰戒和褒赏臣下毛公碚事。1975年在陕西歧山还发现了西周后期的四件金文器，有一件铸有两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朕”(音镇)、“匜”(音仪)，记载下了西周的司法公文。四、简册公文，简牍指竹、木片，集一束简牍用麻绳、丝绳或牛皮筋联串起来叫“简编成册”，可以记载较多的信息。孔子读《易经》曾“韦编三绝”，以及近年来发掘的《云梦秦简》等，均说明从春秋至秦汉都曾用简册以记载大量文字信息，在纸张未普遍流行前，简册是公文记述传递的一种主要形式。五、缣帛公文，即丝织品公文，春秋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更大量使用，这时的公文已经是用笔书写，并能舒卷，保存及传递都较方便，逐步取代了简册，据《文献通考》记，东汉末董卓破洛阳，曾放纵部下大肆抢掠宫中缣帛公文档案，作成帷帐包囊使用，可见其数量之丰。六、石刻公文，已知最早的石鼓文，据郭沫若考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人称“文王之鼓”，分列在十个鼓形石墩上，举世闻名。秦始皇很喜欢到处“立石刻，颂秦德”。朱元璋也把一些制度、规定刻于石上。石刻比较笨重，不利传递，但保存较久，多用于“周知性”公文，后逐步向墓碑方面发展了。七、纸质公文，据考古发掘，我国在西汉末已能造纸，新疆及西安灞桥均曾发掘出汉纸，但当时还不普遍，及东晋末太尉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公文就都用纸书写了。纸质公文的出现，是一大进步，纸既方便、低廉，又可写较长文章，还产生了公文的折叠、卷轴、骑缝、修改等制度。到印刷术普及后，就更加显示了它的优点，从而延传至今。八、未来公文，包括图片、录音带、录像带，以及使用电脑计算、记载、书写、传递、保存的公文，这个时代正在到来，将会带来公文制度的重大变革。但今天还难以总结，故统称之为未来公文。 古代公文数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无从统计，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篇帙达千卷之多。上自肖梁，下迄晚唐五代，选了2200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除诗赋外，公文为主要部分，选入了不少制诰、策问、判、表、牍、状、疏、露布（即布告）、移文、启、檄、议颂、铭、箴等公文或公务应用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到六朝止，共统计了三千四百九十七个作家写的七百四十六卷文章，其中约二分之一以上是应用文；应用文不全等于公文，但大部分是公文或接近公文的“准公文”。到了明清以来，由于时代较近，典籍保存较多，各种中枢及地方档案汗牛充栋，许多档案存放库中，几乎没有人翻阅过，可见古代公文卷帙浩繁，远超过文学作品若干倍。 古代公文的种类、文体，由于历朝体制不同，变化频繁，难以简要地准确概述。大体上周王朝时国家机关较前强化，典章制度也较完备，出现了“典”、“漠”、“誓”、“命”、“训”、“诰”等下行文。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反映时代变革与各国兼并斗争的一些新文种，如“檄移”、“盟书”等。秦汉时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巩固，对公文名称、种类、用途、体式、行文手续均有严格规定，下行文主要有“制书”、“诏书”、“策书”、“戒书”等；上行文主要有“章”、“表”、“奏”、“议”等。刘勰《文心雕龙》称“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实际上“章”多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公式化文章，“表”与“奏”的用途极广，“下言于上曰表”，凡臣下向皇帝陈述事情，诸如论陈、劝请、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讼理、弹劾，几乎都可用。“表”与“奏”实际用途难以区分。“议”则是规划政治，陈述不同意见时用，逐渐向政论文的方向发展。 此后历代还有“启”、“笺”、“牒”、“符”、“贴”、“咨”、“呈”等等上行文，反映了地方机构日益庞大，上行文的应用频率大大超过了下行文。至于专用的财经文书，从战国时期的“木券”到明代的“赋役黄册”，清代的“会计册”，以及专用的政法、军事、外交公文，品种越来越多。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开始承认了电报文书。农民起义政权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义和团的“传单”等，也属于古代公文中的特殊分支。 公文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文学作品，优秀的公文名篇，诸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晋李密的《陈情表》、唐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固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卓越的艺术特色。但它们毕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出的实用时文。从公文角度去检验这些文章的优劣，主要应根据它们所达到的最后实践效果，而不仅在于主题意义是否正确，谋篇布局是否谨严，辞章文采是否华丽。一篇公文“文”与“道”再好，却不能实现它的政治目的，达到一定的公文意图，像胡诠《戊午上高宗封事》或岳飞《南京上高宗书》那样落得悲剧的下场，恐怕是不足为秘书写公文时效法的。当然，历史情况是复杂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事论文，一篇公文的正反作用都还决定于若干社会政治因素，文章价值不能完全看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也不必把一纸公文的作用估计过高。所谓“一言兴邦”或“半部论语治天下”，正与一部电影可以卖国，几篇杂文可以复辟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无稽之谈。这里主要是借以说明，研究公文首先要从公文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罢了。刘勰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过：“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篡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实际上已选入了大量公文，也论及了公文的写作要求，然而他却说公文乃“艺文之末途，政事之首要”，不大愿意从政治角度去研究公文，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公文学乃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入口，正如马克思讲过的，实际上也是“地狱的入口”，岂止“末途”，实为“险途”，你去赞扬魏征的谏疏，势必要剥掉一点唐太宗的灵光圈，尽管还是肯定了唐太宗，却是朱元璋以至雍正、康熙皇帝都不大喜欢的，又哪有研究几篇小品飘洒自如，悠悠自在。 至于公文写作，既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有其自身的特定写作要求和理论体系。首先，公文是公对公的官文书，它与其他文体不同，不是作家个人自由创作的产物。即便某些公文署了作者个人的姓名，或体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然而它仍然是官文书，它首先是下级对上级的上行文，它谈论的是国家公事，诸葛亮不能超越自己的地位身份与职责权限去写《出师表》，也不能违背蜀汉的基本政治纲领去乱提建议、发表政治主张，否则哪怕是诸葛亮，也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与一般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大不相同的。其次，公文的实质是一种工具，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目的而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手段。公文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尽相同。下行文主要是靠发文机关的权力，因而常带有强制性。即所谓令出如山，令行禁止。汉武帝颁发《求茂材异等诏》，你下级赞不赞成都得执行，充其量阳奉阴违，而不能公开反对。但也不能单纯以势压人，搞瞎指挥，那并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所以，也有一套写作学问。古代的上行文则由于所企图施加影响的客体对象是上级，甚至是封建暴君或昏君，这就复杂难写得多，魏征如何进谏于唐太宗，林则徐如何说服道光皇帝下决心禁烟，以及李斯如何谏逐客，李密如何辞官不就，写法是各自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学问。而这些学问，主要地并不在于写作技巧，而属于一种"文外"的功夫。这种文外功夫，大致包括形势分析、对象心理分析、利害策略分析与文章内容的可行性分析等四个方面，说到底就是要紧紧围绕行文的目的意图，讲究政策性和有针对性，使之"可行"，才有利于达到目的。在这里，政策性与针对性是比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公文与其他文体大不相同之点。第三，前已述及，检验公文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主要应看它的实践效果。亦即它是否达到了制订、起草时的创作意图，对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而且这种效果的时效性很强，凡是短期内达不到目的意图，不起作用的公文，应当认为是失败之作，这也是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当然，"实际效果"不是简单地指公文所提出的政策措施都能实现，如骆宾王不管怎样写檄文，也不可能*武则天，但它的檄文能煽动民心并使武则天看后震动，也属于达到了檄文的效果。)同样，"短期"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要完全等同于“立竿见影”。相对而言，其他文章的目的性不一定很明确具体，时效性不一定很强。《红楼梦》可以在若千年后引起重视，而且有的把它当成***，有的研究它的佛学、服装、月饼，而公文则不能写得这样模糊、含蓄，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时机一错过，就只能进档案库变成“文物”了。 如上所述，政策策略性、针对可行性、时效性这三性再加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或统称为“五性”。构成了公文写作学的主要内容。怎样才能写好公文(当然，这不是指一般事务性短小公文)，就必须把这五个方面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明确了上述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下面仅就四点作一简述。 第一，公文的政策性与针对性 古代优秀公文，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从而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我们试以林则徐《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分析。在这篇的奏稿中，林则徐是怎样向道光皇帝陈述自己禁烟的视点主张的呢?他着重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奏稿的核心部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话，点出了清王朝如再不禁烟，将会出现的“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两大问题，而这两点恰好是涉及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正由于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不能不多次召见，反复权衡，最后下了“禁烟”的决心。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对鸦片战争前夕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朝廷内部禁烟与弛禁两派政略的反复探讨，对鸦片危害的充分调查研究与对道光皇帝心理的深入剖析。这样的几句话，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又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的角度去讲的，策略思想水平也是很高的。不妨设想，林则徐如果只从道义上、理沦上去阐述鸦片之危害，或仅从人民群众受烟毒摧残的角度去提出倡议，哪怕存屈原贾谊之才，文童写得再好，也只能落得屈贾遭遇，不见得有这几句话顶事。这种公文的构思与写法，在现代公文中其实是常用的。我们说:如不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巩固，而且还可能倒退……；如不制止不正之风，就可能……等等，不都是同一思路、写法吗。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文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着改革、变法和朝代更替，产生了大量的文书史料。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在祭祖活动和政务活动中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来看，甲骨文书乃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书之一。尔后，在经历了从先秦到两汉留下的居延汉简，从南北朝到隋唐留下的敦煌遗书，从宋元明到清代的大内文书档案等等，无一不充分展示了我国文书事业洪纤巨细，绵直不断的悠久历史。可以说文书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发展促进了文书事业，而文书作为服务于历代统治集团的特设机构，担负着发布政令和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租税、户籍、司法等任务外，特别是它担负各个时期的兴衰记录，其褒贬记载的史料又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国远在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代就已有文字，至殷商时期文字已逐渐成熟。文字产生后最早主要是用来记载大事、保留经验、发号施令的，也可以说是文书的萌芽。在古代社会，人们要生存，就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人们对天文、气象、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水利知识、以及岁时丰欠等，是极为关注，渴望了解的，为了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人们把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加以记录，就形成了最早的一些关于农业、水利、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记事材料。很显然，文书作为人类文明因素中最抽象、最理智的代表，它是文明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书记载的知识和内容，不但为人类积存了大技的信息资源和文化遗产，而且不断向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和自然，从而获得发展的丰富经验，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保存观念与积累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安藤证人所说的：“文明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文明社会，就在于人们能将这些信息在其原始的信息作用完之后，作为‘人类记忆’的源泉保存起来，为新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反复发挥作用”。人类社会最初的文书史料（如甲骨文书），正是在这种怎识指导下产生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3世纪的殷代王室就有了专门的文书机构和保存文史资料的地方。到了周朝，随着国家机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较为完备的文书体制和文书史料保管机构――天府。当时朝廷法令规定，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类，以及官府州县的重要薄籍文书史料都由天府负责接收和谨藏，并被视同国家至宝，随王朝都城的迁徒而搬迁。我国道家学派的哲学始祖老子，就曾是周王朝掌管天府的守藏吏，即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化大圣人孔子，曾亲赴周国向老子借阅文书档案，同时他还利用保藏在鲁、齐、宋、相等故国的文书史料，整理、删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后世所称颂为“六经”的宏篇巨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试大我 文书发展史表明，它始终处于不断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变化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秘书工作的变化发展，总是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文书事业的发展水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国文化有几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一次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发展最灿烂辉煌的一页。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大多与文书典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由于社会变革，原存藏在周王朝中的文书典籍。一部分流散于诸侯国，但大部分已流散于民间，著书立说，开创学派的“士”族阶层更加积极从事文史典籍的收集、整理、编研工作。“史”拥有文史，文史促进写作，于是私人收藏、保管文书典籍的各种机构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分别设置了文书机构和禁室一类的文史馆库，收藏各类文书典籍。东周王室和鲁、楚、宋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文书机构完备，保存的文史典籍也最多，这从老子为周王朝守藏室之吏以及孔子广泛利用鲁、宋等国的文史典籍进而从事商、周文化的整理编研工作可以窥见一斑。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古代文书事业的发展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也为文秘人员秉笔直书、善恶不隐的“史权”思想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其动因首先是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然而史学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史学一经兴起，就与文书有着密切关连。“中国古代历朝正史基本上取材于文书档案及其二次加工文献如起居注、实录等，历代会要及‘十通’更是取材于文书档案，有些甚至就是文书档案汇集”。由于史学与文学史料的密切关系，中国历代王朝每一次历史著作的编纂，大部头丛书、类书的汇辑，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诗文集的出版，都会导致对文书史料利用的增加，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秘机构的不断健全和发展。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二十四史”中的《晋史》、《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都成书于唐代。这一时期修撰的本朝史书也是相当丰富的，如各皇帝的实录，以纪传体编写的《唐书》和《国史》，以编年体撰写的《唐历》与《唐春秋》等。为从事历史著作的纂修，唐朝的文秘人员在诏书、诏令的起草和文书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研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据史料记载，为了切实作好文秘工作，唐王朝对文书工作做了若干法律规定，明令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必须将制定政策、机构设置、社会经济、治安司法、藩国朝贡、天文历法、自然灾害等文书材料摘要上送中央存档。与此同时，朝廷还设置了“掌固”、“典书”等文书职官，专门负责文书史料的整理、编次和抄录。从而使唐代的文书工作成就达到了极盛。文书工作的发展既是当时文秘人员敬业勤奋的成果，也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密切相联的。 历代王朝都利用文书典籍进行广泛的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早在周代，官学兴起，收藏大量文书典籍的秘书机构太史寮，即为当时的学府。统治阶级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文书典籍，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学习文化知识和治国统治经验，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代表了我国早期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西汉高祖刘邦为收藏秦代的文书典籍，下令修建“石渠阁”；东汉时期又专门设立了收藏保管中央现行文书资料的“东观”，这些均是群儒议定五经、校勘书籍和从事著述的处所。唐代的秘书省既是皇家集中收藏中央文书典籍的史学家孔颖达、欧阳询、李淳风、刘知几等常出入其中。明清时期的大本堂、后湖黄册库、古今通集库、皇史宬、内阁大库都是举世瞩目的王朝文书机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记，则具载百余年诏令陈奏事宜”，在这里，清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修和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则例》、《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大清统一志》等大书，而且还编纂了其它各种书籍300余种。这些书籍的编纂，大部分是以文书典籍为直接素材，特别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一军事行动始末所形成的文书材料为依据。乾隆一朝所修辑的方略书就达十一种之多。清朝大量我和出版史学著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方面反映了朝廷对史学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皇家文书之丰富与研究水平之高。 在我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文书典籍流散民间及寺观并被收藏，则成为社会文化产品积累、保藏、整理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系统。同官方一样，他们既收藏典籍，又从事整理、著述、出版事业，担负着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及文书典籍的保管几种责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仅以寺观中收藏的文书典籍为例，佛藏中那些天文、数学、建筑、雕塑、绘画和医药等翻译作品的传人，促进了中国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在语言文学方面，佛教中的声明学及其华严字母，对中国声韵学的产生发挥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正是佛学传播中的“转读”、“焚呗”，使得佶屈聱牙的佛经转化为朗朗上口的中国通俗唱本。对此，甚至连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和梁漱溟等仍精心研习，至于道观中道教文书收藏，其中又在医学、化学、药物和地理等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精神宝库。正是在寺观文书收藏的基础上，中国博大精深的佛道思想，还对邻近的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以及欧美等国有相当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古代文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灿烂辉煌的古代文书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而且通过文书典籍,文史书刊及其网络、媒体等的传播和利用，实现了文书的交流、继承和创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