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艺术地批评学生论文文献

正确的评价学生就需要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也需要全面和综合，而不能单一的从某个角度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序言》中亦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后来，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认为《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我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室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所以，我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罗常培先生正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对我说，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我的文章同时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我的意见很大。”因为该篇文章，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学与西学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其)。1935年他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来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令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建国后，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事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在《关于卜辞的处理》一节，郭先生讲到：“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的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而我们根据它，……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学术界所遵循，并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何先生不久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问题，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但至少可以说明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评价：一、学术论文的选题学术论文的选题，是所决定研究的第一步，是研究的开始，直接影响所研究课题的价值，论文的优劣。因此，应该看“关于分拆提高公司价值”这一题目是否具有时代感。另外，题目太大等都会直接影响论文的优劣。二、学术论文的研究水平学术论文的研究水平可以从一下五个方面来说明。1、学术论文研究水平的独创性。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论文作者创造性智力劳动的成果。论文应该或者在观点上，或者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造。看文章的学术核心有没有属于自主研究成果的说明。独创性是评价学术作品的重要的道德性尺度，是有关学术论文优劣的生命线，研究应该具有同类研究中的独创性，作者应该是该成果的主要或至少是一般参加者。2、学术论文研究水平论证的严密性。任何学术观点都是建立在严格的论证基础上的，总的说来，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过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所以，学术论文研究论证是否严谨也直接影响到学术论文的优劣。3、学术论文研究水平语言的规范性。学术论文的语言特征应该是句式严格，行文规范、术语准确，详略得当。特别是术语和详略问题。作为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其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严格的界定，反映在术语上应有其十分严格的意义界定。4、学术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定位是否相符。每一学术论文都有其严格的学术方向，即使属于同一学术方向的论文，它们的倚重点也不一定相同，但一般也有所倚重，这些都是评价一篇学术论文优劣的标准。5、新颖性和创新性是科技论文学术水平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些文章洋洋洒洒地介绍其“成果”，但对该研究领域他人已有成果、水平、本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和独到之处丝毫不提，造成“无对照”的致命缺憾。这种新颖性和创新性可以表达在“前言”部分、“结果与分析”与“参考文献”部分，而且尽可能表达为翔实的数量化指标。三、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可以是审核评价研究成果大小的标准之一，他可以便于检验研究同等性质的问题。如果说研究方法模糊不清，说明很含糊，就可能引起他人对你提出材料的质疑，最终影响评价论文的优劣。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研究方法要采用哪种或哪几种方法来研究目标对象2、通过采用的方法带来的信息、资料进行汇总、经验总结、分析，进行理论学习3、如何安排具体研究的程序等这样些问题也影响论文的优劣。四、学术论文的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对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判断其学术演进动向和趋势，带有很大重要性。统计方法可以反映学术论文结论准确性，更加准确、全面反映了本篇学术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五、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基金支持项目的标注以及属于获奖研究项目的标注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基金支持项目的标注以及属于获奖研究项目的标注对学术论文的优劣也有及其重要的影响。1、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科学研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事业，每一项研究都要参照大量前人的成果，因此，将文中引用的重要前人成果以参考文献的形式标注清楚，既是一个人科学素质的表现，也可避免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如果引文中有该刊以往发表过的文章，则更不应遗漏，因为评价一个刊物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就是指该刊物在统计当年的前面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学术期刊引用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文章总数之比。这里说的“学术期刊”既包含其它刊物也包含该刊物，目前，有人建议将本刊引用的数量扣减出去，或单列一个“自引率”，但权威科技刊物统计分析机构迄今并未执行。常见有的作者对参考文献草率处理，甚至标以“参考文献略”，这在任何刊物处理时，都会使文章大失其分。2、基金支持项目的标注。属于科研基金支持项目研究的文章，可以显示该研究方向的“含金量”和加大评价该文章的“砝码”，因为国际统计源检索机构和国内科技期刊统计分析机构均将这一类做单独的统计，并以“基金支持研究论文比率”指标，一并列入刊物评比大表。因此不应遗漏，当然，这里指的是省、部级以上立项的科研项目，同时应给出项目登记编号。这是参评进入优秀学术论文的重要指标。六、最后还可以谈谈你自己通过文章学到了什么。

教育应该是一门艺术论文

论文摘要： 教育的对象是“人”。所以教育应讲究艺术。教育艺术包括非语言艺术和语言艺术。非语言艺术就要求教育者在行动上以身作则，让学生学习效法；语言艺术就是要求教师对自己的教育语言优化组合，使其感动学生之心，进而落实于行；还有对学生的批评更要讲究艺术，要动之以情晓之于理。

论文关键词： 教育艺术

我们都知道，“技术”作用的对象是“物”，而“艺术”，作用的对象是“人”。

我们教育作用的对象是“人”，尤其是我们的初中教育作用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少年，他们思想活跃，行为好动，朝气蓬勃，可塑性极强，是生龙活虎的“人”，处在长身体，形成世界观的时代。所以，我们初中教育更应该是一门艺术，不能把他看成是一门技术，更不能把它看做是我们吃饭谋生的手段。因此，我们的工作应该用艺术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让我们的工作充满艺术的气息，让我们的生活涂满艺术的色彩；让我们初中学生充分体会到工作艺术的魅力，从而让他们本身也逐渐具有艺术的魅力。

初中“教育”这门“艺术”包括着“非语言”艺术和“语言”的艺术。

电影艺术的初期的无声以及当今的“哑剧”，就属于“非语言”艺术。正是因为演员们的动作、表情、装扮等手段，观众不但能设想到角色的作为表面形式的语言，而且能透视到角色深层次的内心精神世界，进而会更广泛地联想到社会生活，更深刻地观照到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这便是“非语言”艺术手段所产生的力量。

我认为，教育者的“身教”就是“非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大教育”的观点之言，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以及当今的英雄模范，能让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们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社会效应，其重要原因正是在于这些仁人志士和英雄模范自身具有崇高而巨大的感召，内心的思想魅力。

对于学生来说，教师也同样应该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格魅力。

从至圣孔子到“五四”时期教育改革的先驱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叶圣陶等老前辈，再到当今教师当中的佼佼者如于漪、魏书生、钱梦龙等我们引以为荣的同志，在我辈情感和理性的心中光耀如日月，矗立如丰碑；望其项背，惊赞、敬仰之情沛然乎心中。这便是他们从言到行、从表到里演化成的对我们所产生的一种撼动心的艺术力量。

我们教师的仪表言谈，举止行为，气质学识、人品修养、兴趣习惯、为人处世等等，这都应该属于“非语言”教育，都应让学生觉得我们这诸多方面都蕴含着艺术的感化力，对学生将产生思想迁移，人格呼唤、价值衡量、信仰指南，甚至终极人生观的构建，一生从事职业的选择以及日后事业的成功的艺术的感召和催化作用，从而在学生心灵的层面上乃至生活行为上整合成“导之以德”“导之以行”的艺术话了的近距离的“高标”。古人说“以生教者从”，就是这个道理。

除“非语言”艺术“身教”外，属于“语言”艺术的“言教”在教育活动中亦占极大的比重；因此，我们的教育教学的语言也要富有艺术色彩。因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更兼“言之无文，行儿不远”。我们教师的.“言教”，如果是千篇一律的内容、平淡无味的话语，不求抑扬的语调，那就恰似床头中标的“滴答”，则只能麻木学生的听觉，催学生恹恹欲睡；而那些生动、优美、亦庄亦谑的语言会让学生影响深刻、记忆犹新，甚至终生难忘，“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再者，无论是教育语言还是教学语言，本身就应该是一篇抑或是一段文章，或记叙，或抒情，或说明，或描写。既然是文章，就应该有文学艺术的色彩。所以，我们相在运用“语言”进行教育教学时，就应该对“语言”进行文学艺术加工。这不仅能使运用“语言”进行教育教学的效果良好，而且有益于培养学生善于说话的能力——这是未来人才的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再谈谈属于另外一种“言教”方式、内容的“批评”。“批评”，且不要说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通则理达”需要有艺术，就是“批评”学生时要运用正确手段、方法，促使学生取长补短以修于己，见贤思齐以显于行；“评”，从“言”，从“平”，即时说老师“批评”学生之“言语”要公平，态度要和平，心平而气静，让学生在聆听“批评”之“言语”时，如沐春风，如润细雨，含蓄委婉可铭心，寓趣寓理跟更启智。这样，使师生双方互动的教育“场”成为温馨的精神家园，师生双方的胸襟均呈净明的狂光宇空。因为批评的方法得当，语言含情，态度和蔼；于是心灵沟通，感情交融，消除了内化的过程中的心灵障碍，批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理想的目的。

反之，如果批评不讲究艺术，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师生关系紧张，我们的教育教学也一定会会失败。这样的“批评”绝不可取。

郭沫若先生曾说：“我所说的生活艺术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时常体验着这精神！……要把我们这个自己做成一个艺术！……倘若他们的生活都具有艺术的真精神……那么这个世界便成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了。”（《郭沫若谈创作》p15上海文艺出版1980年版）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应当追求这样的“理想世界”。

我们的“教育”实质上是一项工程，是人类构建整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厦中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在完成这一工程时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生产者——我们教师——都应该艺术化。于是，我们的学生幸运，我们的教育兴旺，我们的国家也一定会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郭沫若谈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刘勰周正普.文心雕龙情采.中华书局出版.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