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分等定级研究学生论文

农户行为影响粮食生产的论文

1农户行为理论

针对我国农地经营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国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我国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且土地细碎化严重，农户的生产很难如舒尔茨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以市场为导向，同时我国当前农产品商品化率2006年已达到65．6%，也并不完全符合恰亚诺夫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学者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观点。如高帆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技术进步使农户具有一种“过渡”性质，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满足自身需要向利润追求演变，但仍有显著的“半自给，半交易”特征。孔祥斌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农户种粮的机会成本不断升高，农户的目标和土地利用方式也会随之发生三个阶段的变化，分别为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佳化、利润最大化阶段，随发展阶段的提高，农户会更少追求粮食产量，更多追求经济收益。江永红等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农户行为的不同目标视为制度、市场化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发展阶段农户不同突出需求的产物。“过渡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些学者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李翠珍等发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粮食生产可以分为1978－1990、1991－1998、1999－2005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最大，投入品持续增加，粮食单产逐渐提高，第二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所下降，粮食单产达到最高并保持稳定，第三阶段农户更加重视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与单产均大幅下降。同时，学者发现尽管直接经济收益非常低，但是农户仍然重视粮食生产的原因在于种粮还有着某些间接受益，如对家庭基本生存的保障、较低的风险、以及粮食产品可以成为如畜牧业等其它较高收益生产的投入品。某些农户会优先种植作为主要口粮的粮食作物，之后再选择其它作物。

2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影响

2．1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

在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中，耕地质量评价指标由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别三者组成，当前的研究者也普遍认同耕地质量是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的综合体，由土壤质量、地形坡度等自然因素与对耕地投入、管理水平、区位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构成。农户行为同时对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产生影响。学者对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的研究基本围绕耕地利用质量与耕地综合质量和粮食生产的关系上。例如徐梓津等根据贵州省关岭县的调查数据，提出了在确定耕地自然质量的基础上加入农户投入行为指标的耕地综合质量评价方法。张贞等提出了类似的加入农户投入行为的耕地质量修正方法，并且将农户收益看做耕地综合质量货币化的表现，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测算了不同农户投入行为对耕地产出的影响程度。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对东北地区耕地质量评价的研究中加入了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考量，将机械化程度、亩均化肥施用量、地膜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等农户技术选择、要素投入等行为作为耕地利用质量评价指标，并利用GIS软件计算了耕地利用质量、自然质量与粮食单产的相关系数。总体而言，目前的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相关研究数量较少，角度较为单一，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应耕地综合质量的耕地产出，或以耕地自然质量变化为归依，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的本质的认识比较含混。

2．2农户行为对耕地自然质量影响

在与农户行为相关的耕地质量问题中，现有研究普遍将土壤质量作为耕地自然质量的标准，研究表明土壤质量受农户土地利用方式、技术选择、化肥、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多种因素影响，现阶段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农户不同经营行为的影响。综合性研究如杨景成等发现保护性耕作、提高复种指数、合理的轮作换茬、有机肥料和化肥的施用以及弃耕农田还林还草等保护性管理措施则能够显著地影响土壤有机质动态，提高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丁忠义等使用GIS空间分析对曲周县的研究对比了1980年与2002年的土壤调查数据，发现盐碱地治理、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农户土地改良活动使该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提高。土地利用方式方面，廖晓勇等对三峡库区万州地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大小、人为扰动影响、表土覆盖程度各有不同，从各种理化标准看，耕地质量从优到劣的排序为林地＞柑橘园＞旱地。侯鹏程等比较了江苏省吴江市稻田、林地、桑园、菜地、果园、旱地六种常见土地利用方式，发现稻田的土壤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利用方式。从培肥、耕作方式角度，学者们普遍认为长期投入有机肥、进行保护性耕作和秸秆还田有助于耕地质量的提高。如王鹏等在湖南省祁东县的研究认为，当地减少有机肥投入，增加化肥投入，导致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理化性状变差，土壤自然肥力降低。邓祥征等基于土地动态模拟系统，运用CENTURY模型对我国各主要农业生产区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变化进行了模拟与预测，研究表明实施秸秆还田与保护性耕作能够有效促进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增加。不过这种也有学者举出反例，如Campbell等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对土壤有机质的汇集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壤肥力的影响，肥力贫瘠情况下免耕并不总能提高土壤有机质水平。

3农户行为对粮食生产影响

关于农户的不同生产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肥料施用上。如宇万太等对海伦、沈阳、桃园三地的研究表明，农户施肥对作物产量形成的贡献率随气候热量增长由北向南逐渐由0．31提高至0．42。徐卫涛等利用我国31个省级地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当前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关系，提出应当依靠科学施肥、增加替代要素投入等方式减少化肥投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效益。李忠芳对我国典型农田21个长期肥料试验的分析表明，在长期不施肥条件下玉米和小麦年平均产量表现为下降趋势，仅施用化肥时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年产量同样呈、下降趋势，增施有机肥可提高作物产量。保护性耕作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黄国勤介绍了江西省稻田保护性耕作的12种常见模式及其效益。何进等根据1993－2000年在寿阳县和临汾市以及2002－2003年在定兴县的综合试验，发现采取深松与免耕耕作技术的试验地粮食产量均显著高于采取传统耕作技术的土地。刘立晶等对河北省的研究发现，当地保护性耕作使玉米和小麦产量提高分别达到11．8%和9．7%。

4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研究

当前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农户对各种内外因素的响应以及这些因素引起的农户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许多关于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问题的研究也涵盖于该问题之中。

4．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种粮收益的提高会提高农户种粮收入，激励农户进行更多的粮食生产，并保护用于生产的耕地。粮食价格水平是受到较多学者讨论的因素。如王竹芹等对2003－2009年26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则认为，粮价提高对于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罗峦认为，即使在粮食商品化率比较低的时期，预期粮食价格也是刺激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Rosegrant等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的动态供给反应函数，利用1969－1990年的国家数据，分别对总产出模型、播种面积模型和单位产出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印度尼西亚的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粮食价格对农户无法产生有效激励。陈飞等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预期价格因素对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要作物生产的影响，发现预期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并显著。张淑萍在河南省的调查发现，7成农户认为粮食价格不合理，8成农户认为种地不划算，表明当前粮食价格水平仍然偏低，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足以对农户产生有效激励。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廖洪乐等、丁忠义等。农业收入比例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谢蓉等通过对上海市郊本地与外来农户间的对比发现，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外来农户，有着较高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肖建英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研究表明，农业收入比例与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的意愿为正向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赵华甫等研究了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户，由于户均耕地面积小，更加以地块细碎化，当地农户农业收入比重很低，农户大多兼业，因此缺乏耕地保护意愿。陈美球等通过对江西省952个农户的农户调查也发现，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收入过低。在当前阶段，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职业、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农户兼业化趋势加剧，除了粮食价格，农民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与耕地质量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非农就业带来的首要影响是农民劳动力相对价格产生变化，农户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田玉军、李秀彬、辛良杰等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研究表明，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引起的农业劳动力机会上升的影响下，农户倾向于选择水稻、玉米、马铃薯等劳动力要素边际收益更高的作物，种植结构也趋向于向这几种作物集中，一些质量较差的土地则被撂荒退出了生产。李德洗利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河南省4200个农户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的农户都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小麦玉米的种植比重，但粮食亩均产量下降了。陈风波等发现，江汉平原地区农民的外出务工引起当地水稻种植制度由种植两季转为种植一季。钱文荣等还讨论了非农就业带来的汇款收入的影响。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的汇款收入同时产生了增加化肥农药投入的正面因素与减少劳动力投入的负面因素，但总体上仍会引起水稻产量下降。李谷成等的研究也认为在农户外务工成员汇款的增加会降低在家务农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4．2农地产权制度因素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是长期以来研究者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是刺激农户行为进而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根本因素。如谭淑豪等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如土地的频繁调整会降低了耕地产权的稳定性，将导致农户减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代之以不利于耕地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行为。石志恒等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也发现，更长的承包期限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则有正面影响。高明的农户调查中，三分之二的被访农户愿意对其承包土地作长期性投资，其余的农户不愿对承包地长期投入的主要原因是认为30年的承包期难以真正实现。马贤磊对江西省丘陵地区的农户调查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稳定性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投资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农户的风险厌恶倾向加大了农地产权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张振环等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1952－2008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显示出产权制度稳定性对耕地单产和质量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

4．3耕地质量因素

由于更高质量的耕地给农户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和更低的生产成本与风险，因此研究者也将耕地质量本身作为刺激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东北地区的研究表明，因为中高产田的预期收益较高、由于灾害发生严重减产的风险较低，农户投入意愿较高。张衍毓等根据对陕西省横山县的'调查提出，农户对不同质量的土地有着不同的行为响应，因为对于较高质量土地有着更高的收益预期，因此对质量相对较高的土地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有机肥、化肥以及劳动，这使得不同质量土地之间的质量差异越来越大。孔祥斌等对北京市大兴区1982年、2000和2006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同农户、不同地块利用投入的差异逐年增强，地块间肥力的空间差异性也显著提高。

4．4补贴政策因素

为实现粮食增收、耕地质量提高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农业补贴持续提高，许多学者认同通过补贴以及农业投资等方式引导农户。国外学者如Hellin和Schrader分析了瑞典农户秸秆还田的激励因素，提出了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补贴来促进秸秆还田、减少直接焚烧的设想。国内的刘明月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河南省宝丰县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显示，政策的补贴力度和对农户焚烧秸秆的处罚对农户是否采取秸秆还田有显著影响。高明认为提高种粮补贴额度是促进粮食生产的有力措施。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实效，如陈春生认为以政府为主体主导的粮食补贴与提高粮价本质上是短期性的，稳定粮食生产的重点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中培育出一个经营能力强、抗风险水平高的“主力农户”群体。张秀林等也不认同把提高收购价格作为促进生产的主要方式，而主张通过引入新技术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户自身竞争力。

5总结

保障粮食生产与改良耕地质量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两大问题，在我国以小农户为主，农户是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研究了不同类别的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也探讨了农户响应不同内外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当前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深化和拓展。第一，学者们对耕地利用质量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在对其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远不如对耕地自然质量标准的认同度之高，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耕地利用质量的概念;第二，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户决策时将农户视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理性人，但正如农户行为理论指出的，我国小农的行为处在“过渡状态”，其决策并非完全依据经济理性。因此，研究者可以尝试探索基于有限理性的农户行为影响。;第三，农户行为、耕地质量、粮食生产三者之间的影响相互交叉，而学者的研究往往仅针对其中两者，所以，对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农用地分等定级与评估成果可以直接反映土地复垦和整理的成本与收益，利用该成果可以在进行土地复垦和整理前对土地的复垦和整理进行经济评价，确定如何进行土地复垦和整理工作。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与评估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符合实际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法规得到逐步完善，从而使决策层在解决农村和农业的实际问题时，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更好地体现了公平、公正、合理原则。

1 农用地开发、复垦、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1）相关法律政策。尽管我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并不尽完善，操作性较差，漏洞较多。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比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落后近三十年，在执行过程中也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当然，法律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

（2）资金保障问题。土地的复垦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需资金因各地的情况不同而各异。以陕西省咸阳市为例，造一亩水浇地的成本一般为2400元（其中包括水利道路等配套设施），这部分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但面对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复垦土地的资金往往难以保证。另外，在造地过程中会出现一个资金缺口时期，即在用地单位的补偿资金还没有到位以前要求先造出同质量同数量的耕地，而这一资金缺口要由当地政府垫付，这对于地方财政来讲无疑是很重的负担。

（3）自然差异。土地复垦工作因自然差异性而具有地域性，以咸阳市为例：南部地区复垦的对象主要是滩涂和废旧的砖瓦厂；在中部地区复垦工作的对象为空心村、地坑院以及坡度小于25度的荒山地带；北部地区的复垦面积较大，一般为基窑、地坑院和荒山。由此也导致了复垦费用和农民复垦积极性方面的差异。

（4）产权问题。很多复垦土地由于原有土地产权的多样性而无法保证复垦投入者获得稳定的经营收益权。如滩涂、废旧的砖瓦厂、空心村、地坑院、基窑和荒山等，都可能由于原单位所有权问题而牵涉产权纠纷。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很难调动农民开发复垦土地的积极性。因此，需要法律在产权问题上加以明确，长期不使用的土地要及时收回产权并保证复垦者的实际产权，真正体现“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

2 农用地复垦和整理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复垦和耕地后备资源整理，其实质是将现状不满足耕作需要的土地进行某种处理，使之成为能够进行农业耕作的土地的过程。究其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一种投入和产出（收益）的关系。

复垦土地的收益为各年预期收益的折现值，只有土地预期收益的折现值大于复垦成本时，复垦项目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否则应当重新选择复垦项目。设复垦土地需要一次性投入资金C，在复垦的第二年开始投入生产，预计复垦土地在前五年的纯收益分别是R1、R2、R3、R4、R5，且逐年增加，从第六年开始获得稳定的收益R（该收益由定级定产成果反映），设土地还原利率为i，则从复垦土地可获得的总收益为：

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论文集[2]

当∏＞C时，该复垦项目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反之，当∏＜C时，复垦工程在经济上的净收益为负，这种情况下的复垦行为难以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3 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成果在土地复垦和整理中的应用

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是对农用土地的地貌条件、土壤条件、农田设施条件等方面进行分类总结，它可以起到反映土地复垦和整理的成本与收益等作用。

利用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可以明确土地复垦和整理所需的成本费用

《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占用农业用地必须先补后占，占补平衡，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实现耕地数量的稳定。因此从理论上讲复垦成本的高低与占用土地的产量级别有关，即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复垦土地的质量要求越高，投入的就越多，造地成本也就越高。由于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很大，《土地管理法》与《土地复垦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复垦后或者整理后的土地应该具备的具体条件，而只是给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复垦标准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确定”。这样利用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规定的条件对破坏土地或者未利用土地进行复垦和整理，就可以方便地确定进行复垦或者整理所需的工作量，结合当地的人工费、机械费用标准进行成本的测算。但在实践中以占用土地的等级和产量来确定复垦土地的目标质量和造地成本，操作性不是很强，因为复垦土地的等级和产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然力的作用过程逐渐变化，而且通常情况下新造复垦土地的产量在短期内与被占土地的产量是无法相比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基层土地管理部门往往实施的是造出与复垦当地普通质量的耕地相等的标准。但这样就可能在被占和复垦的土地中产生收益的差距，我们应当以收益作为最终的评价结果，就是说如果复垦后的土地等级较低，就应该增大复垦面积以达到收益相同的目标。

利用土地分等定级成果可以明确土地复垦和整理的直接产出（收益）

如前所述，一项经济行为之所以能够进行，其收益应当大于成本。但是对破坏后土地进行复垦和对未利用土地进行整理的投入往往大于土地在短期内的直接产出。对于复垦土地的成本大于预计收益折现值的情况，可以通过明确复垦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来鼓励和带动社会上其他有能力参与复垦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对于参与复垦的人员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将政策性的复垦计划和社会中其他复垦参与者的复垦行为结合起来，做到占用者支付一部分、未来的复垦土地经营者和受益者支付一部分。当这两部分资金总和仍不足以满足复垦要求时，这个资金缺口就需要由地方财政进行补贴。当然，如果此缺口过大，那么该土地就属于目前不适合复垦或整理的土地。

利用土地分等定级成果可以预先测定此缺口的大小。设预计需复垦一块S亩的土地，造地成本为C，而占地单位为此支付的耕地复垦费用为C1，预计这块地的产出净收益折现值为V，经营者要求的利润率为i，则当C1+V÷（1+i）＜C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动用其他的资金来源以保证复垦计划的顺利实施。

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在复垦和整理的法律规定中的应用

依据目前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在复垦中，“占一补一”的政策过于死板，复垦土地必须“大小质量都相同”，此项政策如何操作是个问题，绝对的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块土地，大小相同都不容易做到，质量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一条的可操作性较差。建议将“占一补一，占补平衡”解释为：用土地评级后的土地级别做比较，计算平均差价，实行“多退少补”的政策，或以“用面积换质量”的方法进行操作。

成果在土地复垦和整理中的应用举例———以陕西省咸阳市农用地复垦和理方案为例

制定方案的依据

土地分等定级成果；《耕地复垦规定》；咸阳市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案例。

确定标准的具体方法

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论文集[2]

复垦土地收益损失补偿=（平均复垦土地产量×粮食单价-投入的成本）×5……（补偿年限为五年的情况）

咸阳市三原县某村将某块农用地共2亩转作建设用地，而根据分等定级成果可知被占耕地属于旱地中的三等5级地，每年产量为350～380千克。而在当地建造一亩同等水平的地需要2400元，因此建设单位应缴纳复垦和整理费共2400×2=4800元，在没有其他的土地经营者介入的时候，新建复垦土地未来的使用权单位不变，对土地的原有单位来说，复垦费还应包括对未来土地收益减少的补偿部分，假定复垦后的土地在五年内每年的平均产量只有原来的一半，则建设单位还应支付未来五年中的收益损失部分。

即：

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论文集[2]

总的复垦赔偿费用为

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论文集[2]

咸阳市土地复垦和整理方案可行性分析

利用土地分等定级成果可以在进行土地复垦和整理前对土地复垦和整理进行经济评价，确定如何进行土地复垦和整理工作。

在进行土地复垦工作之前，应当按照土地分等定级成果，结合当地土地现状，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开发、复垦或整理的标准，按照此标准，估算成本费用，同时按照该等级土地的定产成果预测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后的直接收益。如果成本与直接收益之间产生较大的缺口，就需要会同政府财政部门重新确定开发、复垦和整理标准。

《耕地复垦规定》中第四条：“土地复垦，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但是，如果破坏土地的单位无能力进行土地复垦，可以通过缴纳土地开垦费的方式解决土地复垦成本来源的问题。土地开发费的计算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被占用耕地的等级和复垦耕地的造地成本。对于复垦土地费用的收取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过高的费用会增加用地单位的成本，不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同时还会影响到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而过低的耕地开发费用不足以完成开垦任务，也难以完成耕地保护的任务，地方复垦资金的长期短缺势必加重日益紧张的财政负担。

土地分等定级成果在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中的应用应着重于对土地复垦和整理工作中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评价中，结合社会中的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力量走政府扶持的市场道路，做到开发、复垦和整理资金由占用单位、复垦土地的经营者和使用者以及地方政府适度的分摊，形成良性的循环。

农用地分等定级那是10年前的东西了，全国的成果大概在06年都有了，这套成果大概是不太实用，比例尺不统一，数据库统一；2012年底全国都完成了耕地质量等级成果补充完善的县级成果，就是1:1万的，但是还没有经过验收，这个事情大多省都是土地利用处管的，你最好通过导师，到国土局去要，目前网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资料的，大约可以搜到湖南、广东、福建等省某些县的技术报告；论文的你找王洪波、郧文聚等人的，比较权威，这事就他们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