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监督制约机制研究论文

最高院死刑复核驳回地方法院重审后，地方法院有没有规定多长时间落实到在押人员身上？是否可无限期的羁押？谢谢指点

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研究【导师】杨宇冠【作者基本信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2008年，博士 【中文摘要】：随着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生命权——人权最基本内容,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死刑作为剥夺罪犯生命权的最严厉的刑罚,在我国的存在是一个现实,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既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废除死刑这一对生命的剥夺具有不可逆转性的极刑,那么,有效地遏止错杀和体现慎杀,是人权观念下的一种现实选择。死刑案件的程序改革既是学者热议的焦点,也是国家关注的要点,近期出台了多部有关死刑程序,特别是死刑审判程序的司法解释。那么,如何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质和量上的把关,既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死刑审判程序研究无疑是当前刑事法领域最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论文主体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引言部分对死刑审判程序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较为复杂但又较少为人所研究的“死刑案件”的内涵、确定机关加以深入分析和界定。并且表明本论文将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审判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正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概括了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控制。追溯了我国死刑程序的历史渊源并分析了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归纳了死刑政策及其在死刑控制上的作用,为下文构建完善死刑审判程序提供指引;通过重点分析实体法控制和程序法控制两个死刑法律控制手段,深刻揭示了死刑程序控制的价值——彰显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并且,从刑事审判的多方参与性、法官制作裁判的非合议性、刑事审判确定刑事责任的最终性和权威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概括了死刑案件审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审判中立原则、审判公开原则。第二章是死刑案件第一审程序。本章将死刑案件的第一审程序划分为庭前审查和法庭审判两个大的阶段。强调了对于死刑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完善:庭前程序中的死刑案件的管辖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开庭审判程序的辩护保障。同时考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在死刑审判中的重要性,本文从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独立化。第三章是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本章从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的启动谈起,突出了死刑第二审程序启动中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以及强制上诉问题;死刑案件二审开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的重点,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从死刑案件二审开庭的必要性、意义、开庭程序、开庭的应对等方面对死刑二审开庭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死刑裁判作出后的死缓案件的上诉不加刑、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也是本章研究的问题。第四章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问题是一个统领全章的问题,本文从死刑复核程序的实然性质入手,分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实然性质是具有行政色彩的审判程序,然后分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应然性质,应当是审判程序,相当于死刑的三审程序,但是从我国的现状分析,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制,只能作为长远发展目标,我国近期目标应当对死刑复核程序作诉讼化改造,作为向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的过渡。死刑复核程序具有防止错杀、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的适用的功能,同时本文又对死刑复核程序功能的发挥进行了理性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具体程序的设计与改造,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复核的主体、范围、方式、审理期限以及复核后的处理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完整地构建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奠定了基础。第五章是死刑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本章对审判监督程序中与死刑案件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阐述了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主体问题;在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分析基础之上,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死缓案件中的应用:针对面临死刑的人的申诉权难以行使的问题提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暂缓执行的问题以及面临死刑的人申诉制度的构建。结论部分指出,程序公正是实体正义的保障,通过正当的审判程序,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杀、错杀,减少、缓解当事人及其亲属和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不满,实现实体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审判程序是纠错防漏,避免误判错杀的过滤器。通过法定的审判程序过滤,尽可能地去伪存真,正确适用法律,才能使死刑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审判程序是对死刑裁决权、适用权的制约,通过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立法,使控诉、辩护、审判各种职能充分发挥,保证审判机关能够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正确行使审判权,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死刑复核的概念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种中最严厉的一种，称为极刑。我国法律一方面把死刑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除在实体法中规定了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等限制性要求外，还在程序法中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的任务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死刑复核程序的任务是，由享有复核权的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复核的死刑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依法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因此，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查明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罪名是否准确，量刑(死刑、死缓)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并制作相应的司法文书，以核准正确的死刑判决、裁定，纠正不适当或错误的死刑判决、裁定。[编辑本段]死刑复核的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一般的刑事案件(主要指公诉案件)，大致经过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这是普通程序。此外，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还要经过专门的复核核准程序；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当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这些是特殊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尤以其独特的审判对象和核准权的专属性等特征既区别于普通程序，又不同于其他特殊程序。具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1．审理对象特定。这一程序只适用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包括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只有死刑案件才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无需经过这一程序。这种审理对象的特定性使死刑复核程序既不同于普通审判程序——一审和二审程序，也不同于另一种特殊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2．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终审程序。一般刑事案件经过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后，判决就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案件除经过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外，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只有经过复核并核准的死刑判决才发生法律效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两审终审制的一种例外。3．所处的诉讼阶段特殊。死刑复核程序的进行一般是在死刑判决作出之后，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之前。相比较而言，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理时间是在起诉之后，二审判决之前；审判监督程序则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4．核准权具有专属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权进行死刑复核的机关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而其他审判程序与此不同：一审案件任何级别的法院均可审判；二审案件中级以上的法院均可审判；再审案件原审以及原审以上的法院均可审判。5．程序启动上具有自动性。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启动都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人民法院才能启动第一审程序；只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被告人、自诉人提起上诉，人民法院才能启动二审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既不需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抗诉，也不需要当事人提起自诉或上诉，只要二审法院审理完毕或者一审后经过法定的上诉期或抗诉期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院没有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就应当自动将案件报送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报请复核方式特殊。依照法律有关规定，报请复核应当按照法院的组织系统逐级上报，不得越级报核。而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越级申诉。死刑复核的意义死刑复核程序是一道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这一程序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适用死刑一贯坚持的严肃与谨慎、慎杀与少杀的方针政策，对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均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1．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人的认识有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经过多次不断的检验，才能使认识逐渐接近客观实际。诉讼认识也是如此，只有经过从侦查到起诉、审判，从一审到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等多次反复，才能使公安司法人员的认识逐渐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死刑案件通常更加复杂，往往更需要经过多次检验。不仅如此，人死不可复生，死刑一旦被执行就无法补救，因而更必须保汪死刑判决的正确无误。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使死刑案件在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道检验和保障机制，这对于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实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肃谨慎、少杀慎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在刑事诉讼法中特别设立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通过死刑复核，对那些适用死刑不当的判决、裁定，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对纯属无罪或因证据不足应判无罪的人，纠正冤案，立即释放，恢复其自由；对那些虽然有罪，但不应判处死刑的罪犯，可根据不同情况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这样做，不仅有利于防止无辜错杀和死刑滥用，避免给国家、公民造成重大损失，而且还可以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因此，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慎杀和防止滥杀的可靠保证。3．死刑复核程序还是严格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由于死刑(死缓)判决的核准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这有利于从诉讼程序上保证死刑执法尺度的统一，防止地区之间宽严不一。而且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发现死刑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及时纠正错误的死刑裁判，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审判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指导和督促下级人民法院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确保死刑在全国和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统一正确适用。死刑复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将《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 中国刑事辩护网提供。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授权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甘肃省、贵州省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死刑。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已将下放的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并在原来刑一庭，刑二庭的基础上增加三个死刑复核庭。刑三庭、刑四庭、刑五庭。负责全国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编辑本段]死刑复核的司法解释复核死刑案件处理方式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复核死刑案件的3种处理方式，即核准、发回重审和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此修改为核准和不核准，仅在少数特定情况下才改判。根据《规定》第四条，对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对于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错误的如何处理，《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所述引用法律条款不完全准确、规范，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裁定，“引用法律条款不完全准确、规范”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很显然，错误重于“不完全准确、规范”，那么，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核准、改判还是不核准发回重审?笔者认为，改判不符合《规定》列举情形，不能采用改判；如果适用法律错误只影响定罪，不影响量刑，则以比照《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纠正后核准为宜，如果适用法律错误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或者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则无法纠正，应当不予核准。发回重审的具体应用(一)发回重审的范围。《规定》的规制对象是死刑复核案件，虽然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但死刑复核程序不是独立的审级，所以，不予核准、裁定发回重审的死刑案件，发回的是死刑部分，重审的也是死刑部分。对于原审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数罪并罚案件中的非死刑处罚部分的裁判，尽管在重审中可能重新处理，但属于重审中自行、主动解决问题。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未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犯罪部分，则不属于《规定》适用的范围，对死刑部分复核不影响其生效。最高法院在复核时发现已经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二)发回重审的审级。《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表述发回重审的审级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可以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发回重审的事由可以归纳为3类：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是量刑不当；三是违反法定诉讼程序。那么，3种情况下分别应当发回哪一审级法院审理?笔者认为，可以把《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第27项——“复核死刑发回重审用刑事裁定书的说明”作为参照。在样式说明中，把裁定结果分为两种情况表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证据不足，或者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表述为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发回中院重新审判。第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以及诉讼程序上均无错误，但二审裁定或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表述为撤销高院二审判决，发回高院重新审判。从样式说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事实、证据或程序问题发回时，原则上哪一审存在问题发回哪一审。笔者认为，因量刑不当发回重审，前提是案件事实认定正确，诉讼程序合法，也就是说，一审、二审只存在量刑不当的问题，此种案件似无发回一审的必要，一般发回二审直接改变量刑即可。(三)发回重审的审理。关于开庭，发回一审重审的，一审应当开庭审理；发回二审的，二审可以直接改判，但量刑不当的案件，必须通过开庭调查事实、证据的，或者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则应当开庭审理。要注意，原审被告人上诉引起二审的案件，发回后重审时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主要是指数罪中非死刑处罚部分，即使经过重审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也不得加重被告人他罪的刑罚。[编辑本段]高院复核案发回重审(一)复核案件如何适用《规定》的问题。《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了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复核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发回后的审理程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不予核准死刑的复核案件应当适用该款规定审理。该款规定与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在发回事由上应当一致，但审理程序上不完全相同，复核案件发回后有两种审理方式，一是提审，二是发回一审重新审判。(二)对提审含义的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提审是按一审程序审理。其实在三大诉讼法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中，提审的含义均非常明确，即提级审理，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的程序也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一审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发回重新审判，故《规定》的依据实际来自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关于提审的含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一直缺少提审的实践而已。(三)提审程序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使用什么性质的案号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使用“复”字号制作提审裁定书，提级审理。然后重立二审案号，使用“终”字号审理。二是提审案件的审理方式问题。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因为复核时不是二审程序，没有开庭。《规定》第八条第二款也使用了发回“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字眼，不同于发回“第二审法院”，所以，对复核案件的重新审理不能适用第九条规定的审理方式。[编辑本段]下放弊端《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是，在罪大恶极的罪犯得到应有惩罚的同时，一些本来很轻微甚至并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被告人也被核准死刑。据悉，1983年“严打” 期间，上诉期仅有3天。甚至没有3天，从抓到判到执行也就一个星期。“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樊崇义说。当初死刑核准权下放，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某些人的干预下，死刑范围肯定被扩大了，可杀可不杀的罪犯也被杀了。“但很快被中央发现了，及时进行了纠正。‘从快’也要严格地依法从快，‘从严’也要严格地依法从严。”“严打”的“从重从快”，使死刑的核准程序过于简单化，一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适合死刑的罪行也被执行了死刑。 从重从快，是导致错杀、可杀可不杀必杀的一个主要原因。造成死刑大量增加与死刑适用标准不同和随意降低有直接关系。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同时，标准也随之下放。死刑标准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异，比如贪污贿赂案件，有的地方5万元开始立案，而在另外的地方可能3万元就要杀头。在长期从事司法调研过程中，卢建平发现，杀一个人甚至成了某些领导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比如，发生了恶性事件，地方党政一把手肯定要过问。领导关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某种渠道表达出来，就会左右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正确判断。遇到在材料上喜欢使用“严惩不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批示用语的领导，法院不可能不作考虑。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经过20多年的实践，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因为个别法院在死刑案件事实、证据上把关不严，酿成了多起错杀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中，不仅被告人总是被迫成为控方的证人，以证明‘自己有罪’，而且法院常常帮助检察院证明被告人有罪；即使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法院也往往留有余地地判处死缓，以至于有些屈打成招的无罪被告人，不得不等待真凶的出现，才能平反昭雪。补充2006年10月31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个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所有死刑案件复合都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程序只适用于死刑案件，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依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91年至1997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涉外的除外）行使核准权。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只能是高级人民法院，具体申报程序如下：1.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复核《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报请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核准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复核内容、方式等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相同。高级人民法院按照不同情形分别处理：（1）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发回重新审判；（2）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依法改判；（3）同意维持原判的，裁定予以核准。

死刑复核程序如何完善-------------------------------------------------------------------------------- 2005年12月02日08:20 法制日报2005年11月19—20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联合国开发署及美国律师协会协办的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讨会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会聚延庆，就死刑复核这一敏感而又沉重的话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证。会议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死刑复核的参与主体”、“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范围和期限”几个主题进行，开的紧张而热烈，比起学者的畅所欲言，实务界显得有些谨慎。死刑复核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司法改革迈出的很大一步，标志着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正在逐步落实。多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简略地规定了4条(如果除去第201条关于死缓案件的核准程序，实际上只有3条)，这对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后究竟应该如何复核，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有学者认为，解决问题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解决当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不应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内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外，应该抓住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机会，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内涵用足，首先用到死刑案件的一审二审过程中；即便现在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经济和有效的角度上讲，解决的最低成本应该在一审，其次是二审，如果都放到最后解决，成本太大；应当采取合理、科学和富有张力的方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设计，搭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缩短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填平理想与现实的沟壑。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总结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技术层面上研究收回以后程序问题的具体操作，这不仅仅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工作，也是学界和整个社会共同的一项任务。本网记者 蒋安杰死刑复核程序：法律审还是事实审？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认为纯粹的法律审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复核案件中，被告人不服或者说律师认为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和证据的采纳问题，事实问题就不能不去理睬，就不能仅仅就法律的适用进行核准；第二，我们目前一审二审程序的进行都很不规范，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下级请示上级或者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一审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第三，死刑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本身就难以分开。比如说，几个人共同杀害被害人，谁是致命的那一刀的凶手这既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查明，就不能很好地对几个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加以分解。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其一，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的案件以及虽然提出了上诉，但不是针对事实认定而是针对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可以采用非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包括审查书面卷宗材料、提讯被告人听取意见、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其二，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并且是针对事实认定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应当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即在确定的时间吸收被告人、辩护人以及其他必须参加的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审理活动。操作方式上可以采取形式面对面的直接审理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审理两种方式。李建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于被告人提起引发的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实行事实审和法律审分流，即对于事实认定有分歧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应由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应当分别听取被告人及其律师以及检察机关的意见。如果仅仅是对于法律的适用有争议，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3-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法律审的方式进行审理，在查阅案卷、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的基础上，只对法律问题进行复核，以提高程序的效率。如有必要，可以听取检察机关的意见。杨正万(贵州民族学院教授)：第一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2-3年内，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没争议的案件，核准法院可以在只有辩方律师及控方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双方意见，然后作出相应的核准决定，而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有分歧的案件，核准法院应该在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逐一调查各种证据，然后作出相应的复核决定；第二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3年后，对所有案件都实行全面开庭审判。如一步到位，对所有的死刑复核案件都立即全部实行开庭审理，可能会使效率下降到公众难以容忍的程度，从而激起公众对于死刑案件处理的亚理性和非理性。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处理核准审理的任务之外，还可以增加一种赦免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提高死刑的门槛、完善赦免制度减少死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有一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特赦的权利，但运用的不够广泛。我国古代的死刑程序即贯彻了赦免的精神，此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充分考虑公约与我国历史传统中的精华部分，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赦免死刑的权力。死刑复核程序：可否改为三审程序？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死刑复核权回收之后，如果经过行政化复核程序向“诉讼化”复核程序和由一般诉讼程序向死刑特殊诉讼程序的两个转变，死刑复核程序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程序，而是在向“第三审”程序转变，只不过这里的第三审仅仅针对死刑案件。因此，我们认为，回收死刑复核程序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应当是向三审终审制改造的过渡，长远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确立判例制度，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三审终审制的同时，还应当改革一审、二审甚至是侦查程序，因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法院绝不是用来查明事实以纠正错案，而是通过法律标准的掌握、刑事政策的控制来实现的。如同河流的源头被污染，下游很难治理一样，一审、二审程序难以纠正错案，又怎能对作为最后一道关口的死刑复核程序期待过高呢？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将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改为第三审程序,我认为，作为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种建议，自然是可以提出讨论的。但这只是如何修改法律的设想和建议，属于“未来式”的动议，而不是目前可以实行的。当前，在刑事诉讼法还没有修改之前，只能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来执行，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把死刑复核程序径行改变为第三审。万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为两审终审制例外的死刑复核程序，事实上是为了弥补死刑案件“两审终审”审级不足的缺陷而设计的。应当说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两审终审制审级不足的缺陷，并力图弥补这种缺陷。然而，立法者并未试图通过改变审级制度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由法院自行主动启动、控辩双方都不参与、书面阅卷审理的特别程序———复核程序。这一程序设计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两审终审制的一致性，却不符合审判原理，而且实践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因此，要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严肃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两审终审制，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李尚公(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实行的单一职权主义体现了立法者的善良愿望，但用“公平+效率”的尺度衡量都有不足。将当事人自己都不需要、不请求的事情强行拿来复核，既浪费司法资源，对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来说也不公平，但是，除非做到“有求必应”，使当事人的复核请求一定得到受理，并且做出相应的非常严格的制度安排，否则不能简单废除职权主义。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报请”程序，将控辩双方对二审判决的意见(复核请求)作为必须报送的复核文件，增加复核工作的针对性。死刑复核程序：检察机关、律师是否介入？张智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与一审、二审程序相比，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生命权利的剥夺与否，即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之前的所有程序中都能够有效行使，法律监督在死刑复核程序这一决定性程序中的缺失也会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功亏一篑。因此，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性、合法性，就更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有人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内部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或者救济程序，不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应与诉讼程序相区别，认为死刑复核程序不应当诉讼化，因而检察机关、辩护方均没有必要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我们认为，不能以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为由否认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性，死刑复核程序无须依靠任何主体的提起即可启动，是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不具有救济程序由一方主体提起的特征，而且，即使认为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不是审判程序，不具有诉讼性。死刑复核活动是审判活动的一种形式，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表现，不是行政审批活动，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判程序。从改革发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当根据诉讼的规律设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尽管其不同于一审、二审程序，但可以进行诉讼化改造，允许检察机关、辩护方介入死刑复核活动，体现其审判程序的性质。周道鸾(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不同于第一、二审程序，没有必要实行开庭审理；检察机关在第一、二审中已充分发表了意见；如果实行开庭审理，全面听取被告人、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意见，则等于是实行“三审终审，而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同时，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指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有上诉的案件)应当提讯被告人，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提讯被告人，这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把好死刑复核这一关，做到兼听则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可以听取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意见(包括口头和书面意见)。李贵方(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刑诉法未规定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允许律师辩护，事实上是禁止的。我们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不仅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且必须获得律师辩护，其本人或家属无力或不愿聘请律师的，法院应指定律师为其辩护。死刑复核程序的辩护应该是法律援助的一项重要内容。死刑案件复核：证明标准高于其他刑事案件？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是可以把握的，不管这个标准是表现为一种主观的东西还是客观认识，认识的主体总是可以通过对于标准的把握达到共识。死刑案件有它的特殊性，定罪和量刑或许应该有两重不同的标准。从定罪来说没有其他第二个标准，这就是大家公认的排除合理怀疑，但是作为死刑案件，它在量刑上应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可以叫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里涉及到罪和刑的区别对待问题，这种标准可以解释对于死刑案件，最高法院提倡的留有余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标准也意味着在死刑案件中决不能引用两个“基本”(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两个“基本”只能适用普通刑事案件。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其他案件，应达到“以排他的与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的标准。如果说应当将死刑案件办成“铁案”，这一点不为过。杨建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希望通过从相对略显宏观的“正向”角度，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适用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对案件事实不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标准”，这样从正面提高死刑复核程序中证明标准的严密程度(同时也是意在提示最高院的法官在复核死刑案件时采取一种无懈可击、最为严谨的态度)；另一方面，合理引入以(可判死刑的)个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误判证明标准，以一种成体系化的标准“逆向”检验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刑事裁判的正误。死刑复核程序：应否规定期限？周国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因而导致实践中复核死刑案件期限有的很长，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了改变此种状况，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自收到死刑复核案件之日起3个月内复核完毕。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复核，经审委会批准，可延长至6个月。”死刑复核只是审判死刑案件中最后的一个特殊把关程序，复核不像一审、二审开庭那样复杂，因此不用6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樊学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虽然公正应该是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但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因此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应寻求一个平衡点，即给死刑核准程序规定审理期限。具体来说，建议将死刑核准程序的期限规定为6个月，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审理难度大，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审理终结的案件，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可以延长至1年。死刑复核程序：应分几步走？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复核权的上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审视中国死刑和死刑复核程序的机会，最高法院收回行使复核权之后会遇到非常大的压力，而如何消解和缓和这种压力就在于社会上是否能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主要有三种成分构成：一种成分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对于死刑问题的伦理观念，认为它是好还是坏；第二种成分是我们能不能确立一种标准，如果在这个标准上我们能达成充分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就能解决死刑复核的技术问题；第三种成分，关于替补的措施包括参与审理方式、组织构造、审限的限定等等。在这三种成分中，伦理问题决定了标准问题，而标准问题决定了我们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构造上的选择，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上达成共识。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第一，应当注重死刑复核之前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的上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证据方面的错误，如果一、二审都出了问题，那么到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再来避免错误减少错误，它的困难将大大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仅仅看到死刑复核程序，而是应当看到死刑复核程序之前的二审程序如何，二审程序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出现不开庭审理的情况，一审二审都开庭审理，最高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基础就相对牢固了，所以我们应当把眼光至少前伸到二审程序；第二，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相关程序的内容，我们知道死刑复核全部收归到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增加了一道程序，使得死刑案件处理更加慎重，使错误相对得到更大程度的减少，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增加这个程序不是走过场，它应该是扎扎实实的切实有效的，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我们最高法院的复核死刑法官都是神；第三，死刑复核应当有相应的裁定书，而且这个裁定书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结论做出来时才会有相应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的最高法院还要做很多工作。谢佑平(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想见，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我国死刑案件的复核重点将出现两个不同的阶段。初期，由于死刑第一二审的审判水平还不是很高，再加上现行法律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的上规范的缺失，对原判事实和证据认定有异议的复核案件将占较大比重。但如果最高院通过一个阶段的复核，对一些颇有争议的规则作出表率性的确认，对判刑标准上进行统一，那么必将极大提高一、二审法院在死刑案件审判中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能力，故下一阶段案件中占较大比重的可能就是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该不该对被告立即执行死刑”的复核了。因此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胡云腾(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新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我国进一步走向慎用和限制死刑的重要标志。当务之急不是抛弃现行的复核程序和有效做法另行构建“完美”的死刑复核程序，而是把现有的死刑核准程序实施到位；不是设想最高法院按照现行程序复核死刑案件会有多少弊端，而是要把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尽快进行剥离，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最高法院应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并按照现行复核模式进行复核，只要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并按现行模式复核死刑案件，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限制死刑，并有效地防止错判，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把目前还没有实现的目标当作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进行完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当前探讨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问题，应当掌握三个原则：对于能够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解决；对于可以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也可以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解决的问题，最好也通过完善审判程序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确属死刑复核程序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统一问题，排除地方各种因素的干扰的问题，以及死刑的刑事政策如何把握等问题，才应当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要防止脱离实际地构建看起来很理想实则难以实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