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的论文及研究

建党90周年有感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感概和感激之情。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0年坎坷而光辉的道路，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在90年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磐、长夜难眠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序幕。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统一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就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坚持改革开放，并紧紧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多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基本建设大规模，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进展，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显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在国际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也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今天，我们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大学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高校党的建设，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紧密结合实际，实现重点突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特别是推进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质量、水平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党的工作有机融合，渗透和体现在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任务中，并以这些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发展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在不同层面的民主监督和参与作用，积极发挥各类学术组织在重大决策的作用，要制定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完善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制度，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加大对管理干部的培训力度，拓宽培训渠道，保证培训时间，推进干部考核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高校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对于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校党委陈宝昆书记在党员干部

刘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文化与城市交通关系很大，人类文明起源于水，人与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人顺应了水势，获得生命的基本条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灵了人性，承载了人的思想、艺术和精神，构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潇湘是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我们将隶属于长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资、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称潇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潇湘文化是自春秋时期长江中游最早发展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诗人杜甫《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宋朝诗人陆游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句来称赞潇湘地区人杰地灵、如诗如画的美景。

潇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为岳阳、武昌、长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谓水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潇湘文化结合当地不同的经济人文、风俗民情形成不同类型的水文化。潇湘地区是一片文化艺术的热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有古代战国时期汨罗河投江殉国的士大夫屈原，更有当代挥斥方遒的建国领袖毛泽东；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江畔岳麓山下千古文化流传的岳麓书院，更有让范公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观篇

（一）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之说，起于唐宋之际。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八景”，即“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长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致。

在历代文学家、书画家的艺术浸染中，在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无数的潇湘画卷均可谓“画中有诗”，而浩繁的潇湘诗作也同样“诗中有画”。先人的诗句触发了后人的丹青灵感，古人的画作熏陶着今人的诗情文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来说，“潇湘八景”已成为他们表达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托。而诗画合一、物我交融的“潇湘八景”也不再是具体的八道风景，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一个能够唤起人们无尽审美感动的触媒，一个可以引发人们无数玄思妙想的契机。

八种景致就如同岁月冲刷之下淘沥出来的八粒金砂，凝聚着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与灵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将中国古人对八景的选定过程称为“风景的洗练”过程，指出“‘潇湘八景’作为画题具有诗的观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变动而生存下来”。

如今有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将八景指定为回雁峰、清凉寺、昭山等景点，以吸引人们“到此一游”。这无疑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长了经济对艺术的冲击。实际上，正因为“潇湘八景”的八个命题本身缺少确指性和限定性，才为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准备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多种诠释提供了充足的余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洞庭湖地区吸纳沅、湘、资、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条于其上，自古以来即为肥沃的低洼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引《山海经》言：“洞庭，沅澧之交，潇湘之渊，是为九江之门。”《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横亘七八百里”，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巴陵旧志》）说其“横亘七百余里”，诸说皆志其大。时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说。

洞庭湖吞吐壮盛之貌与横无津涯之势，亦波撼着历代文章题咏。该地区远古湖湘先民拥有卓绝智慧并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对于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庄子，这片地区简直就是启发其哲学智慧的源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洞庭湖地区许许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鸟兽等物产，成为人们体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载体。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启动了国内南北文化交流扩散。而洞庭湖畔，最为著名的便是岳阳楼了。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除了范公登岳阳楼游览洞庭湖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波澜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刘长卿亦是愁，“楼前归客怨秋梦，湖上美人疑夜歌。”“终期一艇载樵去，来往片帆愁白波。”（《岳阳楼》）；李白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诗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泽东——橘子洲头咏叹调

生在芙蓉国湘江流域的毛泽东，他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是喝湘江水度过的，绿水青山培养了他的艺术天性、悟性和灵性，春看细雨，夏品涛洪，秋展满江，冬赏冰雪。水，成了毛泽东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泽东诗词中描述的水很广泛，从江河海水写到雾雪冰凌。咏江有“万里长江横渡”、“漫江碧透”、“龟蛇锁大江”；咏河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咏海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颠连直接东溟”；咏湖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咏雨有“红雨随心翻作浪”；咏雪有“万里霜天红烂漫”；咏雪有“长空雁叫霜晨月”；咏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悬崖百丈冰”，等等。他是当之无愧的写水的杰出人物、咏水诗词的巨匠。

位于湘江长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型自然内河沙洲，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此地四季风光各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芳草萋萋；夏日，浓荫蔽日，杨柳依依，河风习习；秋至，清香一片，红橘满枝，层林尽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风戏雪，别有韵致。1925年的寒秋时节，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更是声名大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以极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毛泽东不但爱国爱家乡爱人民，同时他的宏大气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1961年他曾经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并感叹这种境界为妙哉，妙哉！体现了他对潇湘大地的垂爱。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泽东的笔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倾醉，不由在橘子洲头咏叹自己的旷世情怀。

（二）沈从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现代作家中，特别擅长于书写江水美景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离开家乡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样明净清纯轻灵活泼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样心地善良淳朴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沈从文善于写“水”，善于表现“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笔下的水是有灵性的，“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并从中可探寻潇湘文化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对沈从文影响的传承性，有着超现实的价值意义和审美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湘西水域独到的“水文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多的文人骚客有这样的理想情怀，心胸气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笔墨渲染，其就有了审美的意味、有了思想与灵魂，自然之水便成为了审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结语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区作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河湖密布，水域发达，千百年来人们与水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人文地理也因水发源，社会经济因水而兴。湖湘水文化作为我国区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潇湘人民长期与水共生共荣中的一部历史画卷，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治水精神的体现，也是潇湘作为文化之邦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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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