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编辑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所长 牟成文党支部书记 陈荣卓博士专业导师组长 唐 鸣硕士（科社）专业指导组长 牟成文硕士（农推）专业指导组长 陈荣卓国际事务研究所 所长 胡宗山党支部书记 宋秀琚博士专业指导组长 程又中硕士（国际政治）专业指导组长 胡宗山硕士（国际关系）专业指导组长 韦红政治学研究所 所长 吴理财党支部书记 袁方成博士专业指导组长 项继权硕士（政治学理论）专业指导组长 吴理财硕士（中外政治制度）专业指导组长 高秉雄硕士（地方政府学）专业指导组长 袁方成硕士（社工）专业指导组长 陈伟东国际政治系 系主任 胡宗山《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 主编 程又中副主编 王建国编辑 赵长峰、钱道赓、周华平工会 主席 高秉雄委员 钱道赓、邵云华、王静学术评议组 组长：唐 鸣成员：程又中、项继权、韦 红、陈伟东、吴理财、胡宗山、牟成文秘书：潘广炜教师聘用组 组长：唐鸣 副组长：王长华成员：韦红、高秉雄、胡宗山、牟成文、吴理财秘书：潘广炜教授委员会 主任：唐鸣成员：程又中、高秉雄、韦红、陈伟东、吴理财、胡宗山、牟成文、袁方成、黄红发、鲁子问秘书：潘广炜、赵 琳学位委员会 组长：唐 鸣成员：程又中、项继权、韦红、陈伟东、吴理财、胡宗山、牟成文 、高秉雄、袁方成、陈荣卓秘书：赵琳党委委员会 书记：王长华委员：唐鸣、高秉雄、王建国、宋秀琚、潘广炜、刘义强党政办 主 任：潘广炜行政秘书、报帐员：郑先梅培养办 主 任：赵 琳学工办 主 任：潘广炜组 织 员：余维海辅 导 员：冯连军（兼）科研办 主 任：张必春国际交流与合作办 主 任：张 弦团 委 常务副书记：李兵园（兼）文献资料中心 主 任：邵云华

飞岸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位教授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强调，“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理论的博士点。 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不能因为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

按老师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到百度上查一查有没有叫飞暗老师的？或者你知道非案老师在什么学校，你可以到当地的学校去问一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