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樊锥要求改革，提出从繁礼细故到大政鸿法，“唯泰西是效”的观点。辛亥革命时期，邹容设计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要求“悉准美国办理”。辛亥革命后，胡适表示：“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胡适留学日记》)。这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青年学生关于中国前途的一种思考和选择。30年代初，在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中，胡适、陈序经等人全面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当时在广州、北平等地,以《广州民国日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就全盘西化问题展开讨论。“全盘西化”一词，是陈序经在讨论中首先概括出来的。他写有《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西化观》等多种著作,认为中国“样样都不如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已经走上了西化道路,不能不朝西化的方向继续迈进；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个人主义能够救中国。他的结论是“彻底的全盘西洋化”的办法，是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胡适的观点与陈序经有所不同，其全盘西化观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他的思想基础是崇洋亲美思想和民族自卑论，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论学近著·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同前)。他的理论根据是实用主义和世界主义，认为有用即真理，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即民族主义)，提倡“世界的国家主义”(即世界主义)。他认为中国不能革命，也没有资格革命，只能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实行全盘西化。胡适的全盘西化实际上是要全盘美国化，其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走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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