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论文

先定出主意 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分支,从历史说起吧, 文化代表着历史的变迁,,,文学就负责讲述历史的变迁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 ，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用艺术的眼睛感受世界 文化是无数艺术家、作家的感性、美感为我们消化了人生与自然，让我们很容易地用他们的眼光来体验人生、观察自然。 唐朝中期的时候，有一位杰出的诗人叫李贺。他的诗里有这么一句：“笔补造化天无功”。这个笔当然是作家的工具，不过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艺术技巧；他说“笔补造化”，造化还不够，需要艺术家的这支笔来使它成为完美，所以他说“造化无功”，也就是天无功，需要笔来补造化之缺。我把它翻成英文是：Where nature fails，art prevails，在自然不足之处，就要用艺术来弥补。我觉得这一句七言的诗句非常具有美学的一种洞见。 还有一句是一个法国作家Chazal说的：“art is nature speeded up and Gods lowed down，艺术乃是自然的加速和神明的减慢。艺术是介于大自然和神明之间的东西，自然不够快，艺术可以催生，使得它发展得比较快一点。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在电影中看到一朵花出现在荧幕上，几秒之间就开了，可是在实际的自然中你可能在这朵花旁边守5个小时，才可以看到它绽放。这就是把自然加速，是艺术之功。同样，有些内容过程可能很快，非我们肉眼所能窥括，但可以借助艺术的手法，让它放慢一点，让人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此Chazal讲艺术使自然加速，而使神明减慢，以让我们欣赏。 十九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大师王尔德，是一个全面的天才，既是诗人，也是童话故事和寓言小说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喜剧家。他也说过一句话：并非艺术来模仿人生，而是人生可以模仿艺术。这个说法好象有一点颠因倒果，故做危言耸听。可是我们想想，艺术来模仿人生，或者文学来模仿人生，那是写实主义。比如一个作家来描写社会、反映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倒过来，我们看见风景非常美，于是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美的时候我们说它像画，这不是自然在模仿艺术吗？我们不会看见一幅画说美如江山，反而倒过来说江山如画。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总是精神胜利，于是我们说这个人简直是阿Q。这不是人生在模仿艺术吗？我们是借用鲁迅的眼睛在看人生喽？我们见到一个女孩子，弱不禁风，多情善感，于是说她简直是林黛玉。我们不是用曹雪芹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吗？我们到法国去旅行，看见风光明媚，春和景明，于是说：啊，这是莫奈的画面！这不就等于那个印象派的大师莫奈，教我们如何用他的眼睛来看大自然吗？因此，王尔德讲的这句话有他的道理，倒过来人生是在模仿艺术。 假使没有那么多艺术家、作家，告诉我们如何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用他们的心灵来感受人生，我们自己并不见得有很多的方法，来感受人生，来观察自然。所以我们的文化是无数艺术家、作家的感性、美感为我们消化了人生与自然，让我们很容易地用他们的眼光来体验人生、观察自然。 用同情的想象捕捉经验 想象力得能把一件事的本质凸现出来，其实就是一种广泛的认知与同情。 一件艺术品要创作，包括一篇文学作品，需要一些条件—知识、经验、想象这三样东西。 如果我们去登一座山，登山之前要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上面哪儿有一座庙，有一座佛寺或者有一所道观，相传有什么高僧在里面住过，发生过什么传闻，是什么朝代建的，如何如何。这些都是知识，我们如果要写一篇游记，这些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当然，这些不见得都能派上用场，凡你所知道的，不见得都在游记里面如数家珍地写出来，那是地方志，或是一个报告文学，说不上是纯文学作品。所以除了知识之外，你要真正去登山，知道山路的曲折，别有洞天，景色独好。可就是这样你也未必能写出一篇很好的登山记来，因为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要把这个知识跟经验调和组织起来，这就是想象力。用想象力，结合知识和美感的经验，就可以写成的一篇精彩的游记。可见想象力多么重要。 柳宗元是中国文学史上写游记的一个始祖，《永州八记》是他的杰作。其中有一篇叫做《钴鉧潭西小丘记》。他是这样写的：“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说这个钴鉧潭边山上的石头突怒偃蹇，已经有人情的味道在里面了，石头已经有一点人格化；后面说它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多得不得了，都数不过来了。接着他说“其嵚然相累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石头相垒一路下坡来像牛马到溪边来饮水；角列而上者，好象熊罴上山一样。他的想象力，就是用野兽来做比喻，所以这第三个要素就是想象力。 所谓想象力到底是什么呢？胡思乱想不能叫想象力。想象力得能把一件事的本质凸现出来，有感性，可以做美的关照。我觉得想象力，其实就是一种广泛的认知与同情。比如说你写一只狗受伤了，躺在那儿，写它很可怜，你一定是同情这只狗，设身处地：你就是那只狗，你受伤了。你同情万事，甚至于去认同万物，有这样心肠的人，才能够成为艺术家。一个人要有同情心，你写树就要变成树；写知了就要变成树头的、树梢的一只小知了。艺术家一定要能设身处地进入万物，与他们同在，这就是想象力的可贵。 我再举一个例子，宋朝的一位文人叫王质。他一次旅行到了山上，很有感慨，写到“天无一点云，星斗张明，错落水中”，到第三句完了，还不是很有想象力。写景是不错的，星斗张明，错落水中。然后说“如珠走镜”，那水如果说水面很平，星光落在上面，好象一面镜子上面有许多珠子；如果水面是在波动的，这个珠子落在镜面上就会滚来滚去。这个想象力就加深一层了，有曲折了，这就比较妙；而且呢“不可收拾”，滚来滚去，你没有办法叫它停下来不动。因此星斗的反光，就好象在境面上滚来滚去，这是一种很好的想象力。 我也写过很多游记，好多年前我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教书，我宿舍的阳台是朝着西边的，所以天晴的时候，像今天这样晴天，落日西下，就在我的阳台前面。而且我的阳台前面还有一片草地，草地外面是松树林，夕阳落在松树林的背后，使晚霞跟松树相映成趣。于是我写了一首诗叫《山中传奇》，“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他的签名”。我把签名这件事情更推进了一层，用人事来说明自然之变化，说到落日还没有完，落日说，这个晚霞是我签的名，美则美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们要看就趁早，从艳红到烬紫，从红到紫慢慢淡下去，有效期间是黄昏。什么叫有效期间？我们拿到一张支票，一年之内就要兑现，过了一年这支票就要作废；落日说了我签的名，我开的这张支票很美，不过时效不是很长，你们要看就趁早，半小时后，我这晚霞就收回去了。所以就像一个人签名，签在支票上，而支票的有效期间是有限的，等于落日签名是签出美丽的晚霞，给我们看，供我们欣赏。我们要赶快用眼睛去看吧，到了夜晚来到的时候，黑暗就取代晚霞了。所以用人事来说明自然之作为，这也是一种同情。而且我说落日说的，落日好象是一个人，它的签名很漂亮。这就说明，你有知识有经验之外，还要有一种想象，这样才能把这个经验捕捉住。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语文论文是一种问题，艺术涵盖文学，又表现文学，文学诉诸于高雅的艺术。

其实，文艺跟社会科学都是以一定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都是源于经济发展，也都作用于经济发展~~~~比如，文艺复兴啊~~~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人性，人们开始学习科学知识，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也涌现了很多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这些~~~文艺是比较具象的一种思维的表现形式，比如，人们用文章，书画来表现他们的新思想，很直观；而社会科学，则是抽象的思维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的东西是平时感觉摸不到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鲁迅曾经以“杭育杭育”诠释文学的起源，当然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杭育杭育”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但“杭育杭育”似乎并不能称为文学，否则文学的概念似乎就陷于宽泛，陷于普罗大众化了。毕竟“杭育杭育”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仅仅是一种人类不自觉的对语言的运用而已。文学的产生似乎应该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个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如说是在能够反观自身的神秘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文学在最初的时候，更应该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也适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观照的基本定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极为讨厌课堂上讲授的系统分析法，毕竟这种方法没有揭示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仅仅其中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点还值得思考。如果仅仅认识到文学作为劳动的产物，文学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物质的生产，艺术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只有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存在时，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受，发出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或者我是怎么来的等等，文学就产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仅仅是对语言文字的最无意识的运用而已。从科学于文学（艺术）的对照中，我们似乎也能得到一个认识：科学和艺术分属于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基于生存需要的，一个则是基于享受需要的。两种需要以前者为基础，只有当前者获得满足之后，后者才会发挥作用。不同的人对两者的需要层次不一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差别。但从我们现时中却发现，目前人们似乎已经不再热衷于艺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相对的，这个富裕也和周围的人比较得出的）。因此，尽管国人在智商方面非常出色，但已经缺乏足够的艺术想像力，这直接进一步恶化了物质带来的恶果。当物质足够富裕的时候，艺术气质的缺乏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虚。因此，只有把文学艺术的起源定位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精神空虚的现实。文学与艺术的区别作者： 才子盼佳人 联系作者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现。孟子总结的是孟子以前的社会历史经验，孟子以前，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仓颉、尧、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确实是一个圣贤辈出、星汉灿烂的历史时期。正是有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才缔造了世界人类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孟子说过那句话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人。这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文化框架与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读孔子留下的书，说孔子说过的话，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许越轨，两千年间，千万文人，一个腔调，就是孔腔孔调，儒腔儒调，否则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圣人。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和唐代创造的科举制度，又对文人诱之以利。两千年间的文人全成了动物园中笼子中的动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笼，驯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记本性，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使命。两千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若不是中间有佛教西来，有道家变身为宗教性的道教，中国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饿死在了路上。中国必须再度产生圣人，再开创一个圣人辈出的历史时期。这是复兴汉文化的基石。否则，当代人文界叫唤的复兴汉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等等，就只是空叫唤，就只是做梦。像我们经常讲的要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两千年间的文化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该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该洗涤的一定要洗涤，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遗产，什么是封建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提倡恢复汉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但决不能打着这一旗号继承封建文化的糟粕。复兴汉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实现与孔子历史时期的直接对接，在文化上实现与远古圣贤文化时期的直接对接。就是说需要跳过、摔开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跳过这不出圣人的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与奠定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远古历史时期的文化实现对接。不需讳言，那是奴隶社会时期，甚至更远古，是原始社会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与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早已经死亡，不会在对现实社会制度造成影响与渗透。不会像我们审视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一样，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阴影总还在试图侵入我们的现代社会机体。西方文艺复兴有过一个复兴对象，即复兴传统中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他们选择了古老的希腊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创造的可能。历史证明了他们在选择上的正确性。重开中华文化盛世，这已是国家与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谁也不可能阻挡。向往中国也有一次文艺复兴，希望也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实现再创中华文化盛世的目标，也是“五四”以来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复兴对象？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是两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确地讲是三大文学高峰。文学与文化，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区别之处。文学属于文化，但只是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兴衰不能代表整体文化的兴衰。有这样一种解释，远古时候，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字迹或刻画之痕，后来字迹模糊了，被风蚀掉了，没有人知道石头的价值了。再后来，石头旁边长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吸引了人们的着眼点即审美点，造成了人类审美价值及观念的转移，使石头成了陪衬，甚至被遮盖。石头是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文学是花草，是旁出部分、边缘部分、后出部分。文学的过分繁荣会遮盖文化主体，会遮盖文化的本来面目与价值。思想，哲学，文化，三位一体。文化是对思想与哲学的文而化之。思想与哲学离不开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脱离思想与哲学的文化。漂离思想与哲学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艺术对于文化主体来说，是漂离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边缘部分。我们需要对2000年以来，孔子以后，中华民族不发展哲学思想文化，只畸形地发展文化的漂离与旁出的那部分文学这一现象给以深刻反省。我们需要适当地铲除文学与文人。铲除文学，为突出文化主体。铲除掉非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文化含量与品质的文学。这类文学正是产生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滥溢于明清，末流于当代。铲除文人，就是铲除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们之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养，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实含义。他们同他们写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义上的花草的产生地。要做文人，就做远古文人，恢复远古文人的本来面目，本来责任担当。否则皆在铲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铲除之列，罗贯中，曹雪芹等等在铲除之列，当代所谓文人全在铲除之列。即使认为我们的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由于历史距离较近，过于清晰，其艺术成就过于完整，不再具有再创造的可能。况且我们需要的是汉文化整体上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同时是思想和哲学上的复兴。从后者着眼，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从根本处欠缺用来复兴的基础。复兴汉文化，选择出一个复兴对应**，我选择周代或商代，更倾向商代。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铜以象胜，甲骨以《易》胜。这里的“易”，是指《易经》。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复兴商代文化的特有条件。不选择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类自己还是相信天命的区别。商文化粗犷，周文化细腻，风格上的差异显示出商文化的创生性、原生性，商文化处在创生阶段；周文化处在完成阶段。商、周文化一脉而有异。不选择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哲学百家争鸣**，很适合原创思想、文化、哲学产生，但以孔子、老子为主的儒、道两家文化，已经有了影响其后2000年历史的巨大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与模仿，而是再度创造与创新。我们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样成为老子的，孔子是怎样成为孔子的，他们学术思想源泉在哪里，是什么，惟有这样才能够再度产生圣人。我提出复兴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头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经长期游历中原寻求商文化，没有寻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当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够成为产生并形成思想哲学文化的材料和源头。况且我们提出复兴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与文化发祥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性。中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以预言家的姿态向国人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这是什么预言？与儿童的天真幻想一样。21世纪将是什么世纪？不错，是一个文化世纪。是一个权力文化世纪，是一个文化发展受权力操纵的世纪。是一个以强权为背景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纪。由于以强权为背景，不可能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互补，在强权背景下，只会是东方文化失语。由此可以断言，21世纪不仅不是东方文化世纪，反而是东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纪。已经过去的20世纪，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只是这场西化的序曲。21世纪与22世纪才将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要到23世纪，东方文化才有出头之日。300年，时间很短也很长，清朝300年就是一闪过去的。时至今日，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早已结束了，结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学者多少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在为其延续香火似的歌功颂德。汉文化被同化到这种地步？一个民族的文化脆弱到这种地步？经历过21和22世纪之后，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间也将是300年500年，到那时候汉文化会是什么情景？再创圣贤辈出**，恢复汉文化根本，才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东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这是现代中国数代文化人必须肩负的责任。开创圣贤辈出**，与上古文明实现对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与老子这两个圣人，跨越这两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与他们站齐，与他们并立，有这样的胆略与勇气，有等高的学识与成就。并且要能够高于他们，才能够跨越他们。西方一代一代文化圣贤，都这么做，才创造并保持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哲学文化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圣人已经断代了2000年，要再出圣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