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文原发期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四期。 [摘  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借鉴前人家庭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家庭教育实践，提出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言传身教、重视环境等家庭教育思想。其中许多富于生命力的内容，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颜之推；《颜氏家训》；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提到家训，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有“古今家训之祖”之称的《颜氏家训》，它是现存第一部以“家训”为名的家训专著，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颜氏家训》继承了传统儒家家庭教育学说的精髓，并结合颜之推自己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及其家庭教育的实践经验，系统地阐发了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后世家训及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根据儿童、青少年心智发展特点以及道德养成规律，提出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环境等家庭教育思想，即便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 一、“立德”为“上” 在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体系中，自古即有“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之说，三者之中又视“立德”为“太上”之功。这种“立德”为“上”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教育观念，因而特别重视对子孙的伦理道德教育。颜之推虽然并不忽视子女的语言教育和技艺教育，如《颜氏家训·音辞》云：“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1](p530)《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1](p143)“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1](p157)强调语言、农、工、商等技艺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更为强调教育应以“立德”为“上”。 （一）强调“守道崇德” 《颜氏家训·省事》明确告诫子孙：“君子当守道崇德”，[1](p334)而不可单纯为了仕进利得，凭借雕虫小技投机钻营、谄事权贵。《颜氏家训·教子》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1](p21)颜之推教育子孙，读书治学当以“增益德行，敦厉风俗”[1](p157)为第一要务，对当时目光短浅、思想狭隘、谄媚邀宠之徒的家教观念和实践给予明确否定。颜之推还教育子孙要忠诚、明礼、恭谨、节俭、仁义、信实。《颜氏家训·勉学》云：“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本应作忠，避隋文帝父名讳而改）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1](p166)《颜氏家训·归心》云：“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p395)《颜氏家训·治家》云：“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1](p42)《颜氏家训·省事》云：“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1](p337-338)他甚至认为：“不识仁义，……慎不可与为邻，何况交结乎?”[1](p406)《颜氏家训·名实》云：“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祜，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程，非所以得名也。”[1](p303)又云：“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也。”[1](p306)他还以自己“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1](p4)之反面典型教育子孙应尽早磨砺节操品行，以“德”立世。 （二）注重家庭人伦教化 俗话说：“家道和顺”，“家和万事兴”，中国古人特别注重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提倡以儒家的“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准则。颜之推信奉儒学，十分重视家庭人伦关系的和睦亲善。《颜氏家训·兄弟》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己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入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1](p23)因而特别重视以儒家家庭伦理准则为依据，对子孙进行家庭人伦教化,协调家庭人伦关系，培养家庭成员的家庭伦理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 二、家教宜早 颜之推认为，对后辈子孙的家庭教育开展得越早越好。否则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1](p172)就是说，小孩子知欲未开，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应当在孩子精神专一的时期抓紧教育孩子，切不可等到孩子长大成人，思想已懒散的时期才去教育他们，那就丧失了孩子教育的最佳时期。教子宜早的教育理念反映了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上积极主动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其对个体认知发生规律及道德养成规律的认识，对于当今的家庭早期教育仍具有积极启示。当然，颜之推强调早教、早学的重要性，却并不认为，一旦失去早期教育便可以自暴自弃，而是明确肯定了晚学、晚教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颜氏家训·勉学》指出：“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又指出：“幼而学者，如开月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1](p173)可见，《颜氏家训》虽然赞同“教妇初来，教儿婴孩”，[1]8而一旦失去早教机会，只要发奋努力，老而弥笃，仍然可以大器晚成。[2](p273) 三、一视同仁     颜之推主张父母应一视同仁地爱每一个子女，而不能偏宠偏爱，偏宠偏爱背离为人父母之道，也不利于子女的成长与家庭的和谐稳定。《颜氏家训·教子》云：“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至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持。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1](p19)因此，父母在对待子女时任何小小的偏爱，都会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不良反应，以致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影响各自良好品性的形成。被偏爱者往往自高自大，骄横跋扈；被冷落者则可能自暴自弃，失去进步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无论是“贤俊者”，还是“顽鲁者”，都应同样对待。[3](p339)虽然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独享父母全部的慈爱，父母在慈爱子女时也不存在厚此薄彼。但也还有少部分家庭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应不分男女、俊丑、乖淘、智愚等，对他们一视同仁，慈爱他们，教育他们，为他们创造符合各自个性的发展机会。并且，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区别，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从长远看，我国今后大多数孩子可能不会再是“独生子女”，到那时对子女一视同仁地爱、育就成为家庭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四、严慈相济     中国自古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慈母败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等观念。反对溺爱子女，只爱不教；强调家教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家长在家庭生活、家庭教育中的权威性。这一家教观念对颜之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颜之推早年即丧父母，跟随兄长生活，兄长对他慈爱有余而严教不足，致使他走了一断坎坷之路，所以颜之推特别强调，对子女光有爱是不够的，一定要寓爱于教、严慈相济。《颜氏家训·教子》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1](p8)这一训诫确是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值得为人父母者牢记。不过，颜之推在主张严慈相济的同时，尚存在肯定严苛粗暴教子的片面化倾向。《颜氏家训·治家》云：“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力见”，[1](p41)认为棍棒体罚是管教子女的必要手段。《颜氏家训》还肯定了王大司马之母魏夫人对其子“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1](p13)的极端做法，这一“棍棒底下出孝子”、“家庭之内肃如公堂”式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与粗暴家教观念理应摒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体罚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消极的教育方法,它虽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表面的效果,但往往会扭曲被教育者的个性,影响被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其效果也不会持久。[4]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独生子女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独生子女几乎被每一位家长视为“掌上明珠”。在家长过度宠爱与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造就了许多自私、任性、脆弱、孤僻懒惰的家中“小皇帝”，诸多家长陷入了极度矛盾与焦虑之中。作为家长，应当切记，溺爱不是真正的爱，娇子犹如杀子！当然，家教过严是对子女身心的摧残，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要落到实处，必须使慈爱性与威严性、严肃性与民主性有机结合起来；有爱无教或家教过严，都达不到教育的最佳效果。家庭教育如此，学校教育也是如此。教师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并不等于对学生的溺爱、纵容和放任，而是把爱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只爱不严，不是真爱；只严无爱，不是真正的教育之道。[5](p90) 五、言传身教 颜之推认为，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孩子关系密切，情感深厚，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于家庭早期教育，家长及亲近的人的谆谆教导更易激起孩子们感情的涟漪，获得他们的信任，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颜氏家训·序致》云：“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1](p1)颜之推重视言传，更重视身教，他把父母等居上位者的身教作用称为“风化”，此“风化”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仿效，不需要居上位者的强制，教育感化的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居上位者自身的言行。《颜氏家训·治家》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1](p41)颜之推认为，上行则下效，因此，为人父母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先正己身，然后才能发挥表率、示范作用，不断地熏陶和真诚感染子女，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培养子孙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一思想是对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p134)“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p136)与孟子的“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7](p327)重视身教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对于当今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道德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六、重视教育环境 重视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是我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古代教育家墨子和荀子曾分别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8](p11)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9](p3)“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9](p96)形象地概括了环境对于人的巨大影响。颜之推继承了这一家教传统，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特别强调客观环境对子女教育的影响。《颜氏家训·慕贤》云：“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1](p127-128)意思是说，人在年少的时候可塑性强，和贤者交往密切，潜移默化中就会受到对方的熏染，言行举止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效仿,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颜氏家训·慕贤》又云：“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君子必慎交游焉。”[1](p128)所以和善人相处，如同进入了满是芝兰香草的居室，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芬芳起来；与恶人相处，就如同进入了满是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腥臭起来。墨子看到染丝的情况，感叹丝染在什么颜色里，就会变成什么颜色，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颜之推告诫子孙要注意选择良师益友，择善而居，择善而处，择善而交，揭示了人际交往对象的道德品行对自身品行养成的重要影响。这一注重环境，强调慎择师友的家教思想，反映了道德养成的一种客观规律，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六、余论 《颜氏家训》作为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家庭文化环境和个人人生际遇中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垂询子孙的家训专著，其中所蕴含的家庭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产生的时代印迹，受到特定阶级关系的制约，代表特定阶级的要求，体现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如主张“夫主妻从”，肯定严训体罚等体现封建家长制作风的家教观念，有悖于现代家庭教育的平等、民主理念，理应予以坚决批判与否定。然而，《颜氏家训》中阐述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言传身教、重视教育环境等符合家庭教育普遍规律的家教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即使到了今天仍未丧失其应有的理论光辉，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批判地继承，给现代家庭教育以积极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参见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 参见王正平.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4] 参见杨明.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J].华夏文化,1996,(3):20-23. [5] 参见赞科夫.和教师的谈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 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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