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影响论文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

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西欧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各种文学流派各树旗帜﹐递嬗相继﹐但像欧洲近代那样连续形成几次大规模文学思潮的现象比较少见。中国古代以明清时期形成的文学思潮较有代表性。有的研究者把明清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吴承恩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和《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可备此一说。晚清谴责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更为突出﹐只是所影响的社会面不很大﹐似可视为明清文学思潮的尾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与时代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这次文学思潮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文学实绩﹐后来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