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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内容提要】纳兰性德的词作充满了凄婉哀厉的情调，形成了个人与社会现实十分明显的矛盾。从纳兰性德的身世及其有关爱情的词章中，可明确看出他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和观点，他对封建社会制度下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樊篱、追求个人幸福、争取婚姻自由的行为是同情和赞扬的。纳兰性德是我国满族历史上第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词人，同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他是隶属正黄旗的满族人，他所在的家族也属满族一个著名的显赫部族。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大学士，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声威显赫的著名官僚，曾任康熙的内务总管、弘文院学士，后又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至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这是相当于其他朝代的宰相之职。他为官声誉不好，在任职期间，独览朝纲，卖官鬻爵，大肆贪污受贿，为人极其贪婪。他“广置田产，市买奴仆”。“田产丰盈，日进斗金”。“簠簋不饬，货贿山积”。及至后来获罪，当朝廷“籍没其产，有天府所未有者”〔（1）〕。当时社会上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要作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2）〕。索三指索额图，老明即是明珠。由此可见其冲天势焰。当然，明珠在朝廷如何翻云覆雨、弄权捭阖，不能由纳兰性德负责，但由此形成的优裕生活条件及特殊的社会地位却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纳兰性德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严格教育，他个人又具“豪迈挺拔之材，勤勤学问”〔（3）〕。他与大多数纨袴子弟不同，对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不十分热衷，也不像许多八旗子弟那样，整日追求声色犬马，沉湎于风花雪月的温柔乡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是将个人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学习和钻研经史之中。他学习的刻苦精神是令人佩服的，即使有病在身，也丝毫不松懈。“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4）〕。17岁时，入太学就读，一年后，首次参加乡试即中举人。来年会试，却因患“寒疾”在殿试的关键时刻不能参加，功亏一篑。为三年后再次参加考试，学习更加刻苦，并拜宿儒徐乾学为师。据徐回忆，“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黎明骑马过余邸，讲论书史，自暮乃去”〔（5）〕。22岁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高中二甲第七名，被授予三等侍卫之职，后晋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在清初，清廷对侍卫的选拔是十分严格的，能当上侍卫是十分荣耀的，首先家庭和父兄要为皇上宠信，而上三旗子弟则又受到格外优渥，因为“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在侍卫中，又以殿前侍卫最为尊贵，这种职务“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满洲将相多由此出”〔（6）〕。康熙将纳兰性德选在身边，一再提拔，可见对其看重和准备委之以重任的用心。而纳兰性德也得以长期伴随皇帝身边，跟随巡视、狩猎，也时与皇上一起吟诵唱和，探讨诗文。由于他出众的学问和应对能力，深得皇上信任赏识。他在病重期间，康熙十分关心，不仅派遣太监时时查询病况，委派御医值班疗理，还“亲处方药赐之”；病逝后，又遣使赐奠，恤慰有加，从这可以看出康熙明显的眷顾之意。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展现在他面前的将是一条通向将相仕宦的云衢大道。纳兰性德虽然过早逝世，但在短暂的一生中，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赋、词、杂识等作品，表现出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其中，词作尤为出色。其《纳兰词》共收词作342首。梁启超谓“容若小词，直追李主”〔（7）〕。把纳兰性德与南唐二主相提并论，不仅说明了他的词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表明其词在格调和内容上也有与之相近之处。李煜是亡国之君，他的词充满凄婉艳丽的色调是很自然的，而纳兰性德出生于“康熙盛世”，有着高贵的血统和权势显赫的家庭，不仅是从小生活在钟鸣鼎食宰辅之府的“贵介公子”，且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又有“一等殿前侍卫”的荣衔，虽然后来其父明珠获罪被查抄，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家庭和个人却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红楼梦》中形容贾府兴盛用语）。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作品却也充满哀感顽艳的情调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与社会现实有着明显矛盾的现象了。他在31岁的似锦年华就郁郁而逝，已令人不解；而从整个《纳兰词》来看，也始终笼罩着一种悲凉、忧郁令人不忍卒读的气氛，诸如“断肠”、“凄凉”、“惆怅”、“悲苦”、“憔悴”、“愁”、“恨”、“泪”之类的字眼，简直触目皆是。于是对于他的身世与词作内容、格调上的明显矛盾产生的原因，就成了很多人探究的重点，并产生了种种推测。有人认为纳兰性德由于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末路或对封建统治者不满，失去信心而郁闷寡欢，因而形成了他词作的凄厉哀婉的格调和低沉幽怨的意境。我认为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他虽生活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他所处的时代外表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还很“兴盛”，也看不出他对统治者不满或失去信心，据此说明他情绪低落忧郁不仅不能成立，也有人为拔高他思想认识水平之嫌。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他爱情生活不如意或过早丧失爱情可能是导致其精神忧郁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及近代学者在研究《红楼梦》时，总要与纳兰性德联系起来，如：“《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之子名成德，字容若”〔（8）〕。又如：“近人多谓《红楼梦》一书为记清朝明珠家事而作，至于书中人物，各有所指，则又言人人殊。大概以纳兰容若为全书主人翁贾宝玉者近是”〔（9）〕。虽然今天我们认为清代学者的这些议论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谈，但反过来把他与贾宝玉试作比较，不难发现他们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对于纳兰性德的身世和个人经历，我们现在了解得还比较清楚，但对于他个人的爱情生活及内心情感的变化就知之不多了。我们从《红楼梦》中得知贾宝玉是一“情种”，对纳兰性德我们却无法看到有关他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所幸的是，有些人的真实感情往往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流露出来。《纳兰词》中，包含了大量的爱情词，这些词写得情意缠绵、真挚动人。我们虽然无法断定哪些是作者个人感情的真实写照，哪些是作者的有感而发或为寄托某种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创作，对于每一首词写作的准确时间及先后顺序也不能确切考定，就是对一些词表现的是情人间的恋情、夫妻间的爱情还是朋友间的友情，我们也很难区分清楚，一些词是“即兴”写作还是过后的回忆也不容易判定，但细读纳兰性德的词，仍不难看出他的词反映了个人爱情的经历或起码也表明了他对爱情的态度和看法。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凭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尤其是那些封建官僚家庭，更是要受到门阀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在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禁锢下，不知有多少青年因此丧失了个人的幸福甚至抱恨终生。但也有的青年男女一旦有了交往或相识的机会，就冲破封建樊篱产生感情，相知相爱。这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中都不乏其例。我们从纳兰性德的词中所表现和流露出的感情可以看出，他很可能就经历了一次这样痛苦的“恋爱”。在清人的笔记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具有代表性的如：“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10）〕。把他与小说中的“宝黛之恋”联系起来，说明他很可能有相似的经历。在他的词作中，有首题为《咏红姑娘》的〔眼儿媚〕，有人说这个“红姑娘”就是他的恋人，也有人认为他的恋爱对象是他的“表妹”等等。当然这些传闻未必可靠，我们也很难落实，但从他的词中，我们又可实实在在地看到他感情上所承受的痛苦磨难，不能不使我们相信确有这样一段恋情。对于这位姑娘的名姓及详细情况，我们无法弄清也不必费力去考证，倒是通过记叙和描写爱情的词章，可以从中了解纳兰性德的爱情的经历和观念，从他的每一首表现爱情的词中都可以看到一个生动的场面和体会到作者如海涛般涌动的情感，我们从中撷取一些表现特定场面的词并连缀起来，不仅可以看出他爱情经历的过程和感情发展的脉络，也能得到他的一部“恋爱史”，请看如下的几个场面：〔浣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听花嚼芷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这首词记述了词人在18岁那年，开始萌发了爱的欲念，于是就注意打扮和修饰自己，整日口中嚼着香草，在琵琶上弹弄着相思的乐曲，但却不知去向哪个姑娘表达。只能在灯下独自沉浸在对姑娘思念的幻想中，即使看好哪个姑娘也无从言起。这当是他萌生爱情欲望的开始。〔如梦令〕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首词记录了他在暮春花落时节，与一姑娘在院中金井边偶然相遇，乍见之下，通过一瞥惊鸿的刹那间对视的眼神相撞，两人内心都激起了难以抑制的情愫，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此开始在簟席之上、灯影之下，油然而生的相思之情却难以排遣。这当是记载他与心上的姑娘第一次相见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心情。“落花红冷”则可能是无意中言中了他们爱情不幸的悲剧结局。〔红窗月〕梦阑酒醒，因循过了清明。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犹记回廊里誓生生。 金钗钿盒当时赠，历历春星，道休孤密约，鉴取深盟。语罢一丝清露温银屏。这首词说的是两人自暮春相见，到清明时关系就已发展到了在回廊里幽会，虽然他们都明知前途险阻重重、难以结合，但仍互换了信物，并山盟海誓地私定了终身。这当是表明他们的爱情已发展到了难分难舍并互相表明矢志不渝决心的阶段。〔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钗心只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情，转过回廊叩玉钗。这首词写他们在热恋期间一次值得回想的美妙场面。临江仙〕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一钩新月几疏星，夜阑犹未寝，人静鼠窥灯。……这首词表现的是作者与姑娘相约幽会，可时已半夜，爱人却久候不至，面对凄凉夜景，作者感到内心焦虑和孤寂。这当是表明他们的爱情已遇到强大势力的阻隔和干扰，预示前景不明。〔浣溪沙〕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捋裙带那时情。……作者通过回忆幽会情景表现复杂的内心感情。虽然在幽会时以“手捋裙带”的“爱抚”动作表面上表现了幸福甜美的情景，但当时内心却充满了苦涩和愧疚心情。这当是表明作者对他们的爱情没有进展而陷入苦闷烦恼的境地。〔鹊桥仙〕倦收缃帙，悄垂罗幕，盼煞一灯红小，便容生受博山香，销折得狂名多少！ 是伊缘薄？是侬情浅？难道多磨更好？不成寒漏也相催？索性尽荒鸡唱了。两人在一起读书到很晚，连打开的书也顾不上收拾，将灯拧小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垂下的罗纱帐中，完全顾不得可能由此引起的世人嘲讽和名誉损失。虽然当时充满了幸福和喜悦，但毕竟是偷期密约，不能成为合法夫妻，对此现实又无可奈何，心中不平，只能以反诘的语气对姑娘耳语，这难道是我们“缘浅情薄”？还是“好事多磨”？时间过得很快，天已快亮了，真想把心一横，索性任鸡去叫，他们就这样任人去说而再不分离。这当是表明他们的爱情发展到最高阶段。他们之间的爱情经历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最初的一见钟情很快发展到了两情欢洽、情意浓烈的阶段，其间虽充满了酸甜苦辣的个中滋味，但他们的爱情毕竟是真心的，可就是这样一对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青年，却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怨恨。在《纳兰词》中，我们虽然看不到造成这种现状的直接原因，但却可以肯定，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们虽尽了努力但终于未能冲破封建樊篱的阻隔，表面上顺从了但却以内心的郁闷和不满来表示抗争。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临江仙〕下阙中，他就直接写道：“原是瞿塘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作者在这里借凶险难测的自然现象暗喻他们面对的是一条何其难逾的鸿沟，虽然当时也曾错怪爱人失约无情，但终于还是明白了这种“风”是造成几次“断肠”的元凶。形式上割断了，但从此却陷入了长期痛苦的相思之中。在一首〔浪淘沙〕中，他写道：“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雨余花外却斜阳。谁见薄衫低髻子，还惹思量。 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见回廊。”作者以凄婉的情调，回忆当时与姑娘在回廊密约，但时过境迁，留下的只是令人断肠的梦景，充分表达了相思之苦。在一首〔虞美人〕中，他说：“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这应当是他实写与姑娘被迫分手后的“十年”中，无时不保持对心上人的苦苦思念之情。他不仅痛苦地相思，也还进行深深的自责。在一首题为《拟古决绝柬友》的〔木兰花〕中他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事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诗人以一个被抛弃的少女的口吻进行诉说，充满了哀怨，以“只如初见”开头，表明对负心人的爱恨交集的复杂心理，以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典故，指责“锦衣郎”负心薄情、忘恩负义，违背了两人当日所订的“比翼连枝”的誓言。这些话站在对方立场说出，更表明了他的自责之痛。他在一首〔少年游〕的词中说：“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更是表明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得已的难言之隐。他想通过对自己的指责，求得减轻精神的压力或得到解脱，他越是指责自己，越是说明了他内心的痛苦程度。他在词中，还对自己的遭遇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有首〔昭君怨〕：“深禁好春谁惜？薄暮瑶阶伫立，别院管弦声，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谢，绣背春寒今夜。寂寂锁朱门，梦承恩。”作者长期出入皇宫深禁，深深了解被封锁宫禁中的宫女的痛苦，以她们的痛苦作背景寄寓自己的感情。不仅如此，他在一首〔阮郎归〕中说：“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钦牛津，相对忘贫。”在这首词的上阙中，他愤愤地发问上苍，把一对有情人隔作两处，使他们痛苦相思却不能相亲，自然界美好的春天让谁享受？在下阙他连用三个典故，来表明自己也要为了爱情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即使天上人间亘隔也在所不惜，甚至宁愿抛弃现有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而换取与心上人的“清贫厮守”。当然对于以上词中所述的爱情经历，我们不能完全就断定一定是作者的个人亲身经历，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由此看出纳兰性德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最低限度也说明了他对那些为争取婚姻自由、个人幸福而敢于挑战，并不顾一切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男女还是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赞扬。而纳兰性德这样的“贵介公子”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也属难能可贵。纳兰性德还写过许多表现夫妻爱情的词，同样也可表明他的爱情观。他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原配卢氏死得很早，有关她家庭和个人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是从纳兰性德19岁时所作的七绝《艳歌》中有“欢近三更梦短休，一宵才得半风流”等记叙夫妻闱中秘密情节的诗句表明，此时他已结婚。从他悼亡妇的词表明卢氏逝于康熙十六年暮春，这年纳兰性德23岁，由此推断，他们仅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之后，纳兰性德又续娶了继室官氏。有关他两次婚姻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从他记录和描述婚后生活的词章可以看出，他与卢氏、官氏夫妻之间感情甚笃，婚后生活甜蜜幸福，为此，他曾写下过很多表现美好生活和夫妻恩爱的词章。纳兰性德作为康熙宠信的殿前侍卫，经常要入宫当值或随皇上巡视、狩猎，这样能厮守在家的时间就不多了。因此，他常填一些思念家室的词作。如〔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冷溶溶，恰与个人清晓画眉同。 红烛泪，青绫被，水沉浓，却与黄茅野店听西风。”词的上阙，作者回忆在家与妻子两情浓浓的情景，下阙则实写客居的孤寂。又如在题为《萧寺纪梦》的〔寻芳草〕中写道：“客夜怎生过？梦相伴，绮窗吟和，薄嗔佯笑到：若不是恁凄凉，肯来么？ 来去若匆匆，准拟待晓钟敲破。乍偎人，一闪灯花堕，却对着琉璃火。”这首词则明显表现自己客居佛寺，在梦中与妻子相会，由妻子“薄嗔佯笑”地责怪，体会出夫妻紧偎、情意缠绵的甜蜜幸福，可一梦醒来，面对佛寺中的“硫璃火”，更感凄凉萧索，惆怅有失了。他还通过想象妻子思念自己的情景，表现这种心情，使感情更加突出真切。有首〔南乡子〕《捣衣》这样写道：“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 支枕怯空房，且拭清坫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这首词写了当丈夫出门在外，妻子独守空房，思念征夫的悲苦心情和凄凉情景。在纳兰性德与卢氏的几年夫妻生活中，两人建立的恩爱感情，一直使他难以忘怀。卢氏去世后，他写了许多悼亡词，其中所表现出的真挚感情和凄婉悱恻的格调同样催人泪下，如在《金缕曲》中他说：“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在〔摊破浣溪沙〕中他说：“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就是多年后，他仍写道：“此情已自成回忆，零落鸳鸯，十一年前梦一场。”充分说明了他对卢氏的爱情始终没有淡薄。从以上表现夫妻之情和悼亡的词中，虽可看到纳兰性德忠于爱情的可贵品质，但词作的令人伤感的情调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写爱情写得那么哀婉悱恻是不是另有用意？纳兰性德深得词贵婉曲、忌浅露的要旨，因此他在词中会不会以曲笔方式表达深意？或是情另有所寄？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知道，即使在封建社会，表现婚外爱情的诗词写得太多太露也会招人非议甚至谴责，但如果是表现夫妻爱情则另当别论，至于悼亡之作更可尽情抒发内心情感，他借对卢氏的思念抒发内心的真实感情，不是没有可能。诸如此类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1） 《清史稿》本传（2） 昭櫣《啸亭杂录》卷九（3） 徐乾学《通志堂集·序》（4） 《通志堂集》卷十五《渌水亭杂识一》（5） 徐乾学《通志堂集·序》（6） 《清史实录》（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七十七《渌水亭杂识·跋》（8） 俞樾《小浮梅闲话》之十八《曲园杂纂》（9）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54页，矅蝯《红楼佚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0） 钱静方《红楼梦考》

纳兰的词多以爱情为主，可以以时间为线，不同时期的用词、风格的变化，也可以从词的不同类型来写，纳兰以小令见长，可以着重写。不过还是要看你是想从情感内容写纳兰的感情世界呢?还是就词来写他的用词等造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