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杂志刊首文章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青年文摘》是一本面向全国、以青少年为核心读者群的文摘类综合刊物。《青年文摘》刊物集萃来自报纸、期刊、图书等大众媒体的名篇佳作，其中不乏好文章。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青年文摘》杂志好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我诚实,我大概必得承认,大部分爱情都是鸡肋。远远闻到油香扑鼻,凑近看到金黄灿烂,啊呜一口下去:没肉。鸡大腿哪里去了?别人嘴里。

除非很饿,到了“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分上,大概谁也不会对爱人满意无比:她是葱油饼的淳朴情意,确实抵不上比萨营养丰富、分量十足;她是生鱼片的纤薄如纸,怎比得了红烧鱼翅那浓厚到几乎深刻的口感。

不满意会不会有蠢蠢欲动?前几天,才有女友向我哭诉:“男人都是花心的。”

我沉吟一下,从容答道:“其实女人也花心。”人的心,确实是世上最不安定的事物。

欲动,不见得就一定能动。大部分人,绮年玉貌时代也不见得几万人追,有个条件相当的也就在一起了,青春的荷尔蒙会辅助他们促成爱情。对只有五块钱的人来说,是吃一个汉堡还是吃一个汉堡再加一包薯条和一杯冰激凌?这问题不存在。但如果有五百万,让他天天吃同一份盒饭,是否太残忍,每一顿饭都是天人交战,每一口都是不甘在口里翻腾。同理,是与同一个人白头到老,还是一生里不断分花拂柳?首先是命运的安排,然后才是人的意志。

每一段感情,走进或者走出,都不是纯粹情与性的事。他们在何种情况下相遇,他或她,要的是一个床上的伴侣、心之爱人、体面带得出的装饰抑或一个命运的契机?而那感情之外的诱惑呢?有没有可能是一生罕遇的真爱,是承诺给你的玫瑰园。

因此,不必妄说固守,也别对艳遇抱奢想。就个性来说,人必须相信自己以及爱人;但就人性而言,人其实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未知值太多,得不出结论,我只能说:指责容易自省困难。骂人家红杏出墙或者有钱就变坏不过动动嘴皮,守身守心,是一项长期抗战。

出国的日期逼近了,在即将登机前往日本的头天中午,我却接到从北京传过来的信息说,此地的有关机构,将我的入境签证错签至一个多月之后!心头鼓胀着冲日本人发飙的怒火,我对的士司机说出目的地的时候,觉得自己口中吐出的火气,足以令空气熊熊燃烧。

司机是个50岁上下的多话的汉子,他不合时宜地问道:“你是要赶去花园酒店吃大餐吗?”我没好气地反问:“都两点多了,还有大餐吃吗?”“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日本领事馆!”我没做声,此时我没有聊天的欲望。

司机却不理会我的沉默,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一些去日本的客人坐我的车时说,他们在日本的宾馆里,用别人一时发现不了的行为,发泄对‘二战’时日本人带给我们伤害的仇恨。”我仍不搭腔,国人的民族情绪我理解。

司机继续发表他的意见:“假如你去日本,你一定要为国争光。”心有所动,我问:“争什么光?怎么争?”司机答:“把‘文明礼貌’四个字带过去,让日本人看看我们的五讲四美。”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我定定打量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广州人,这个终日为如何揽到更多客人而绞尽脑汁的普通司机,这个或许在生意清淡时,也曾动过小心眼,拉着生客绕路赚小钱的谋生者,此刻他爱国,他希望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形象自信、干净、文明。

用酒店洁白的床单擦皮鞋,走在大街上动不动就大骂“小日本”……我们的一些同胞喜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甲午海战、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留给我们的创痛与耻辱。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的低级表达,没有谁会在乎你,更没有谁会畏惧你—因为它是没有力量的。

仿如一股清凉沁入肺腑,我的心头溢满了温馨宁静的芳香。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肩头与心头一下子有了沉甸甸的重量。车到目的地,我握着司机的手,郑重其事地说:“我答应你,为国争光!”司机得到我的承诺,连连说:“谢谢,谢谢!一路平安!”

日本领事馆以最快的速度,为我重新办好了签证。我心境平和地对对方说:“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对方的脸上,满是意外、惭愧以及感动。

次日,北京时间14点55分,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等待日本海关验证时,我一抬头,一个大字招牌赫然入目,上面用大大的中文写着:“日本欢迎您!”下面才是小了几号的英文对照。我相信,这几个字一定会让每一个中国游客怦然心动!

国力的强盛,于国人是尊严、是底气、是自信。而这,才是中国的力量。

国有国徽,校有校徽,厂有厂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们家的家徽是一条鱼,一条画在门板上的鱼。那条鱼画得很笨拙,线条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是条鱼而已。

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弟兄四个,个个都是身高马大的男子汉。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温饱。

一天夜半,父亲起来小解,发现一个人影蹿进了厨房,他便喊叫起来,同时马上守住门口。不一会儿,父亲弟兄几个都起来了,他们点着灯,拿着大木棒子和斧头,仔细地搜索着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厨房的旮旮旯旯都搜遍了,却没发现人。弟兄几个说父亲定是半夜眼花,父亲赌咒发誓说肯定有人,还在争辩时祖父来了,祖父让儿子们都去睡觉。等他们兄弟走了后,祖父走到水缸边,敲敲盖子,说:“你不用躲了,出来吧。”只见这时水缸里水淋淋地站起一个人来,这人一手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色,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哩。

祖父望着窃贼,叹口气说:“算了,你走吧,要是让我的儿子们看见了,你今天非残废不可。 ”

贼傻望着祖父,他不敢相信祖父就这样轻易地让他走,但祖父分明是平静地挥了挥手,贼便从水缸里爬出来,祖父又把那水淋淋的米袋子交给他说:“带上它吧,它可帮你家度几天日子。”贼要说什么,却眼眶红了,低着头,提着米袋子往外走,走到门口,“慢着,”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你拿这钱去做个小生意,再也不要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了。 ”

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斤多的鲜鱼,祖父先是感到奇怪,但马上他猜到是那贼送来的,那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自此以后,我家门环经常出现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父亲他们感到奇怪,祖父便舒缓地向父亲弟兄们讲起鱼的来历。

大约吃了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安,说人家是小本经营,别吃垮了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守候着,一直熬了三个夜,终于让祖父遇见了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一个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亲他们听得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家门上刻一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再送鱼,就用这条刻下的鱼替代好了。

于是,我们家照祖父的意思,每次修屋或换门时,都保留这鱼的图案。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家徽。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非常详细哦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