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乐大典文献综述的论文

1.历史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2.历史人物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签。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 )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 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1.《洞口高沙方言中的三分指示代词及其他》，《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2.《〈佛国记注译〉指疵》，《安顺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3.《〈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商补》，《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札记》，《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5.《训诂学的开拓性硕果》，《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6.《〈清平山堂话本〉补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7.《释“管押”》，《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8.《谈〈说文解字〉对声符示源功的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9.《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奠雁”习俗》，《文史杂志》1998年第5期；10.《从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的关系看声符示源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2期；11.《〈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12.《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及其研究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9年第5期；13.《“年龄”探源》，《语文月刊》1999年第11期；14.《〈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再补》，《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15.《“二程语录”词语小札》，《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16.《元明剧曲中“耨”的词义文化探源》，《汉字文化》2000年第2期；17.《释“不间”》，《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18.《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述评》，《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19.《王力先生有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5期（2000年9月）；20.《〈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指瑕》，《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21.《语言与文化的深层融合——读〈古汉语文化探秘〉》，《台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2.《黄侃在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23.《从“陆九渊语录”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疏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24.《〈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问题》，《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25．《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26.《宋儒语录二种点校指瑕七则》，《书品》（中华书局）2001年第2期；27.《形声字声符示源现象中的若干特点》，《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2期转载；28.《市语研究的硕果》，《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29.《人名禁忌及其文化内涵》，《华夏文化》2001年第1期；30.《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价值论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31.《“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32.《历代万卷楼及其藏书》，《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33.《读〈元本琵琶记校注〉札记》，《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34.《杨树达先生有关“形声字声中有义”之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8期（2001年6月）。35.《〈寒山诗注〉札记》，《书品》2002年第1期；36.《“馒头”的传说及其语源辨正》，《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37.《中国古代的石经及其文献学价值》，《华夏文化》2002年第1期；38.《〈古代汉语〉教改初探》，《大学教育教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39.《从词源学史看宋代“右文说”的学术背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40.《〈清平山堂话本〉词语选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2期；41.《“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辞书研究》2002年第4期；42.《关于声符示音功能研究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版）2002年第1期；43.《中古佛经词语零札》，《广州华苑》2002年第2期；44.《谈明清俗语辞书在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45.《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语文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46.《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7.《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新创获》，《广州华苑》2003年第1期；48.《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台州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49.《解读故训材料的科学方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4期；50.《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51.《〈风月锦囊笺校〉词语札记》，《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52.《从汉民族思维特点看声符示源的理据》，《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53.《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唐都学刊》（社科版）2003年第3期；54.《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暨南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5.《中古佛经释词四则》，《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56.《〈小学考〉的学术价值》，《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7.《读明清俗语辞书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58.《面对新世纪的训诂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9期。59.《明代歌曲释词三例》，《中国语文》2003年第6期。60．《〈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简评》，《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61．《一部富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62.《当代权威词典应重视明清俗语辞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6期（2003年12月）；63.《解读〈孟子〉同义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6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四辑（2004年1月）；65.《〈文史文献检索教程〉（介绍）》，《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2期；66.《〈古辞辨〉在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方面的成绩与不足》，《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特刊；67.《汉语成语的佛教渊源》，《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8.《释“诅”》，《广州华苑》2004年第1期；69.《〈风月锦囊笺校〉补议》，《陇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70.《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回顾》，《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71.《佛经音义研究的力作》，《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72.《〈尔雅·释诂〉郭璞注中的双音词》，《古籍研究》2004年卷上（总第45期）；73.《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的辨释价值》，《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74.《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汇》，《华夏文化》2004年第3期；75.《〈慧琳音义〉中的词源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76.《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暨南学报》2004年第6期；77.《当代大型辞书书证晚出词条举例——以见于明代歌曲中的词语为例》，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9期（2004年10月）；78.《近代汉语研究的世纪总结》，《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11期；79.《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80.《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方法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辑，2004年12月；81.《面向应用语言学的汉语词源研究刍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2.《话说“凤凰”》，《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83.《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84.《中古佛经词义抉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5.《中古佛经中的委婉语考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6.《墓志的语言学阐释》，《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期；87.《〈齐民要术〉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8.《郭璞的语言学成就》，《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9.《中国古代宗庙称谓词义辨析》，《广州华苑》2005年第1期；90.《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指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91．《〈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求》，《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3期；92.《“牵砻”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93.《魏晋至唐五代笔记杂著中的词源探讨略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94.《郭璞〈尔雅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95.《古代的“巫”及相关职业》，《华夏文化》2005年第3期；9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97.《〈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求》，《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98.《历史上的汉语教科书——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书品》2005年第6辑；99.《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数词词素参与构成的詈词特点及其语源分析》，《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100.《〈抱朴子内篇〉词语零札》，《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6期；101.《面向海外兼读制研究生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暨南高教研究》2005年第2期；102.《十年来道教典籍词汇研究综述》，《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二作者）；103.《杨树达先生汉语词源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2005年1月；10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述评》，《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05.《佛经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2005年12月）；106.《佛经音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书品》2006年第1期；107.《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断想》，《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2期；108.《〈汉语缩略研究〉读后》，《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109.《宋代笔记〈云麓漫抄〉中的语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110.《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尝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111.《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112.《理据——语言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113.《〈古辞辨〉简论》，《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114.《专书词语考释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15.《〈抱朴子内篇〉词语小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116.《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调查与对策》，《暨南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117.《〈南村辍耕录〉与汉语史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九辑，2006年12月 （第二作者）；118.《“打牙祭”探源》，《黔南民族师院学报》2007年第2期；119.《品读〈语文丛稿〉》，《书品》2007年第3辑；120.《颜师古〈汉书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2期；121.《玄应〈众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述评》，《语文研究》2007年第3期；122.《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123.《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贵州文史丛刊》2007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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