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嫌受贿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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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字的不算是论文

受贿罪是刑法中一个很重要的罪名,但也是在理论界有较大争议和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的一个罪名。以下是我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受贿二十万案例，欢迎大家前来阅读!受贿二十万案例篇1 从广州市黄埔区法院获悉，原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流溪河林场五级职员(正处级)张庆平受贿案前日公开审理。被告人张庆平承认全部犯罪事实，退还赃款并乞求法院轻判。据悉，张庆平案仅是广州林园系统窝案的其中之一，该系列腐败窝案涉案官员共13人。 全部承认犯罪求轻判 7月15日上午，现年59岁的被告人张庆平出现在黄埔区法院的法庭上。而此前，因患有严重高血压疾病，张庆平以“身体欠佳”为由，在开庭前一直为取保候审，其间数次住院治疗。 据控方材料显示，被告人张庆平。2002年至2011年，张庆平在先后担任本市国营增城林场党委书记、场长和广州市流溪河林场场长，利用主持国营增城林场全面工作、广州市流溪河林场行政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增城市工程项目承包人江月南、从化市工程项目承包人黄开冠(均另案处理)在承接林场工程方面提供帮助，为承包经营广州市流溪河森林公园宾馆的冯建军(另案处理)在日常管理及人员调动方面提供帮助，从中多次收受江月南、黄开冠、冯建军贿送的好处费共人民币207000元。 2013年1月16日，张庆平到黄埔区检察院投案自首，后退缴全部赃款及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302000元。同一天，张庆平被取保候审。 庭审当天，张庆平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全盘承认，最后乞求法院能够轻判。本案将择日宣判。 包工头行贿拉3官员落马 在张庆平一案中，行贿人、广州林场包工头江月南的“关系网”最广泛。根据黄埔区法院提供的江月南贿赂案判决书，至少有3名涉案官员曾收受江月南的贿赂，江月南去年底因行贿罪获刑2年。 2002年至2011年期间，江月南为取得国营增城林场和国营梳脑林场相关工程项目的 承包合同 ，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得到关照，先后多次向历任国营增城林场党委副书记、梳脑林场场长、国营增城林场党委书记郭汉湘贿送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向历任国营增城林场副场长、场长、国营梳脑林场场长叶宜金贿送现金共计人民币24万元。 此外，2005年9月、2006年至2007年的 春节 、 中秋节 期间，江月南多次向时任广州市林业局副局长谢左章贿送人民币共计40万元。 今年4月，中共广州市纪委在定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广州林业和园林系列腐败窝案涉案官员13人，包括历任广州林业和园林局党委书记、从化市长郭清和等。 受贿二十万案例篇2 2012年3月22日，周某、张某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的过程中，主动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周某在案发后，主动退出全部赃款人民币20万元。 法院认为，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其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共同侵吞公款，亦构成贪污罪，应对周某予以数罪并罚。周某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的过程中，主动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其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归案后主动退出全部赃款。张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构成行贿罪，但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的过程中，主动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盐田法院遂对两人分别作出5年6个月及1年6个月的判决。 受贿二十万案例篇3 43岁的原朝阳区环保局副局长贾秀军因涉嫌受贿20万元，朝阳法院于日前作出一审判决:贾秀军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贾秀军于2000年，利用其担任朝阳区环保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通过他人为李建明介绍“北京北辰热力厂”、“北京望京蓝天供热中心”等用煤客户。2002年2月，贾秀军收受李建明好处费人民币20万元，之后用受贿款在朝阳区黄港乡黄港村为个人建房使用。2005年4月21日，贾秀军投案自首。 受贿二十万案例篇4 原通州区民政局局长郭辉受贿20万元向纪委主动投案，被通州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据介绍，47岁的郭辉原任通州区民政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兼通州区民委主任。2004年下半年，郭辉在担任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北京市乾岩城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漷县镇开发自住楼项目提供帮助和关照，收受该 公司法 定代表人禹建强人民币20万元。2009年6月22日，郭辉到通州纪委投案，并主动退缴20万元赃款。 检方认为，郭辉受贿数额巨大，20万元已经是受贿罪立案标准5000元的40倍，一审法院量刑明显不当。同时检方还认为，郭辉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到纪检部门反映问题，直到禹建强案发并供出郭辉受贿的事实后才迫于压力到纪委投案，其实是采取了一条自保之路，这与主动投案有所不同。 受贿二十万案例篇5 今年审计署发布的第22号公告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郭超等人违规审批，将合肥创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亿公司”)受让的480亩土地由综合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造成国有土地出让收益流失。创亿公司随后以合作开发的名义，将以上土地非法转让牟取暴利。 郭超等人没想到，一起近10年前、他们以为能瞒天过海的交易竟被审计人员查了出来。公告发布前，郭超已经被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核减的不良资产牵出600亩土地问题 2004年，在某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审计现场，审计人员查阅账册时发现，一家名为创亿公司的3300多万元不良贷款，被该资产管理公司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国有资产由此损失了1300多万元。 审计人员的疑问是，资产管理公司低价转让创亿公司贷款的依据是什么?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人员解释，他们处置的主要依据是安徽省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偿债能力评估 报告 。该评估报告显示，在对创亿公司名下合肥市高新区两地块(合计亩)土地使用权评估时，评估师以3600多万元土地出让金拖欠3年未缴、土地权属尚无法确定为由，仅按预付款1200万元确定其评估值。 预付1200万元取得的600多亩土地仅由于交不了尾款，就认定土地权属无法确定、评估价值仅为1200万元?这个不符合逻辑的说法背后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审计人员不禁心中打起了问号。 仔细调查后，审计人员发现这家企业名下除有一家俱乐部酒店外，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并且负债累累。可这样一家净负债企业是如何拿到600多亩土地的呢?带着这些疑问，审计人员来到了创亿公司，但相关人员表示，公司的情况只有公司负责人知晓。该负责人却一直拒绝与审计组接触，审计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创亿公司拿地的来龙去脉 通过延伸审计，审计人员逐步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该公司一本残缺不全的会计凭证后面，审计人员发现了一份2001年创亿公司与浙江一家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显示创亿公司以合肥市高新区两块地中的480亩土地参股，与A公司合资成立公司共同开发房地产。其中，A公司占股99%，创亿公司占股1%，创亿公司持有的480亩土地作价亿元。 双方约定，2002年以前A公司向创亿公司支付全部土地价款，土地价款付清后，创亿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经营，不分红利及不承担亏损。 480亩土地就这样被卖给了A公司，其中会有些什么蹊跷?审计人员决定到A公司一探究竟。 时至今日，审计人员仍记得当年在A公司发生的一幕。审计人员正在研究A公司提供的资料时，该公司财务总监的手机突然响了。等他接完电话回来，一脸愠色，一把抢回审计人员正在审读的票据，几把就撕成了碎片，一边撕还一边骂骂咧咧。窗外建筑工地上的几个男子也手持棍棒，聚集到门外，挑衅地看着屋内。 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审计人员在一番说理后，决定先暂时离开。这非常之举不仅没有吓退审计人员，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一查到底的决心。继续调查后，他们逐步弄清了该土地出让及转让的来龙去脉。 资料显示，1997年2月，创亿公司注册成立。成立不足一月，创亿公司就向有关单位提交了申请，拟在合肥市高新区投资建设项目。同年3月，创亿公司以项目建设的名义与合肥市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创亿公司以每亩8万元的价格受让高新区两块共计亩的土地，土地总价款4870余万元。1997年至1998年间，创亿公司仅支付了其中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余下3600多万元一直拖欠至今。虽未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但创亿公司仍于2000年4月顺利取得了相关地块的土地权证(土地用途为综合、使用年限50年、容积率小于)。 取得两块土地后，创亿公司在其中一个地块上投资兴建某俱乐部酒店。1999年9月，为了筹集酒店建设资金，创亿公司以另一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500万元。由于后期创亿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2001年年初创亿公司抵押资产被法院查封。 创亿公司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卖地还债。于是，创亿公司与A公司取得了联系，希望将两地块中的480亩土地卖给A公司。由于直接卖地给A公司是非法的，双方便采取了“合作开发”的方式。A公司提出了合作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将480亩土地权证办到A公司名下;第二，必须将用地性质由综合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第三，必须缴清土地出让金并提供财务凭证。 经过这样一来二去的“操作”，同样的土地，有了不同身价。创亿公司受让两块地时每亩土地出让金仅8万元，A公司却要按每亩约27万元的价格向创亿公司支付土地款，总额差价高达9200余万元。 2001年，创亿公司将上述480亩的土地由综合类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容积率由小于调整到小于、土地使用年限由50年延长至70年。随后，A公司向创亿公司的关联企业支付了全部土地价款，480亩的土地使用权也变更到了A公司名下。 事情的发展逐渐清晰，创亿公司没有足额缴纳初始的土地出让金，却领到了土地证;没有缴纳因改变土地用途及容积率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却顺利地将土地性质改为商业住宅类用地、提高容积率并进行了土地权属变更，最终获得了巨额收益。 为了20万港币，让国家遭受巨额损失 审计人员随即组织力量展开全面调查。 三个蹊跷的细节在审计调查过程中逐一浮现：一是合肥市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一份材料中，说明“综合类用地转为商业类用地不属于改变用途，无需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是创亿公司剩余未开发土地中的亩土地不仅没有无偿收回，反而被划拨给另一个单位，并要求用地单位按780万元总价以“土地补偿款”名义支付给创亿公司;三是创亿公司仅缴纳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有关部门却开具了5000万元的 收据 。 土地用途、使用年限、容积率就这样轻易地说变就变。审计人员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加快了查证的进度。结果表明，所有的证据都隐约指向一个人——合肥市人大会副主任、原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郭超。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审计署将上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进行了移送，检察机关查实，创亿公司负责人通过倒卖土地违法获利近亿元，为此向郭超行贿20万元港币。在郭超的压力和批示下，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创亿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

备注：首先这篇论文写得很详细，你需要仔细阅读后给予剪辑，有些地方可以换成自己的语言，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指导老师说以有抄袭的嫌疑，参考文献可摘要可以搜索相关的书籍即可，最后希望可以帮到你，祝你成功，切记：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大片抄袭，多用自己的语言代替效果最佳。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